老，是一种境界(洛夫九十杂忆)
老，是一种境界(洛夫九十杂忆)
方明（法）
“方明引言 : 自2017 年3月洛夫先生在加拿大验出有恶疾之后，
是年6月8日返台治疗，同时亲近子女，惟病情时好乍坏，无法
有新的诗作，唯洛老答应为 < 两岸诗 > 诗刊写一篇九十生涯之感怀，
作为此生大部分总结，遂于2017年11日3日完成此篇
< 老，是一种境界 ( 洛夫九十杂忆 )，也是洛夫仙逝前一年內唯一的
作品，怎知竟成遗作。< 草堂 >诗刊乃执內地诗刊之牛耳，
将洛夫之晚景心情，优先广示于世，让这重要的文学史料流传后世。
为証明其真实性，特将洛夫原手稿附上其中一，二页。”
四年前，我曾写过一首诗《晚景》，第一句就是“老是一种境界”。其实，老也是一种新的生活方式，其特性有二，第一：人到晚年，日趋纯粹，生活安静，沉默少语，耽于回忆，尤其是早岁的往事。据说早古时代，有些老者冬天喜欢独倚墙角晒太阳，扪蝨子，而今我却常与老妻閒话青少年时期一些惊人而荒唐之事。譬如十五岁那年，抗战已近尾声，但学校尚未復课，便被同学拉去参加游击队。有次奉命乘夜潜到日军营偷了一把轻机槍，当时只觉好像做了一场游戏，现在回想起来真傻！多荒谬，但也多少有点值得史笔一书的“伟大”感。往事如烟，当年许多雅事糗事在晚年又被时代之风吹了回来。
1946年我唸湖南岳云初中时开始写诗，跨出了闯荡七十余年诗歌江湖的第一步，在家乡报纸上也发表了二十多首少作，但全心投入诗歌创作而渐趋成熟，则是在1949年漂泊台湾，和瘂弦、张默创办《创世纪》诗刊担任总编辑之后的事。我的创作力最旺盛之时，是在四十岁左右，几乎天天灵感泉涌，日日有诗，我感到不可思议的是，五十年前(《灵河》时期)自我评价并不如何看好的诗：诸如《窗下》、《众荷喧哗》、《暮色》等，今日仍在两岸读者群中广为传诵。
四十至五十岁之间可说是我“自我建设”的时期，每天內心都在吶喊：“建设自己，不容怠惰”，那时同住一个眷村的诗人与好几位作家，晚上最后熄灯的总是我莫家。任何付出总是有回馈的。数年后我连续获得几项诗歌大奖，2004年甚至网络上疯传《漂木》获诺贝尔文学奖提名，但我并未为此动心，我的自我简介，年谱上都未曾提到这种“空穴来风”之事，即使被提名而未得奖又有何意义？不过我的晚运倒是不差，1990年诗集《诗魔之歌》首次在中国花城出版社出版，两年內销售四万余册，起步成绩颇佳，自此逐渐闯入中国诗坛，声誉雀起，每年应邀参加大陆的诗歌活动也日渐增多，也曾得过两次大奖，多次终身成就奖，包括2015年轰动一时的《李白诗歌奖》，此奖乃以《洛夫诗全集》赢得，当时总觉得有些汗颜，幸运与荣耀同时降临。彰显我的诗歌成就之事还有一项值得在此厚颜一提：那就是在两岸的大地上我有四座具有永久纪念性的诗碑竖立，一座在台湾金门，诗题为《再回金门》，一座在杭州万松书院，诗题为《根》，一座在揚州，诗题为<唐槐>，另一座在湖北长江三峡风景段，诗题为<出三峡记>。
我生于穷困，长于战乱，八年抗战，国共內战，金厦砲战，越战，这些负面的人生经验对于一个诗人的成长，以及沉郁苦涩诗风的形成有著不可估计的影响。吴冠中说的对：“真正的艺术家是在苦难中成长的，社会是不养诗人画家的，诗人艺术家没有吃过苦，没有心灵和情感的大震动是成熟不了的”。我最艰苦也最兇险的岁月是在1959年的金厦砲战期间，身处生死难卜的战地，对战争和死亡的体验极其深刻，最后缴出一份毀誉参半的成绩单：我的第一部长诗《石室之死亡》。毀之者多嫌语意艰涩，读不懂！誉之者则认为这是现代诗艺术史上一部大突破、大**，最富原创性的诗集。读者读不进去，我能理解，因为此诗包含战争、死亡、情慾三大母题，尤其是死亡，如以写实手法，理性的分析，明朗的散文形式来写，是绝不可能表达对战争与死亡的体验。死亡是不可理解，不可言说的，所以我只能以一种非理性的內在语式来写那不讲理的战争与死亡。
