吴思敬:怀念诗坛的世纪之树——郑敏
怀念诗坛的世纪之树——郑敏吴思敬 “九叶派”诗人郑敏先生1月3日清晨,当郑敏先生的女弟子章燕,通知我郑敏先生仙逝的消息,我瞬时惊呆了。郑敏尽管已是百岁老人,但我印象中她只是年老,而没有大病,以她的身体状态,肯定还能再挺几年。但不幸的消息还是传来了,我陷入了深深的哀思之中。郑敏是中国当代诗坛的一个奇迹。从1939年进入西南联大,在冯至先生引领下写出第一首诗,直到21世纪初,她从事诗歌写作70余年,真可谓是中国诗坛的一株历经风霜雨雪依然丰茂挺立的世纪之树。在上世纪90年代,郑敏写下了《我的爱丽丝》一文,将自己数十年来诗歌创作的心路历程娓娓道来,这是20世纪一位富有代表性的中国知识分子所经历的精神旅行。尽管几十年来历经各种挫折、坎坷与磨难,但不论是在贫穷、战争,还是在浊流、浩劫面前,对于郑敏而言,诗歌就是她内心深处、深埋在无意识中的那个小女孩——爱丽丝,宁静、安谧,任凭风霜雨雪都不能伤害到她。心中的爱丽丝在冥冥之中指引着郑敏的诗歌之路。1939年郑敏考入西南联大,进入哲学系。西南联大名师云集,其中有两位老师对她的人生与创作道产生了重大影响。这两位老师一位是她的德语老师冯至,1942年当她把自己的第一首诗呈送给冯至先生的时候,冯至说了一句话:“这是一条很寂寞的路。”这句话让郑敏对未来的命运有了充分的精神准备,从此她以寂寞的心境迎来诗坛的花开与花落,度过了生命中漫长的有诗与无诗的日子。另一位老师是哲学家冯友兰。郑敏听过冯友兰先生讲“人生哲学”课。冯先生把人的精神世界概括为由低而高的“四大境界”:自然境界、功利境界、道德境界、天地境界。郑敏在西南联大听了冯友兰先生的人生哲学课后,她体会到:“只有将自己与自然相混同,相参与,打破物我之间的界限,与自然对话,吸取它的博大与生机,也就是我所理解的天地境界,才有可能越过得失这座最关键的障碍,以轻松的心情跑到终点。”晚年的郑敏曾说过:“写诗要让人感觉到忽然进入另外一个世界,如果我还在这个世界,就不用写了。”进入新世纪后,她在《诗刊》上发表《最后的诞生》,这是一位年过八旬的老诗人,在大限来临之前的深沉而平静的思考:
许久,许久以前正是这双有力的手将我送入母亲的湖水中现在还是这双手引导我——一个脆弱的身躯走向最后的诞生……一颗小小的粒子重新飘浮在宇宙母亲的身体里我并没有消失,从遥远的星河我在倾听人类的信息……
面对死亡这一人人都要抵达的生命的终点,诗人没有恐惧,没有悲观,更没有及时行乐的渴盼,而是以一位哲学家的姿态冷静面对。她把自己的肉体生命的诞生,看成是第一次的诞生,而把即将到来的死亡,看成是化为一颗小小的粒子重新回到宇宙母亲的身体,因而是“最后的诞生”。这种参透生死后的达观,这种对宇宙、对人生的大爱,表明诗人晚年的思想境界已达到其人生的峰巅。应当说,从踏上诗坛的那天起,郑敏就显示了她与同时代诗人的不同。以同属于九叶诗派的女诗人陈敬容为例,陈敬容的诗是忧郁的少女的歌吟,郑敏则是静夜的祈祷者。以同是西南联大诗人的穆旦、杜运燮为例,郑敏的诗中没有入缅作战的《草鞋兵》的坚韧,也没有“滇缅公路”上的硝烟与灰尘,更没有在野人山的白骨堆上飘荡的“森林之魅”。但是郑敏有自己的东西,那就是哲学的沉思与人文的气质。用郑敏自己的话说,就是以哲学作为诗歌的底蕴,以人文的感情为诗歌的经纬,这是郑敏得自冯至的真传,亦是理解郑敏诗歌的切入点。