马启代在母亲节周永诗集《呐喊》座谈会上的发言
马启代在母亲节周永诗集《呐喊》座谈会上的发言各位师友好，今天是母亲节，首先向天下的母亲致敬。我们都是母亲的孩子，诗歌是我们的孩子，因此，今天也是我们的节日。从另一个角度说，诗歌诞生在诗人的手上，但诗人与诗歌不是辈分的差异，而是母（父）子同心的生命同体、精魂同源，从这个意义上讲，不带有诗人情感和精神基因与密码的诗歌对于人类是没有真正意义的。
今天很高兴见到老朋友，又认识几位新朋友。在坐的耿建华先生、李炳峰先生、赵林云先生、宋俊忠先生等刚刚参加了第四届长河文学奖的系列研讨或颁奖晚会，其中周永和散皮的诗集都有专题研讨，高连刚、杨福成、路小曼在会前会中会后都参与了很多工作，活动是各位师友兄弟姐妹共同协助的结果，在此一并表示感谢。
研讨会之后召开分享会，角度不一样，实质没有变，都是围绕作品进行剖析解读，批评中有分享，分享中一样有批评。周永先生说趁热打铁，所以今天我们再进行一次样本分析和分享，争取经受不断淬火之后能发现钢、锻造出钢性的诗句和诗篇。
周永先生的这些诗我都熟悉，包括每一首诗的写作背景和过程。作为好朋友，我见证了他从最初的《诗海扬帆》到《走过雨巷》，再到这本《呐喊》经历的过程。可以说，从充满青春畅想的诗歌爱好者到略带浪漫气息和满满鲜花掌声的抒情歌者走到今天充满忧思和深沉的诗性书写，周永走过了创作的三个阶段。《呐喊》那首诗出来大概是2016年一个暮春的午后，那天他突然发烧，我正在马武寨山的岩石上静看山下喧嚣的人间，从手机上读到他发来的这首诗，我很为他高兴，当时就激动地回复他，告知他终于迈进了诗的门槛。这个转变并非突然，从观念的逐步转变开始，他大概经历了已经至少一年多的自我煎熬。否定一个旧我并不容易，走出一个新我一样难。有了这第一步，他应当有着相当长时间的写作喷发期了。这七八年来，收集在这本诗集里的作品绝大多数都是这一阶段写出的。《呐喊》是标志性的，《我的影子活得比我好》是标杆性的。这本诗集是他代表他目前诗歌创作水平的一部书，反复研讨和分享，我想周永是想诚恳地听听他们的意见，受些激励，领悟些点播，注意些问题。他是想明年完全退休后决心写出更好的东西。这种雄心和抱负，我是赞赏和支持的。
下面就说一下我对这本《呐喊》的粗浅看法，别人在研讨会说过的我就不重复了。我觉得周永的创作是在三个维度展开的，这决定了他的题材走向——尽管我在诗学思考上非常谨慎使用这个概念，因为它容易产生歧义和被误读。一是作为生活之子的周永，他积极地行驶着而不是扮演着教师、儿子、丈夫、父亲、兄弟、朋友等不同的角色，沉入既深，体味也就真切，他写父母的诗有十首，特别悼念母亲的诗，读之让人心痛，这一点与那些终日生活在生活轨道之外的诗人不同；二是作为自然之子的周永，他用诗笔忠实地记录着自己的生命足迹，从韩国首尔、到泰山、黄河、大明湖、马套、泗水之滨、聊斋城里、兖州矿业等等，他都有诗章出来，事实上，自然之子的诗人是带着赤子之心的纯净和文化之心的体验来缔造诗歌的建筑，因此，这些带有纪游特征的诗歌实际上是自然其外文化其内，是文化之子在大自然面前的倾情表露；三是作为精神之子的周永，那首《呐喊》奠定了他这本诗集《呐喊》的精神底色，他看生活和社会的目光开始有了审视、批判的锐利，说到底，诗歌唤醒了他作为一个现代诗人和知识分子的良知和正义感，逐渐由传统文化中的仁爱之心升华为现代文明理念的悲悯情怀。从他开篇的《汉字》到最后的《书法》短诗十六首，贯穿着有二十二首涉及到书法的诗歌，都寄寓着他对文化、文明、社会现实的思考和叩问，这些诗他写的比较放得开、写作时状态也比较好。总而言之，这三个维度的展开体现了周永诗歌由小到大、由外及里、由实及虚的探索轨迹和美学走向，沿着这样的路径走，不断超越自己和自己设立的目标，才能写得越来越好。
