文学批评不是罗列关于文学事件的流水帐
本帖最后由 苗洪 于 2018-9-16 01:01 编辑文学批评不是罗列关于文学事件的流水帐 作者：苗洪
文学批评不是罗列关于文学事件的流水帐 作者：苗洪 导言：近日偶尔游览到一篇出自复旦毕业生并且从师许道明先生的,几乎被誉为青年学者的张定浩的一篇关于诗歌与酒的文学评论。在诗歌评论无所不包无所不为落脚点无所不在的今天，我原以为这位先生能够多少发表一些关于诗歌评论的突破性理论文章，但是仔细阅读后感觉非常失望，除了列举一些他自己阅读过的书单及其读后感之外，再就是罗列了许多如何成材方面的感悟，抑或是罗列出一大批包括陶渊明，郑风，方玉润，李陵，田晓菲，苏武，孟嘉，朱自清，管锥，苏格拉底，郑玄，辛弃疾，柏拉图，道家和儒家在内的等古今中外文学人物名单，思想流派，代表人物，国学等领域的知识清单。 作者在不足万字的文章里如此引经据典，实在是让人不忍拒绝阅读他的文章而怕他难过。难过。文章的不足之处显而易见。并且没有一个明确的文章主题让读者产生某种意义的中心感。这种文学评论的文章实在是让人啼笑皆非，特别是出自所谓复旦毕业生之手。在当今社会中国诗歌评论，理论日趋萧条的状况之下，如何提升评论者的评论内部的文本水平，我认为应该引起足够的重视。 在我国诗歌评论的进程当中，没有优秀的诗歌评论并不等于是最可悲的结果，最可怕的是，大多数诗歌评论家在创作诗歌评论的时候，乱套文学及哲学术语的行为比比皆是。在2013年到2015之间，中国诗歌评论使用最多的词汇及概念就是解构主义，性别写作。 作为文学导向的评论家，实际上写作的性别概念并不是关于文学类型的概念，但是，直到现在为止，中国的各大高校的文学期刊，论文机构还在大量的继续探讨者关于性别写作的问题。包括朱大可，欧阳江河，流沙河在内的所谓文学评论权威，不仅没有在文学理论，诗歌理论本身开拓及建树，相反在那里没有发表具有特别重要主观意义的个人理解论调去诱导及误导其他具有广泛性的评论家创作文学评论的思维及方向。 而与此同时，我个人一贯主张的方针是，诗歌评论应该坚持的主要方针是对诗不对人。历史上许多具有意识形态争论的人物都创作过非常优秀的诗歌作品。我个人认为，所谓的坏人在创作诗歌的时候，也不至于将诗歌脸谱化——将自己的坏写进诗歌。相反，由于诗人独到的逻辑思维特征，他们总是在诗歌的创作过程中，用自己诗歌形式上的创新积累了许多理性认识的东西。可惜的是，我国的诗歌评论家根本没有从这一点去发掘，去归纳诗人们在新写作实践及过程中所融会贯通的创新式诗歌技巧及诗歌布局或结构的重列性。 而除此以外，中国当今的诗歌评论家在评论古代诗歌的时候，总是忘不了关于诗人当时社会背景及时代特征这一层面的分析。我感觉这有点强加于人的味道。无论是放荡不羁的李白，杜甫，抑或是屈原，辛弃疾等古代著名诗人，我们的评论家总是首先站在同情他们遭遇的立场去评论他们的诗歌。社会的黑暗，官场的不得志，落榜的黯然似乎是他们创作的唯一心理支撑，但是，实际的情况是，他们一开始就具有着不畏强暴不畏权势的文人禀性——而除此之外，官场对于这种充满浪漫主义天性的诗人来说，官场其实对于他们来说是诱惑力很小的东西。如果他们安于现状，就不会因为自己的种种叛逆行为而被驱逐官场或流浪或流放。 所以，中国当今的诗歌评论家在进行诗歌评论的时候，实际上所奉行的批评原则立场还仅仅只是停留在阶级斗争立场的立场去评论诗歌。