东亚视域中的汉学研究与中国文学的世界化进程——韩国汉学家朴宰雨教授访谈录
东亚视域中的汉学研究与中国文学的世界化进程——韩国汉学家朴宰雨教授访谈录①
汉 学 家 简 介
朴宰雨，生于韩国锦山，韩国汉学家、翻译家、散文家、国际知名学者。现为韩国外国语大学荣誉教授兼博士生导师、陕西师范大学人文科学高等研究院特聘研究员、中国教育部国家级人才讲座教授，兼任中国社科院季刊《当代韩国》韩方主编、国际鲁迅研究会会长、世界汉学研究会（中国澳门）理事长、韩国世界华文文学协会会长，曾任韩国中国现代文学学会会长、韩国中语中文学会会长、韩国文学翻译院理事、韩国外国语大学研究生院院长等职。著有《〈史记〉〈汉 书〉比较研究》《韩国鲁迅研究精选集》 《韩国的中国现代文学研究通论》等，译有《中国现代小说流派史》《鲁迅与现代中国》《中国当代十二诗人代表诗选》等， 曾担任“中国鲁迅研究名家精选集”丛书 （十卷本）韩文版主编。
访谈人：张乃禹
受访人：朴宰雨（PARK JAE WOO）
访谈按语：朴宰雨，著名汉学家，韩国外国语大学名誉教授，现为国际鲁迅研究会会长同时兼任中国社会科学院《当代韩国》韩方主编、世界汉学研究会（中国澳门）理事长、陕西师范大学人文高等研究院特聘研究员、中国教育部国家级人才讲座教授, 曾任韩国文学翻译院理事、韩中专家共同研究委员会社会文化组组长、东亚文学论坛组织委员、 韩国中国现代文学学会会长、韩国中语中文学会会长。作为世界知名的汉学家和翻译家，朴宰雨首倡在“东亚文化共同体”中构建“东亚鲁迅学”的学术构想。
本文以东亚视域中的汉学研究、国际鲁迅研究和中国文学学术世界化为中心话题，对朴宰雨教授进行了专访。朴宰雨在回顾学术研究历程的基础上，重点阐述了海外汉学的研究现状与发展趋势、国际鲁迅研究会成立的缘起及其对鲁迅研究世界化的推动、中韩文学交流现状与展望、东亚文化共同体的方法论意义、东亚视域中文学融合发展的困境与可能性、韩国文学世界化的经验启示、中华学术世界话语权的谋求路径、海外汉学研究与中国文学学术世界化的互动及其逻辑关系等问题。朴宰雨教授的深刻见解为中国文学和中华学术的世界化进程，提供了一个可资镜鉴的东亚视角。
张乃禹（以下简称张）：朴教授好！首先非常感谢您百忙之中抽出时间来接受我的访谈。众所周知，您是国际知名的汉学家、翻译家。研究领域由古及今，在海外汉学、国际鲁迅研究和文学翻译方面都卓然有成。首先请您谈一谈什么机缘巧合促使您学习中文并从事中国文学研究？
朴宰雨（以下简称朴）：我的祖父和父亲都具有一定的儒学造诣和儒家思想情结，可能是缘于这种家族传统的影响，我高中时就对汉文产生了浓厚的兴趣。从屈原的《渔父辞》，到韩愈的《师说》，都曾深深地吸引了我。但真正改变我命运走向的，是我的大学时代。1972年尼克松访华，中美关系解冻，当时我认为中韩关系也应该会相应的走暖，于是就选择了首尔大学中文系，这一选择成为我以后人生道路的关键节点。大学期间，学习的基本都是四书五经、唐诗宋词等古代文学，比较乏味。而且当时正值朴正熙独裁时期，在参加民主化运动的过程中，学报社的一位同学请我写一篇“鲁迅的文学与思想”的论文，当时第一次听到鲁迅的名字。虽然相关资料比较匮乏，还是经过多方搜集，写出了这篇论文，从那时起算是我真正开始了中国文学研究。
张：据我所知，您后来到台湾攻读博士学位，您的博士论文题目是《<史记><汉书>传记文比较研究》，请问您如何将研究重心从中国古代文学转移到中韩近现代文学？