也就是说我们对诗集《呐喊》连续进行研讨和分享，是为了助力周永不断突围，找出优点和不足，助力他不断趋向更好更高的写作境界，并不是说这本诗集已经多么了不得——这本书对于他个人诗歌创作而言的确是这样的，但我相信周永自己也会把它放到整个汉语新诗的创作大背景上来考察。我也讲三条：一是用语偶有生涩，不能整体上给人浑然一体的感觉，这种生涩不是来自词语和诗意的张力本身，而是没有化透；二是蜕变的痕迹明显，有人说桑恒昌先生和我的影子都有，这很难免，作为桑先生的学生和我的朋友，周永研读我们的诗歌文本要多得多，也用心得多——非常惭愧，我的诗歌也还缺点多多，这个我自己知道。试举一例，他写到“爹娘，给我一双手/师傅，帮我长成两支笔”很容易让人想到桑先生的“我的肩上长出一杆枪/我的手上长出一支笔”。好在作为学生他长出了两支笔，比老师的多了一支（笑）。从另一个侧面看，这不是坏事，人的诗歌观念和精神立场变化后，蜕变是一种新生；三是因为周永这些年担任着劳动职业技术学院的很多繁重的工作，又在书法上用力专注，说实话，很多诗歌具有蹁跹之痕，不少急就章，有些是我当时逼出来的。我曾经说过，做诗人是生命中的意外，好诗也是写作中的意外，有时**是能写出好东西的。他已经写出了一些好诗，但要走得路还很长、提升的空间还很大，这也是我们分析他的创作得失的意义所在。
最后再与大家分享一下上个月在北京一个文化论坛的发言，那次发言的题目叫《诗人的修养》。我个人认为诗人的修养问题是一个亟待提出并要十分重视的问题。我在发言最后曾强调：做一个合格的新诗人，需要从三个方面考虑。一是诗人应当建立自己的历史感，具有历史意识。历史感的缺失很容易与精致的利己思维合流，会让我们毫无担当，担当意识是使命意识的具体体现。历史感来源于我们对人类苦难经验的体察和对现实社会的关注。钱理群教授所说的“精致的冷漠和世故的清醒”不该成为我们现代人的集体人格面相。有人说我们缺乏信仰，但在现代社会，我们可以重新建立自己的信仰。西方诗人有自己的信仰，我们作为现代人应当在全人类的文明成果之上建立自己对艺术和人生的信仰，作为一个有着“士”的精神传统和“道”的文化血脉的传人，我们信仰的建立应当首先从建立历史感切入。二是诗人应当培育自己的公共性自觉。真正的诗来源于生命的必须，作为现代诗人，写作上要体现公共性——这是个性风貌的基础，伟大的艺术一定有它们的共性，其中作为诗人的公共性自觉就是应有的共性，艺术个性如果不包含那些人类共有的精神和美学成果，这样的个性是没有意义的。人格和诗格的统一，正是张清华教授所倡导的上帝的诗学的要义之所在。思想观念的现代化说明我们是现代人，人格和诗格的合一才是我们作为诗人的证明。公民都有沉默的权力，诗人则有为公共事件发言的道德义务。三是诗人应当体现出专业品质。在技术主义盛行的当下，我所谓的专业品质是建立在精神品格之上的诗人角色定位。这当然包含对诗人艺术经验和写作技巧的要求，但我更强调精神的浓度和厚度，更看重是否有着历史感和公共关怀的质素，是否很好地将自我化入无我之境，体现出一种卓尔不群的艺术精神和自由意志，是否在更高的意义上熔铸了良知、智慧与勇气。具备了这样的修养，然后去生活、观察、思考、写作，这种存在和行为本身就是艺术使命之所系。
我就不展开说了，但愿不属于画蛇添足，因为这是周永——包括我们，都需面临都在面临的课题。 正如周永的诗句所言，剩下的日子，还是让笔说话吧！
啰嗦到此，谢谢大家！
2023年5月14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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