实际上，这种充满阶级立场的评论方针不仅仅是针对古代文人，包括对于今天诗人及诗歌的评论也是停留在所谓世界觉醒，个人觉悟，精神危机，生存危机的层面去评论。一个诗人及作家，能够熟练的运用文学技巧创作出优秀的作品已经是非常了不起的事情，可是我们的评论家最时尚的评论方针就是津津乐道于描绘某一个诗人及作家写作过程中所繁衍出来的各种不同类型的思想觉悟。关于文明与觉悟两个基本点的关系实际上是相辅相成的辩证关系，在现代文明曙光之下创作的所谓作家或诗人实际上是无病呻吟。 在以上几个方面的阐述过程当中，我主要阐述了当前中国诗歌评论创作的不理性状态，实际上这种评论方针除了不断产生谬论之外，根本没有任何意义的理论创新及理论体系的建立。 附件：《既见君子》，作者张定浩。 风雨 谈论陶渊明，对我来说，是一件艰难的事情。 或许因为谈论诗，本来就是一件艰难的事情。“始可与言诗已矣”，这句简单的话，具有多么大的力量，以及要想听到这句话，又需对历史和生命有着多少的体悟，大概子贡和子夏当时也未必知道。进而，“始可与言诗已矣”这句话，又并非所谓的文学批评许可证，孔子没有打算做高头讲章，他只是言诗，只是说，我可以读读诗给你听。 或许，我只能谈谈我自己，比如此刻坐在北风呼啸的窗前，看底下路面的颜色在明暗间变幻，我知道那是雨下了又停，停了又下。 曾听老师讲，陶渊明文不如五言，五言不如四言。我听到这话时心里一动，因为我喜欢的陶渊明，正是写《停云》《时运》与《荣木》的那个陶渊明。他的五言当然也好，只是被后来的人当作文学讲惯了，也融汇到了后来的文学中去。写五言的陶渊明好比是一个超越时代的大众情人，而写四言的陶渊明，则是一个从诗经中偊偊而出的君子，走到六朝，就停了下来。 郑风里有一首《风雨》，说的就是见到这种人时的欢喜。“风雨凄凄，鸡鸣喈喈。既见君子，云胡不夷。”于乱世里见到不改其度的君子，如同动荡不安的风雨中听闻依旧守时的鸡鸣声，同样地让人安心，进而生出喜悦。此诗之后，风声、雨声，亦成为中国人心中挥之不去的声音。 诗无达诂。比如对这首诗，方玉润就以为，风雨未必喻乱世，“风雨晦暝，独处无聊，此时最易怀人。”这样解，破经学，近人情，这种感觉有点像后来的“五四”新文学，在当时都是新鲜的诗意、勇敢的突破，但我们后来的人回过头看，却没有非此即彼的必要。因为诗意云云，都是与当时当地具体读诗人的具体生命要求有关，而一首能流传的好诗，恰恰是能经得起各个时代各种环境下的各种生命的要求，这样才成其厚味，才不仅是一首拥有几个佳句的单薄的诗。 至道无难，唯嫌拣择。而一首好诗，其中的意思，同样也是唯嫌拣择。 风雨，是天地之间的气象，又从来不仅仅如此。《礼记•孔子闲居》即云，“风雨霜露，无非教也”。周易中亦有恒卦，震上巽下，其象云：雷风，恒，君子以立不易方。集解纂疏解释说：“盖雷风至变，而至变之中有不变暂存，变而不失其常者。君子象之，以立身守节以不变易其常道也。”这恒卦的象辞，简直可以直接拿来，和毛诗序、诗经原始一起，作为《郑风•风雨》共同的注解。也惟有这样，自然、社会、个人和历史，才一同被裹挟在风雨之中，也惟有这样，这风雨以及置身其中的相见与思念，才显得丰厚。 田晓菲曾作《停云》诗的笺注，“以语所安，所安云：此诗反用《论语》开篇‘有朋自远方来，不亦乐乎’之意。”我一个朋友对此评论道：“好悲惨的家庭生活！”