朴：大学毕业后，我想继续研究鲁迅与中国现当代文学。但只有一个途径，那就是攻读硕士和博士。当时有两种选择，一是继续在韩国读硕博，二是去台湾留学，后来决定去台湾。但到了台湾之后，发现现当代文学是研究禁区，能够研究的都是《诗经》、《左传》、宋朝以来的文学理论、李白诗、东坡词等古代文学内容。写硕士论文的时候，跟指导老师商量之后的结果是决定写有关《史记》的研究论文，正好鲁迅在古代文学中评价最高的也是“史家之绝唱，无韵之离骚”的《史记》。后来博士论文又将内容扩充了一下，加入《汉书》的内容，从传记文的角度切入，对它们进行比较研究。在撰写博士论文的过程中，1985年开始翻译中国现当代文学作品并在韩国出版，同时展开对中韩近现代文学的研究。
张：您目前正在从事哪些方面的研究？请具体简单谈谈您的研究思路和具体计划。
朴：我2019年9月份已经基本退休，但已续聘五年，成为荣誉教授，还可以带博士和博士后，相较于退休之前，现在比较自由。准备在未来的若干年之内完成之前累积下来的翻译工作，主要有《莫言散文新编》和《莫言演讲新编》，还有已经达成翻译意向的中国代表性诗人的诗歌集等。此外，还有《鲁迅小说集》的重译和一些学术著作的翻译等。
张：以上您主要从翻译方面介绍了研究思路和计划。那么学术方面，您正在进行哪些研究？
朴：博士论文写完之后，我的研究重点从古典转向现当代，所关注领域之一就是中国现当代韩人题材作品、韩人形象作品的发掘与研究，已经发表二十多篇相关论文，但还是感觉欠缺系统性，需要继续下功夫查找新资料，写出一些新成果，将其集结成著作推出。此外，韩国接受鲁迅的历史问题是我从大学以来就一直关注的焦点，韩国近现代的精神架构、文学思想与鲁迅精神之间进行过何种对话？韩国近现代一些知识分子从鲁迅身上吸取了哪些精神养分和思想资源？鲁迅的思想如何在韩国思想形态、实践形态和斗争形态中具体体现？对韩国精神史、思想史与鲁迅对话的过程进行体系性的整理分析，可以呈现韩国文化与鲁迅深层次接受对话的过程。
此外，中国现当代文学在韩国的接受史，也是我的研究重点之一。目前已出版几种著作，由于《日帝下中国现当代文学接受史》三部（新闻编、杂志编、翻译编）和《韩国的中国现当代文学研究通论》出版已久，后来新的研究成果没有收录进去，所以准备补充相关内容，推出新版本。
张：当前，海外汉学逐渐脱离边缘化地位，海外汉学界对中国文学的关注令人瞩目，也涌现出一批代表性成果。您是著名的汉学家，也是韩国世界华文文学学会会长，请问您对目前海外汉学的研究现状和发展趋势有何高见？
朴：随着中国的复兴，不仅在政治、经济和外交方面，在文化和文学方面，关注和研究汉学的学者越来越多。在资料考证和整理注解的基础上，有些学者引进西方文学理论尝试重新阐释汉学。改革开放以来，拥有独立思考能力的中国学者日益增多，他们通过卓越的学术智慧与世界汉学界进行对话，涌现出众多成果。与此同时，中国学界也积极改变对待海外汉学界的态度，早在2005年，夏志清的《中国现代小说史》（A History of Modern Chinese Fiction）就在复旦大学出版社出版。
海外汉学界也比较关注中国学界的变化，在多元方法论的指引下，提出了一些新的观点。比如加拿大，汉学和中国文学传统深厚，与中国学者之间的合作比较活跃。中国学者的优势在于汉学典籍的整理、注解和出版，海外汉学界则利用这些材料，导入新的方法论，进行重新阐释和评论。就现有趋势来说，在中国加强海外翻译和学术研究支持力度的前提下，海外汉学界正与中国学界取长补短，紧密合作，一批新的成果正在涌现。
张：具体到韩国，当前在汉学和中国文学研究方面，取得了何种成就？有何特点？