如果说“以哲学作为诗歌的底蕴,以人文的感情作为诗歌的经纬”,标志着郑敏诗歌的精神境界与思想高度,那么“使音乐的变为雕刻的,流动的变为结晶的则代表了郑敏诗歌的独特的艺术追求与艺术风范。郑敏的诗歌具有一种里尔克式的、深沉的、凝重的雕塑之美。在郑敏的诗中不时会有着光洁的雕塑般质感的意象出现。在前期的代表性诗作《金黄的稻束》中,她提炼出一个现代诗歌史上的经典意象——“金黄的稻束”。诗人把站在秋后田野中的稻束,想象为有着“皱了的美丽的脸”的“疲倦的母亲”的雕像,很自然地就把金黄的稻束与博大的母爱联系起来。进而诗人又用“收获日的满月”为这座雕像抹上了光辉,用暮色里的“远山”为这座雕像添加了背景,而始终伴随着雕像的是“静默”,正是在静默中,在对历史的回溯中,让人感到了母爱的博大与深厚。在当代女性诗人中,郑敏突破了女性写作仅仅关心消解男权、解除性禁锢、自由发挥女性青春魅力的层次,在默想与沉思中达到了一种新的高度。郑敏不仅是中国现代诗歌史上的一位重要诗人,同时也是一位重要的诗歌理论家,这在现代女诗人中尤为难得。对郑敏来说,对诗歌理论和西方文论的研究不仅是高校教师的职业要求,更是她人生的需要。在郑敏看来,诗歌的创作与理论的探寻,是一个硬币的两面。她的诗歌有浓郁的哲学底蕴,她的论文又不同于普通的哲学著述,有明显的诗化色彩。郑敏的诗歌理论著作,偏重内心沉思,凝结着她丰富的诗歌创作实践,贯穿着对宇宙、自然和人的哲学思考,力图把把深厚的民族文化积淀与西方诗歌的现代意识交织在一起,是中国新诗理论建设的重要成果。郑敏的诗学思想十分丰富,就对国内诗歌理论界影响最大的几点而言,主要包括对诗歌创作无意识领域的开掘、对诗歌内在结构的研究、对于德里达解构主义的关注与诗歌语言问题的探讨、对新诗应当继承古代诗歌优秀传统的思考等。作为有70余年创作经历的老诗人,作为对中西哲学和文学理论有充分了解的学者,郑敏提出的命题都是经过她认真思考的。她对古典诗歌优秀传统的断裂由衷地痛惜,她对当前新诗创作状态的不满和批评,实际上体现了她对中国新诗的深厚情感与生命深处的渴盼。她由接受冯至的启蒙和现代主义的洗礼开始新诗的写作,到经由后现代主义向古典诗学传统的回归,这随着20世纪文化思潮划出的诗歌与诗歌理论的运行轨迹,本身就能给人们以足够的启示。郑敏先生是我的长辈,从年龄上说,她只比我的母亲小两岁。我从粉碎“四人帮”以后不久,便认识了郑敏先生。她的慈祥、敏锐与渊博,给我留下了深刻的印象。此后由于工作关系,我曾多次带研究生访问郑敏先生。听她讲诗,讲述她的人生经历,在谈完正题后,她又会和我们谈起诗坛,谈起社会,谈起教育,谈起全球生态环境,无怪乎她的家人称她是“忧国、忧民、忧地球”了。郑敏,这位生命力超常旺盛的诗人,创造的信念就像太阳那样明亮,任凭岁月流逝,世事变迁,她那颗不老的诗心总会应合着时代跳动着,给我们留下美好的期许。如今这位百岁长寿的诗人仙逝了,但她生命的奇迹,她在耄耋之年依然保持的创造激情,她为我们留下的光彩的诗篇和诗论,将永远镌刻在中国当代诗歌史上,也将永远铭刻在我的心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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