时光馈赠的那枚诗意勋章——序王爱红《感动自己》
时光馈赠的那枚诗意勋章 ——序王爱红《感动自己》 马启代这是一部特殊的诗集，特殊之处在于早已成名的诗人王爱红拿出的是他早年的作品，而且几乎按照书写和自我精神成长的轨迹来编排，这种对自我源头的反顾和审视显示了诗人对生命和艺术的双重敬畏。二十多年前，刘桂传先生在编辑我早期的爱情诗集《魂殇》时曾有一文，曰《大河之源的美妙泉涌》，而今看王爱红兄的这部结集，其笔触涉及理想、青春、爱情、亲情等范围之广和体悟之深远非“泉涌”可以概括，细细读来，使人不由自主地想到静水深流和开阔浩渺。我想说，在经历了京华艺术氛围的熏陶和自我生存的磨炼之后，诗书画集于一身的王爱红，所获得的是时光馈赠的诗意勋章。 是的，“感动自己”恐怕是所有艺术诞生的起点。《毛诗大序》所谓“情动于中，而形于言”，就是对此最好的诠释。故而，作为中国文学批评史上第一部体系完备的理论专著，《文心雕龙》在“情采”篇特别指出“昔诗人什篇，为情而造文；辞人赋颂，为文而造情”，刘勰把诗与真情画上等号，从“情”也即“感动自己”的主体角度划分了“诗”与“非诗”的界线。当然，就艺术发生学原理而言，起点之前还有起源，爱红兄能从“感动”出发已经契合了“情感诗学”“感动诗学”等所指陈的艺术本质。因此，“感动自己”成为王爱红的艺术理念，从本部诗集的文本分析，他的这一理念是从朴素认知逐步形成的，与他的天赋秉性天然融合，写作所呈现的美学风格成为他所秉承理论信条的朴素表达。他对这一写作原则的坚守使他与那些虚妄的写作，诸如口水诗、伪先锋的诸般变种疏离开来，不仅诗行里的人生体验和感悟丝丝缕缕都沾满情感雨露，还使其文字里氤氲着挥散不去的大爱与悲悯，守护住了可贵的家国情怀的精神文脉。在诗坛一派平庸的喧嚣声中，成为“守护住生命中本真感动”的诗人之一（见拙文《守护住生命中那些本真的感动》），这也正是他的诗经历数十年后至今读来仍有扑面而来的生命气息、仍有鲜活的生活细节和真切的心灵悸动感染人的原因。请看他当年这些流淌着火热情感的青春书写：“戴上一枚风筝会徽章/五大洲理想的天空/印进沸腾的胸膛/春天顿时增美了//沿着历史滚滚的涛声/自豪站立起来/一片振动的土地紧握阳光拧成的纤绳”——这首《戴上会徽》原载1986年4月3日的《潍坊日报》，潍坊是著名的风筝之都，也是王爱红生于斯长于斯的家乡。这首留有明显时代痕迹的诗歌印证了青年王爱红真情写作和诗艺精进的步履。另一方面，“风筝”作为承载诗人梦想的主旨意象，也凸显出强烈的地域特征和创作者的个性追求。他在另一首《风筝》诗中写到：“那么多云涌上蓝天/那么多银丝像春雨/正在垂钓春天//春天奔跑着/天上 人间/这是真正的花园”，这首诗原发１９９０年第二期《潍坊文化》，应当说，诗人的赞美超越了对家乡风物世俗歌颂的层面，在挥笔而就的刹那间，我相信诗人内心感动的层面具有了精神和信仰的高度。事实上，王爱红早在1985年的一首《只要》中，就明确地意识到：“只要扑捉到深情的一瞥/通往心灵的路就没有堵塞//只要微笑的霞光没有枯萎/黑夜就会一层层剥开//只要二月的情感能够发芽/定有灿灿的季节等待收获”，应当说，我不喜欢格言式的诗句，警惕汪国真式的励志，但显然，这些看起来近似格言的书写，其实是王爱红由抒情和意象走向更加深广的生命原野和精神深层的预兆，这些成稿于20世纪80年代中期的诗歌，比汪国真在90年代的爆红早了数载。而像《针灸》这样的作品所显露出的冷静和深思是那些浮泛的抒情诗所没有的。他写到：“为那些突吐的脚丫/能够穿上漂亮的鞋子/为那些低矮的茅屋/自豪地直起腰来/银针从贫穷的毛孔扎入”，短短五行，由“针灸”一个点，扩展到一个现象，触及到一个社会问题。这首原载1987年12月12日《潍坊日报》的小诗，的确包含着不小的容量。而他的《关于屠夫》一诗则更远在汪国真之上，他写到：“我们常用这个词/来打磨牙齿//他有一套家什和程序/给人震慑，让人心惊肉跳。”应当说，这已从一般的情感层面进入精神和思想的疆域。总之，如果说他的第一辑“列车上的桃子”侧重于“亲情”，那么他的第二辑“永恒的主题”写的主要就是“爱情”，他的第三辑“火红的工厂”着眼的就是“工友情”，第四辑“第一行脚印” 则又表现了“文友情”……其中又不乏对生活和世界独特的思考和发现。可以说，这是王爱红走向诗坛的一部情感大典，也是他中年之后拿出的青春祭酒。 然而王爱红的这部作品引起我注意的还在他特殊的至今没有改变的叙述语调。在阅读了这部诗集和他的许多作品之后，特别是多次听他甚至有些絮絮叨叨但无限陶醉的朗诵自己的作品之后，我发现潜隐在他诗行内里的一种旋律，这种旋律不是格律，不是节奏，也不能用简单的语感来定义，因为好多优秀的诗人似乎都发出着自己一以贯之的语调和气息。他这种近似自言自语的“独语”抒情，有着明显的“宣叙”音调，这令我想到诗歌的“声音”这个问题。