朴：韩中一衣带水，韩国是与中国在地理和心理上最接近的国家之一，韩国并没有彻底废除汉字的使用，中学开始就讲授汉字。高中毕业需要掌握1800个汉字，从事文史哲研究的学者所掌握的汉字当然更多。韩国需要从各方面了解中国，因此汉学研究的力度和热度一直居高不下。之前，无论中国古代文学研究，还是鲁迅为代表的中国现当代文学研究，日本的汉学研究力量比较强大。但是最近一二十年，韩国已经赶上并在某些方面超过日本。目前，诸如韩国中语中文学会、中国小说研究会、韩中语言文化研究会、韩国中国现代文学学会等与汉学相关的研究会多达三十余个，每年都定期举办学术会议，出版KCI期刊。韩国KCI期刊评审制度严格，遴选出来刊载的论文质量较高。另外，汉学单行本著作更是不计其数，水平可与世界其他国家的汉学研究相媲美。
张：您牵头成立的“国际鲁迅研究会”，聚合了众多国际鲁迅研究专家，成功组织了九次“国际鲁迅研究会议”，在世界范围内推动了鲁迅研究。请简单谈一下“国际鲁迅研究会”成立的背景、目的和至今所取得的成果，以及对鲁迅研究世界化进程的意义。
朴：1992年韩中建交，东亚鲁迅研究开始推进。1993年，中日韩学者在首尔齐聚一堂，探讨各自国家的鲁迅研究状况，当时中国的严家炎先生、林非先生、钱理群先生、王富仁先生与日本东京大学的丸尾常喜教授等均参加了在首尔举办的这次鲁迅国际研讨会。这次会议意义非凡，影响深远，代表性鲁迅研究学者悉数到会，专家们对韩国鲁迅研究的学术力量赞叹不已，因为在此之前，极少有人知道韩国也存在鲁迅研究且达到如此深度。当时我担任韩国中国现代文学学会的秘书长，一直与专家学者们保持联系。我做会长的时候2001年又举办了一次会议，之后北京鲁迅博物馆孙郁馆长邀请我做讲座，并聘请我为客座研究员。2005年，鲁迅博物馆与我合作出版了一本《韩国鲁迅研究论文集》，趁此机会我们组织了两次论坛，一次在孙郁馆长的母校沈阳师范大学，一次是四个月之后在韩国外国语大学。中国的参会者有王富仁、钱理群、孙郁等，韩国的参会者有“韩国鲁迅”之称的李泳禧、进步文学评论家任轩永以及柳中夏等其他的年轻学者，两国学界进行了深层次的交流。
鲁迅博物馆的葛涛研究员非常有组织能力，与他交流过程中，我们一致认为有必要成立国际鲁迅研究会并达成共识。鲁迅的长孙周令飞也热烈支持国际鲁迅研究会的成立，他的父亲周海婴我也多次见面交流。周海婴去世之前，与周令飞一起组织了一个“鲁迅社会影响调查报告”，其中的“鲁迅研究在海外”由我负责，内容囊括十一个国家的鲁迅研究情况。在此过程中，我认识了众多国际鲁迅研究学者，基于这样的人脉关系，2011年9月在绍兴举办鲁迅诞辰130周年纪念大会上，筹备委员会举行会议，正式决定成立国际鲁迅研究会，推举我为首任会长，周令飞、藤井省三、张钊贻(Cheung Chiu-yee)、寇志明（Jon Kowallis）、冯铁（Raoul David Findeisen）为副会长，会员遍及中国、韩国、美国、俄罗斯、日本、越南、印度、埃及、德国、奥地利、法国、新加坡、马来西亚等。至今已在中国、印度、美国、韩国、德国、奥地利、马来西亚等地成功举办了九届国际学术论坛。其中在美国哈佛大学举办的第三届会议意义重大，标志着在世界最有名的大学里插上了鲁迅研究的旗帜，由此国际鲁迅研究会逐渐得到了世界主流学界的认可。当时王德威教授为了这次会议，还在哈佛大学特别开设了鲁迅研究课程。这些会议的举办虽然费心费力，但我觉得意义重大，每次会议都吸引了众多媒体的报道。我们的目的就是在世界范围内，团结鲁迅研究的力量，传播鲁迅精神，推动鲁迅研究在世界每个角落开花结果。