有人问到：《石室之死亡》创作的意义究竟是什么？首先要了解《石》诗创作的时代背景是战乱，以及战乱引起的人生大变局，它写的就是那个大时代的悲剧经验，和悲剧精神的反射。1949年一大批知识青年离乡背井来到台湾，他们**割断了血脉的和文化的母体，內心不时激起被遗弃被放逐的悲情，精神之苦闷难以言宣，写诗变成了唯一的宣洩管道，探索內心苦闷之源，求得精神压力的纾解，希望通过一种特殊的方式来建立存在的信心。这就是六零年代我和一群大陆来台诗人的实际处境。
第二：老人生活方式的特质是一种减法。四十岁之前，我不断鞭策自我，努力建设自己，写诗像跑百米、掷标槍，全心投入诗的探索与创作。当创作状态极佳之时，总以为自己在做一件最有价值之事，內心充满了神圣之感。这时来自两岸各方的学术性的长篇肯定评论日渐增多，但台湾本土诗人却多负面攻讦，主要集中对早期《石室之死亡》的批评，他们不能接受“超现实主义”的诡奇意象和內心世界的深邃复杂，反正是读不懂(其实“读不懂”也算是读诗的一种方式)。八零年代初期，以反对现代主义为标靶的台湾乡土文学崛起，由于我的诗与当时的台湾现实有些隔膜，更成为他们围攻的对象。其实我并无意为读者故设障碍。
我的第二项“自我建设”的宏大工程就是2000年在温哥华完成的《漂木》，首先在台湾报纸上连载数月，正式出版后，震惊华语诗坛，评语多涉溢美之辞，这裡就无需费词了。当然，除了这两**诗之外，我的一些抒情短诗，例如《众荷喧哗》、《烟之外》、《因为风的缘故》、《寄鞋》等，都已拥有广大的读者群，因为多年来这些作品已编入两岸中学及大学的国文教材。
按常理，人在五十之后，生理、智力、精神都已呈衰退现象，以后的生活与创作都逐渐趋于缓慢，以慢节奏活著。这不仅是养生之道，也是一种显示智慧的生存哲学。然而，我做不到，反而像蚱蜢似的向前瞎奔，控制不住创作的冲动。2000年，我写三千行长诗《漂木》，时已七十高龄，为此读者无不啧啧称奇，年属八十我写了不少“现代禅诗”，将进九十，又出版了一部《唐诗解构》。我不是什么“天才”，却有“行到水穷处，坐看云起时”那种超越能力。我曾说过，“变”是天才的另一名词，人称“诗魔”，表示诗人心中都有一个魔，当然不是妖魔，邪道之魔，而是驱使我不断创新，不断实验，不断蛻变的潜力。更重要的是，早年“自我建设”时期，诗的题材大多源自个人情感的抒发，或个人生活的体验，到了六、七十岁以后，大多以人生的感悟，精神的昇华为主题，如我晚期的《背向大海》之类的形而上诗。其实这类诗的题材可说是取之不尽用之不竭的。
二十一年的温哥华半隐居生活是我创作的黃金时期，除了完成三千行的长诗巨製《漂木》之外，另写了《大冰河》、《背向大海》两首数百行的长诗，以及《雪落无声》、《雨想说的》和《唐诗解构》等诗集的出版。多年来，温哥华一直被联合国评为“最适合人类居住的地方”，有第一流的气候，第一流的自然环境，第一流的人文氛围。初来温哥华的大陆移民习惯于浮华热闹生活，而觉得加拿大“好山好水好无聊”！但我却从內心感到加拿大“好山好水好幸福”！这种幸福感一是来自社会的人情温馨，人与人之间的快慰交流。不少的“铁干”粉丝经常来“雪楼”集会，饮酒论诗，二是来自八十高龄的雪楼女主人，她热情好客，乾女儿一大伙，人称“国际干妈”，我的老妻、贤妻、爱妻陈琼芳。她善良而以助人为乐，性格刚强，有女中丈夫之气慨，但质樸无欲，从不化妆，不爱花钱成了她唯一的“缺点”。她不写诗，但懂诗，偶尔还会批评两句。她的厨艺水平很高，会做湖南辣菜，也长于北方麵食，她的葱油饼在温哥华上过报的。她从事小学教育事业数十余年，智慧颇高而又幽默，有一次电视台记者访问她，”问她洛夫平时喜欢吃什么菜？她脫口而出：“有吃无类”。有次读者远道来访，见面时访客不免客气，”久仰!相见恨晚”，老妻立马答以”有缘不迟”。我俩也有斗嘴互不相让的时候，我说她”一言九鼎”，意即我说一句她要顶回九句。有次我把她气得跳脚，她指著面颊说:"洛夫你看我脸上长出了青春痘!”，我尖刻地回答:”你哪还有什么青春，只剩下痘了。”