因为早在《汉语新诗：意、气、象》一文中，我就把“气”与新汉诗“韵律”问题的探讨结合了起来，后来有了《新汉诗“气”论》之说。其实对王爱红诗歌的音调问题，很多人都从不同侧面有所指认，如呼岩鸾认为这是“离开众声喧嚣的个人倾诉”，庞清明认为他乃“率性人生的诗意表达”，谭五昌认为与王爱红真诚、散淡的性情相对称，他的诗歌写作在精神状态上显得相当放松，因而绝大多数诗作节奏舒展、从容，诗思与情感的传达也颇为自然、流畅。阿翔则说他最大的优点体现在“诗感”——他的叙述、情感、语调，这是他诗歌的一切的总和。我后来在《桑恒昌文本的诗学启示》一文中写到过诗歌的“声音”问题，我发现关于汉语诗歌，有两个关键词一直被忽视，一是“滋味”——这一点食指先生曾专文谈过，《山东诗人》在编发“名家档案·食指卷”时曾予以刊登；二是“声音”，作为“音、形、意”合一的古老汉字，独步世界语言之林，独立于诗意美的圣殿。对“声音”的探讨当然源自对“语言”的深层解剖。艾略特就曾在《诗的三种声音》中把诗的声音分为对自己说、对他人说和两个虚拟角色说，张桃洲在《形与质：西渡诗歌的声音问题》中认为“在现代诗歌中，声音的含义突破了那种僵化在词语躯壳里的格律概念，而变成了一种既建基于普通音律，又超越了后者的意义方式，一种情绪的旋律和源于个人趣味的语感，一种渗透于诗歌整体、弥漫在字里行间的‘氛围’”，而西渡在一篇《汉语中的弗罗斯特》的访谈中甚至断定“诗的本质就是一种声音，一种基于意义和韵律结合而成的声音，把它视为‘纯粹的声调’‘纯粹的形式’，从这个意义上讲，失去了这个声音，也就意味着‘声’和‘意’双双失去，诗意也就无所赋存”，因而他认定“语调其实是一个诗人独特性的最重要的标志，也是其风格的主要体现”，但他同时认为“除了那些风格化倾向非常严重的诗人，多数诗人都会有几副不同的嗓音”。以此打探王爱红的作品，可以看出，他诗歌的“声音”契合了“形”“音”“意”的统一，这当然源于他的写作出自“感动自己”，同时我们可以感觉到他明显的风格化倾向。我们在这里自然不必纠缠于诗歌“声音”与语言的深层联系，因为那需要具体而细微的学术剖析，我们只知道新汉诗的“声音”（音韵、节奏、语调）与“语言”同根共生，人类所有的艺术形式都来自对命运的表达和对灵魂的安慰，其间有独语，有对话和复调，肯定也有明显的杂音。而在这一切的表达中，既有挑战精神极限的方式，也有多层面和多角度的情感抚慰和激励，有的表现为深邃，有的探寻质朴，王爱红显然倾向于后者。他从生命出发、从精神出发，再考虑修辞，修辞与技巧内化为他不紧不慢的宣叙。仿佛讲一个一个俗常的故事，把日常的口语渐渐引入书面，如《列车上的桃子》的意味，一种旅途也是日常所见、所感的情绪传达，透析着现代人行驶着，途中、路上的思虑，直白的叙述中不动声色地调动了视觉、味觉、听觉。他的《一条狗跟了我多年》于絮絮叨叨中，从对好狗的感叹到令人讨厌的烦忧，再到“狼、豹、虎王”复杂食物链的牵出，把日常体验的琐碎、敏感、惊恐和无可解的困扰刻画出来，是典型的现代心态呈现，一则描写出那一代人在特定年代所受的惊扰侵害和所承担的恐惧迫压，二则揭示了人世“狗”样的人性变异和无耻，而且在我看来，它还可以看作指证诡异时代的精神样本。虽然《观棋不语》，但内心波涛汹涌，在《经济时代》对《半个诗人》的絮语，恰是现代人对价值混置年代精神悬浮感的面对，这一点《谈起一个人》表现得同样直接。因此，他的《诗歌经历》描写的不仅是世俗经历，也是精神经历，是心灵变化的过程。 自然，这部早期作品的纪念性结集中也有几首处于精神懵懂期的颂歌。但作为一个人精神发展的见证和组成部分，我尊重诗人保持原貌的坦诚。而他那些如《核桃》“弯下腰/我拾起一颗桃核/猛然发现手心的树/迅速生成/爬满周身”原载1988年4月《电影介绍》的魔幻性作品，足见诗人的聪慧天资，这类作品如《停电》《作品24号》等有一小批。高亚斌曾从精神层面对王爱红的作品有过精到的论述，我试图从本体论的两个角度即“情”和“声”上予以粗略解读，因为我对刘方喜“声情说”的论述阶段性认同，也对“意象思维”和“声情思维”的并置颇感兴趣，按照钱中文教授的解说，声情、意象和神韵共同构成了汉语诗学系统，并形成了“未形——有形——无形”的形式序列和“不尽意——尽意——意无穷”的功能序列。以此返观王爱红的这部诗集，不仅寻找到他一路走来的艺术轨迹，还能窥见新汉诗百年以来步履蹒跚的足印，并可为我们的重新出发以为鉴证。
（马启代，诗人，诗评家，“为良心写作”的倡导者，现为中国诗歌在线总编，“长河文丛”主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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