张：在您的推动下，韩国的鲁迅研究已经积累了相当丰厚的成果，如《韩国鲁迅研究论文集》、《韩国鲁迅研究精选集》（Ⅱ）等。在此基础上，正在尝试将研究视角延伸至“东亚”，《从韩中鲁迅研究对话到东亚鲁迅学》即是重要的代表性成果。请您谈一谈“东亚鲁迅学”构建的可能性及其发展路向。
朴：东亚三国以农业文化为背景，以儒教文化和汉字文化圈为载体历经不同时代的发展，虽然表面呈现出比较松散的文化格局，但从传统根源上来看，在文化心理方面，还是具备较强的审美契合性。我在不同场合的演讲中，都多次提到“东亚文化共同体”，正是基于世界其他文化共同体而提出的应对性概念。当前全球三分天下，北美、欧洲、东亚构成菱形格局，其中北美基本上是铁板一块，欧洲相对松散，但并不像东亚这样错综复杂。纵观近代以来120多年的历史，东亚国家之间一直处于侵略与被侵略、殖民与抵抗、逆向与合流等文化关系中。我很认同李泳禧提出的“作为东亚智慧的桥梁的鲁迅论”，鲁迅的思想虽然比较激进，但很有智慧，在和平与发展成为时代主题的前提下，如何在多元社会中更好地激活鲁迅精神，加强文化融合，真正形成东亚文化共同体，值得深入思考。
目前，至少在东亚文化语境中，鲁迅精神被进步知识分子广泛认同，西方只是将鲁迅视为研究对象，研究鲁迅思想的现代性以及西方思想对鲁迅的影响等，但对于鲁迅灵魂深处的共鸣，远远不及东亚。如果说中国学界对鲁迅的研究主要侧重于资料考证与拓展研究，那么韩日等东亚学界则主要侧重于鲁迅精神的发 掘及其精神的具体实践。因此，在东亚范围内广泛认同的基础上，“东亚鲁迅学”的构建正在成为学界关注的焦点。
张：韩国与中国一衣带水，比邻而居。作为东亚汉字文化圈的重要成员，自古以来与中国的文学文化交流密切且影响深远。由此，无论是中国对韩国文学的研究，还是韩国对中国文学的研究，大都将研究视角和重心投向古代。据我所知，这种偏重现象已大有改观，请问您如何看待这一现象？
朴：在读大学本科时，我就认识到韩国对鲁迅和中国现当代文学研究停留于初步阶段。从事中国古代文学研究的老学者一般都是从中国台湾留学回来的，学术视野比较保守，所以他们对中国大陆和现当代文学欠缺了解，采取鄙视的态度，认为中国现代文学无法进入学术研究的视野。1992年中韩建交前后，他们的态度有所改变，但韩国大学中古代文学与语言学学者还是主流力量，这也与中韩古代密切的文学文化关系有关。但是，我在台湾读完博士后，转向现当代，以古典文学博士的身份做了韩国中国现代文学学会的秘书长，一直提倡研究现当代文学。
另外，客观形势也需要中国现当代文学的研究，年轻的学者开始涌现。韩国的政治民主化也需要中国经验，需要将中国历史文学作为重要的参照系。韩国民主化运动过程中曾吸收了包括毛泽东、鲁迅等在内的海外各种激进思想，在此过程中，鲁迅自然而然地进入韩国学者们的研究视野。因此，在当下韩国，中国现当代文学研究与古代文学研究平分秋色，甚至大有超越古代文学之势。但毕竟古代文学的传统深厚，学术话语方面还是相对占据一定主流优势，但这一现象正在逐渐发生改变。
张：中国有莫言，日本有村上春树，有人认为韩国文学没有影响力巨大的代表性作家。对于这一点您怎么看？
朴：韩国有个著名诗人叫高银，我2019年下半年去瑞典，有个学者向我问起高银，原来高银的世界性影响如此强大，中国学界也普遍认为高银诗歌能够代表韩国诗歌的最高水平。可惜，他后来在伦理问题上受到了社会上的严厉批判，活动受到了限制。此外，韩国还有几个作家，虽然不能说像莫言和村上春树影响力那么巨大，但还是相当知名，比如小说界的黃晳暎、李文烈、韩江等。另外，韩国的对外宣传策略上存在一些问题，也是重要原因之一。
张：对于中韩两国的诗歌交流，您也做出了重要贡献。两国诗歌交流的意义何在？今后会在哪些方面继续加强这方面的交流？