但无论如何，我俩一生相依为命，形影不离。在一次座谈会中，读者问我，你与夫人相处五十余年，对她如何评价?我毫不思考即席回答四个字:”无可取代”。
我在温哥华的现实生活的确美好而幸福，但每每独处时，心中老梗塞著一种身分缺乏归属感的孤寒，发现自我的定位竟是如此暧昧而虚无，”今宵酒醒何处?杨柳岸，晓风残月”，这种境界多么凄美，而面对二度流放的时空，总不免感到一种失魂落魄的尴尬，因为至少在形式上我已失去了祖国的地平线，湖南、台湾、温哥华，我生命中认同的对象，其焦点已模糊不清了。
二次世界大战期间，德国作家托玛斯．曼**美国，一次记者问他:”**生活是否对你造成极大的压力?”他当时理直气壮的地答道:”我托玛斯．曼在哪裡，德国便在哪裡。”说得多么豪气干云!这话显示一个大作家卓绝的自信，我也许说不出如此大气度的话，但我也可以毫无愧色地说:”我洛夫在哪裡，中国文化便在哪裡!”狂妄吗?其实不然，因为我游走大江南北、五湖四海，永远都抱著中国文化走，中国文化使我胆气大增，使我的生命感到无比的丰盈，无比的尊贵。
最初移居温哥华，感觉上只不过是换了一间书房，气氛一样，满壁的书籍一样，杂乱一样，每天照样读书写作，偶而面对窗外的大雪纷飞时挥毫书写擘窠大字。笔墨来了，线装书来了。他们怕我寂寞，庄子、屈原、李白、杜甫、王维、苏东坡等几位老友也都联袂而来，很热闹，但有点拥挤，把空虚和孤寂都挤出了窗外。
当然，我不是一个苦守书斋的自闭作家，我也曾努力把中华文化带进华人社会，而且也和音乐家谢天吉、文学鑑赏评论家章迈等，于2004年创办了”漂木艺术家协会”，连年都舉办过书画展览，诗歌讲座与朗诵，以及大型的音乐会，场场座无虚席，热闹非凡。
这些历史陈跡俱往矣，虽属九十高龄，但尚未过去，对诗艺的追求，仍在路上踽踽独行。早年我也是一个”反传统”的叛逆者，及长，通过中年的"回眸传统”，晚年的沉潜古典，凡是想通了，才真正感受到"回家真好!"做为一个诗人、书法家，我时常如此警惕自己:必须要有高度的民族文化自觉自信，敏锐的现代意识。重新认识和评价传统文化不是恋旧，更非復古，而是为了创新，创造一个更新的美学传统。
最后我要感谢忘年好友诗人方明，特邀我为他的《两岸诗》写这篇杂忆稿。方明近被中国诗坛评为新诗百年最具影响力的诗人之一，他曾一度聘任《创世纪》诗刊发行人，不久他又独资创办《两岸诗》销行台湾大陆两地，为两岸诗坛的交流起到积极的作用。
方明事亲至孝，每年至少两次去美国探视老母。今年(2017)五月适逢我九十寿辰，他特別从洛杉矶赶来温哥华参加我的庆生寿宴，使我深为感动。方明在台北置有一间诗屋，面积不大却布置雅致，颇富亲和力，两岸诗人、作家、学者经常来此相聚，诗酒留连，宾主尽欢。这是诗界韵事，想必会在中国新诗史的杂忆篇中留下一段佳话。
方明旅法诗人，原籍广东，台湾大学经济系学士，法国巴黎大学经贸、文学硕士，荣誉博士。从事欧洲文创产品近30年，包括诺贝尔文创礼品。获台湾大学两届诗歌、散文奖。与郑愁予同获台湾诗歌奖。新诗百年中国最具影响力诗人奖。曾在香港大学讲学，並展出作品一个月。著有诗集，论文集多部。《两岸诗》诗刊创办人，社长。方明在台湾设立《方明诗屋》，成为诗人们品茶谈诗的吉宅宝地，洛夫、余光中、郑愁予、杨牧、周梦蝶等忘年交挚友也曾时常在此久坐畅叙，成为台北的一个文化地标。“洛夫的雪楼，方明的诗屋”，成为相提并论的诗坛佳话。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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