朴：我对中国现当代诗歌产生兴趣始于2010年。当时北岛在韩国获得了一个诗歌方面的国际奖项，他曾发电信给我让我翻译他的诗歌，以便以中韩语言交叉朗诵。在此过程中，发现中国当代诗歌也有很多佳作。中国的主要诗人，如北岛、舒婷、于坚、王家新、翟永明、潇潇、北塔等都曾受邀参加韩国几乎每年举办的韩中诗歌朗诵会等文学活动。此外韩中日东亚诗人大会，已举办两次，邀请一些代表性韩中日诗人参加。
相较于学术活动的呆板和深刻，诗歌朗诵交流比较轻松，上次高银和舒婷的诗歌朗诵活动影响就比较大，他们的诗歌分别被翻译成韩中两国语言，学生们也积极参加。上海诗人王寅本来组织了“诗歌来到美术馆”系列活动，将全世界著名诗人请到上海，进行采访、对话和朗诵，已经好几年了。我受到他的委托，把韩国比较年轻的代表性诗人推荐到这个活动中，期待有助于他们的国际化成长，不过，由于新冠疫情的影响，这个活动也拖延了吧。
张：我注意到，您发表在中国《外国文学研究》上的题为《韩国学界对中国近、现、当代作品中韩国人形象的发掘与研究》的文章。该文章对中国文学作品中韩国人形象的相关研究进行了整体梳理，对研究史的发展脉络与各个时期的研究特点都进行了鞭辟入里的评析②。能否请您分享一下此文的撰写缘起和研究心得。
朴：我从台湾获得博士学位之后，打算转向鲁迅和中国现当代文学研究，但当时鲁迅研究已经相当充分且深入。正在苦恼如何找到鲁迅研究切入点的时候，日本东京大学请我写一篇韩国鲁迅研究相关的论文，这种研究史梳理性质的论文比较容易入手，算是我研究生涯中鲁迅研究的新开始。但是若要把鲁迅二十部原作全部细读并找到适合自己的研究选题，并非易事。在此过程中，我发现郭沫若的《牧羊哀话》、蒋光慈的《鸭绿江上》等，都是以韩国为题材反映日本殖民压迫的小说。1992年中韩建交后，借助来往中国的机会，我就向这方面的专家如钱理群、杨义、吴福辉等人请教，获取了大量资料和写作灵感。1996年我从文化阐释、发展脉络、作品分析的角度写了三篇“中国现代韩人题材小说”的相关论文。对这一主题，中国学者关注度不高，一般只是在文章中略略提及，并未深入全面梳理。
作为首个从比较文学形象学角度涉足这一领域的韩国学者，我至今已发表几十篇相关论文，以后打算集结出版。在此过程中，我还组织过韩中日国际研究团队，以“20 世纪中国作家的对韩认识与叙事变迁”为主题深入研究，除了我之外，团队成员还有中国社科院学部委员杨义和他的博士后常彬（现任华侨大学文学院院长），韩国的李腾渊（全南大学荣誉教授），日本的郭沫若外孙女藤田梨那（国士馆大学教授）等。2009年在嘉兴举办“韩国抗日独立运动叙事与嘉兴”的研讨会，中国、韩国、美国、日本等地学者提交了各个语种的现当代韩国抗日题材文学相关论文，影响巨大。会后，我将自己相关成果汇集成书，在2010年出版了此领域的第一部韩文专著《20世纪中国韩人题材小说的通时考察》③。我作为这个研究领域的开拓者，也让研究生们涉足这一领域，指导了博士论文二篇与硕士论文十来篇。前前后后，来到韩国留学的中国人吴敏和来到中国留学的韩国人金宰旭等也开始研究这一主题，成果很突出，但总体上讲，这个领域的研究力度还有所欠缺，研究脉络也欠清晰。为此，我从韩国学者的立场，2015年在《外国文学研究》发表了这篇论文。
张：有学者曾经指出：“历史最悠久的文化圈其实是东亚文化圈。”④特殊的地缘政治和文化渊源使“东亚”成为一个突出的文化场域，您也曾作为中日韩东亚文学论坛的重要发起人之一，直接参与了当代东亚文学的交流和互动。请问在中日韩文学交流和研究方面，“东亚文化共同体”是否具有重要的方法论意义？东亚视域中的文学融合发展存在何种困境和新的可能性？
朴：东亚文化共同体作为某种想象性存在，与本尼迪克特·安德森（Benedict Anderson，1936—2015）的“想象的共同体（The Imagined Community）”的内在理路存在契合性。东亚文化共同体没有实体，只是一个想象的产物，只有得到大部分人的认同，才有实际效果。韩国较早就提出“东亚文化共同体”这一概念，但由于容易让人联想到二战期间日本曾提出的“大东亚共荣圈”，这一构想并没有得到周边国家的积极回应。后来中日学者都逐渐表示认同，这释放出一个积极信号。所以，你所说的“东亚文化共同体”作为某种方法论，我认为很有意义和必要。
以儒教为中心的汉学传统是东亚共同的传统文化特色，而共同的汉字文化传统又使东亚三国能够互相借鉴、彼此接受，无论是鲁迅代表的新文学还是金庸代表的通俗文学，都能够在东亚获得心理认同。这对于汉学和东方学研究，提供了诸多灵感和启示。东亚文化共同体作为处于“国家”与“世界”之间的某种中间形态，即使政治上难以实现彻底认同，在文化和文学上完全可以发挥应有的协调作用。我作为发起者之一举办的“韩中日东亚文学论坛”（韩国文化艺术委员会和大山文化财团、中国作家协会、日本大江健三郎推荐的日本作家团三者联合轮流举办。名称以主办国为中心，轮流改为“第一届韩日中东亚文学论坛”、“第二届日中韩东亚文化论坛”和“第三届中韩日东亚文化论坛”等）正是基于这样的考量，此活动目前在韩、日、中、韩轮流举办四次，已经持续了十年多，在推动东亚视域中的文学融合发展方面，做出了重要贡献。在此过程中，我们认识到在东亚文学与西方文学平等对话的关键时期，应该通过竞争与合作的文化磨合，使东亚成为世界文化场域中的重要一极。
张：您除了学术研究，在翻译方面也颇有树，尤其在中国文学的韩译方面，您曾将巴金和茅盾的中国文学经典作品译介至韩国。请您谈一谈翻译中国文学过程中的感悟和体会。
朴：我从1986年开始翻译中国文学作品，除了巴金和茅盾、郁达夫等人的中国文学经典作品，我还翻译了莫言、铁凝等的作品。《中国现代小说选—万事亨通》中就有我翻译的莫言、铁凝等人的作品。还有翻译了高行健、刘再复、余华、苏童、张炜等个别的散文或者短篇小说。关于中国诗歌的译介，通过2016年和2017年的“东亚诗人大会”等活动，我们曾出版了三本韩中日东亚三国的诗集和纪念文集，其中收录了众多中国当代代表诗人的作品。2018年我负责编译出版的《中国当代十二诗人代表诗选》向韩国读者展现了北岛、舒婷、多多、王家新、翟永明、于坚、欧阳江河、西川、梁秉钧、余光中、陈黎、洛夫等十二位中国大陆和香港、台湾等地诗人的代表诗歌作品，2019年还负责翻译出版了著名诗人潇潇的诗集《忧伤的速度》与少年秀才诗人林江合的《我必须宽容》（与金英明合译），同时对这些诗人们进行了详细介绍。
除了中国文学作品的翻译，我还比较注重中国经典文学理论和当代学术研究成果的韩译问题。如我曾翻译了毛泽东、陈独秀、瞿秋白和郭沫若等人的八篇讲话或文章，后收录于韩国出版的《文学的理论与实践》一书中。关于当代研究成果的译介，我早在1982年就策划并参加将日本学者丸山昇的鲁迅研究作品翻译为韩文，使韩国学界对日本的鲁迅研究有了更为直接的了解。1995年我负责将陈思和的《中国新文学整体观》组织翻译出版，1997年将严家炎的《中国现代小说流派史》翻译成韩文出版，使韩国适时了解了中国当代文学研究成果。后来我作为韩方主编和中方主编葛涛先生合作，出版了《中国鲁迅研究名家精选集》韩文版，其中收录了十位中国当代鲁迅研究代表性学者的个人自选集，我也参与翻译了王富仁的《中国需要鲁迅》和孙郁的《鲁迅与现代中国》两部书。
张：韩国一向重视自身文学的海外译介和传播工作，通过官方背景的“韩国文学翻译院”，向世界译介了数量众多的优秀作品。您曾经担任过“韩国文学翻译院”的理事两任，能否谈谈这一机构的运作机制。
朴：1990 年代，韩国为推动本国文学在海外的译介传播，特别成立了韩国文学翻译金库，但各种原因导致这个机构并未发挥多大作用。直到2001年，韩国成立了韩国文学翻译院，这个机构是韩国政府和民间力量相结合的产物，成为韩国文学世界化和国际化出版的重要推手。在培养翻译人才、联络海外出版，进行海外宣传和营销方面，发挥了主导作用。此外，翻译院还设立和运营着韩国文学翻译图书馆，通过网络，向世界各国介绍韩国文学作品。出版的题材也不仅仅局限于文学，而是扩展到人文、历史和文化类书籍。当前，韩国文学翻译院正向着世界知名文学交流机构的目标迈进。
张：中国文学一直面临着如何“走出去”的文化焦虑，无论是作家、出版界，还是学界、评论界，都对此进行了深入的阐释和研究，请问您如何看待这一重要议题？
朴：作为汉学家，我个人认为目前中国正在通过各种政策的制定和实施，大力推进文学和学术的外译问题。除了传统的对优秀中华文化典籍翻译事业的推进之外，还通过设立“国家社科基金中华学术外译”项目，积极资助和推动中国学术成果的对外译介，中国作家协会也实施“中国当代作品翻译工程”，积极资助和推动中国当代文学与少数民族文学的对外翻译出版，明显有效果。此外，还有中华图书特殊贡献奖等奖项，旨在鼓励和表彰为中国图书翻译出版和中外文化交流作出重要贡献的外国翻译家、作家和出版机构。这些举措一方面有效激励和刺激了海外汉学家们的中国文学译介活动，另一方面也迅速提升了中国文学在海外的知名度和影响力。
客观地说，中国文学固然有“走出去”的意愿和推进举措，同时也取得了一定的成绩，但是在初步实现“走出去”的同时，是否真正走进了外国读者的心中，则是需要冷静思考的事情。我的观点是，应该结合中国文学接受目的区域的具体情况，选择合适的译介文本和角度，实现传承和移植的融合共生，唯有如此，才能真正被外国读者所接受。之前中国文学外译具有偶然性的特点，主要是译者凭借自身的喜好选取译介文本，译介一些契合当地阅读需求的作品，出版机构也汲汲于盈利问题。而当下中国已经变“被动”为“主动”，通过各种激励机制和具体举措，中国文学外译逐渐实现了由零散到集中的转变，正向规模化和系统化的道路迈进。虽然也有一些作品并未完全满足海外读者的阅读期待，但由于中国文学作品译介基数不断增大，被外国读者阅读接受的几率也大幅提升。因此，整体来看，中国文学在走向世界的同时，也正在推进着不同民族文化的和谐相处和共生共进。
张：您说的非常好，当下的中国文学正在以翻译为手段，促进不同民族之间精神相通的基础上，推动着民族性和世界性的有机融合，但如何在“走出去”的同时，真正实现“走进去”，是一个值得深入探讨的重要议题。对此，您认为中国可以从哪些方面借鉴韩国文学的世界化举措？
朴：我认为首先应该加强交流，在中国作家协会从2010年开始隔一年举办（新冠疫情期间中断）的“汉学家文学翻译国际研讨会”上，我曾经多次与中国的作家和评论家进行过深度交流。我曾向他们介绍韩国文学世界化的经验和教训。但就世界影响力来说，中国和中文的影响力当然比起韩国和韩文来就大得多了。虽然韩国对本国文学的世界化进程关注较早，也取得了一定的成绩，但中国也正通过集中发力，大力推进文学“走出去”工作，所取得的成就也有目共睹。
但外国读者在阅读接受中国文学作品时，往往侧重于具体文学作品的历史文化价值，也就是通过作品，了解中国社会的现状和中国人的内心世界。而不是从文学艺术层面着眼。如何解决这一问题，需要进一步深入思考。至于中国可以从哪些方面借鉴韩国文学的世界化进程，我认为韩国文学翻译院是一个重要的参考点，比如，文学翻译院的规划设置、运行模式和运作经验等都是中国可以参考和借鉴的。
张：除了中国文学要走向世界，中国学术也在积极加强与世界的对话，也在谋求更多的国际学术话语权。而有学者认为海外汉学家通过中国当代文学的研究，对当代中国学术的影响远远大于对创作的影响。您认为汉学家在中国学术参与世界对话，谋求更多话语权方面，可以发挥哪些作用？
朴：有些海外汉学家只是停留在学术研究的层面，一方面是有科研压力，另一方面单纯靠翻译的收入较难维持生活。不过，有力量的海外汉学家确实对中国文学学术的影响较大，比如哈佛大学的李欧梵教授、王德威教授，包括以前的夏志清教授，虽然与中国学界的观点有所不同，但对中国学术影响则不容小觑。我也跟他们三位交流过，学习得不少。此外，虽然他们不是汉学家，但其理论著作经由汉学家被译成中文，也对中国学界产生了重要影响。比如，萨义德（Edward Said，1935—2003）的“东方主义”，霍米·巴巴（Homi K. Bhabha）、佳亚特里·斯皮瓦克（Gayatri C. Soivak）的“后殖民主义”以及亨廷顿（Samuel Phillips Huntington，1927—2008）的“文明的冲突”等，这些西方理论被中国学者所接受，实现了中国与西方学术层面的对话和交流，而其中发挥重要作用的语言中转媒介正是汉学家们。
此外，最近我发现聂珍钊教授创立的文学伦理学批评理论及其实践，在提升中国国际学术话语权方面贡献巨大。他曾大声呼吁：“要回归中国文学现实，在新时代创建我们自己的文学批评理论和学术话语。”⑤文学伦理学的理论内核中含有中国传统道德的批评因子。作为汉学家，应该积极参与其中，通过加入国际文学伦理学批评研究会等国际学术组织，参与国际学术发表。在打破文学理论的西方中心格局，助力中国学术的海外传播，增强中华学术的国际影响力方面，发挥重要的融通和协调作用。
张：海外汉学一直是重要的学术研究领域，它不仅为中国文学、翻译学和比较文学研究提供了重要的参照，而且在很大程度上延拓了中华文化的内含和外延。关于海外汉学研究与中国文学“走出去”以及中国学术世界化之间的内在逻辑关系，您有何高见？
朴：就研究过程中所使用的方法论和问题意识而言，海外汉学家与中国国内学者可能存在某些差异。但是，他们可以在相互交流中互通有无进而取长补短、相互促进。对于海外汉学家来说，可以通过与中国学者的互动来获取研究资料。对于中国学者来说，则可以在与汉学家的交流中获知新的研究热点和研究视域。
另外，海外汉学研究对中国文学世界化的贡献和助力作用，还可以具体体现在中国文学译介对象的甄择方面。因为汉学家们的译介归趣点和研究兴奋点在很大程度上决定着何种作品被最终译介和接受。同时，他们也能够运用自身的中文素养和学术话语权，在中国文学作品的译介接受中充分发挥作为中国专家的作用。通过翻译实践和研究批评的交融互进，使译作深入外国读者的内心和研究者的视野，在有效拓展译作接受深度和广度的基础上，最终实现提升译作海外影响力的目的，进而更好地推动中国文学走向世界。图片
（张乃禹：苏州大学外国语学院；朴宰雨：韩国外国语大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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