话虽刻薄了点，却是让人莞尔一笑的聪敏。虽然刘熙载就曾说“陶渊明大要出于论语”，沈德潜也有类似的说法，但拿论语去框渊明，确实是把渊明给框小了，这和说“其源出于应璩”一样不靠谱。陶渊明和论语作者之间的关系，与其说是“出于”，不如说他们是同样一批书的读者。同样的一批什么书呢？那就是六经了。少年罕人事，游好在六经。所以我更服膺厉志《白华山人诗说》的看法，“渊明之于《三百篇》，非即而取之，但遥而望之。望之而见，无所喜也，望而不见，亦无所愠”。一首《停云》，我以为便是对《郑风•风雨》的遥而望之。当然，我只是自言自语，不担心会背负上“好悲惨的家庭生活”。 停云 陶渊明的诗，不少都有小序，且“多雅令可颂”，别有一种简净的风致。《停云》诸诗的序，前人说是仿毛诗序的写法，这未尝没有道理，但却也不能执着，执着了，就会把陶诗解作了毛诗，“思亲友”云云，也就附会出了一番规讽之意。我在想，陶渊明之所以爱写序，恐怕正是有毛诗小序之鉴在前，害怕后人也为自己的诗胡乱附会添个莫名其妙的序，索性自己出面，先把作诗的意思挑个明白，用毛诗序的形式，却反毛诗序的用意，只谈个人情怀，不及政治教化。然而，寥寥数语，又真能全部说明白么？又怎能全都说明白呢？所谓“发必吐之辞于诗内，含不尽之意于言外”，用一部分真话来遮掩另一些真话。渊明诗序，大抵要作如是观。 “濛濛时雨”，其中依稀有阮籍“嘉时在今辰，零雨洒尘埃”的意思，却又不是那样安静的雨，因为接在后面的是“八表同昏，平陆成江”，是一派风雨琳琅的样子。 那么，之前的“蔼蔼停云”，又是什么样子呢？ 我有一日被大雨阻在一个陌生的地方，包里只有一本《古诗源》，随手翻到李陵苏武互赠诗重读。纪德在《新食粮》里曾感叹，“我们的文学，尤其是浪漫主义文学，总是赞扬、培育并传播伤感情调，但又不是那种积极而果断的、催人奋进并建功立业的伤感，而是一种松懈的心态，称之为忧郁。”而所谓“积极而果断的、催人奋进并建功立业的伤感”，在我心里想到的形象，便是苏武所说的“慷慨有余哀”。这五个字，约略说尽了汉诗，也说尽了我喜欢汉诗的理由。 李陵的《与苏武诗》，“仰视浮云驰，奄忽互相逾”，这不就是《偶然》么？还记得黄秋生的歌声，“你不必讶异，也无需欢喜，转瞬间消灭了踪影”，不过这里的“互相逾”更好，有一点点做人的骄傲在里面。后来读陶渊明，见到《闲情赋》里也有类似的句子，“行云逝而无语，时奄冉而就过”。行云流水，在诗人那里，其实是多么悲哀的场面，却又都是沉默的悲哀，只可以当作歌平静地唱出来。 因此，所谓“停云”，其实背后是有一个隐而不宣的梦想，但是不能说，一说出来，就会停成了乌云。 有酒 说起陶渊明与酒之关系，自然都会提萧统《陶渊明集序》里的话，“有疑陶渊明诗，篇篇有酒，吾观其意不在酒，亦寄酒为迹也。”这话说得很漂亮，尤其有了后来欧阳修“醉翁之意不在酒，在乎山水之间”作比照，更觉得要漂亮些。不过，我总觉得，漂亮的话之所以漂亮，是因为它没有凿实，本意多是纠偏，并不企图给出正确答案。 然而，“寄酒为迹”的说法，在被一再地引用之后，酒仿佛也就成了陶渊明的一件工具，如同捕鱼的荃，指月的指，每个聪明的论者都希望赶紧越过它，以便循迹进入所谓的本质世界。因此，作为一种物，用海德格尔的话来说，酒本身的存在是处于“锁闭”和“被遮蔽”之中的。 陶渊明写孟嘉，“温尝问君：‘酒有何好，而君嗜之？’君笑而答曰：‘明公但不得酒中趣耳。”所谓“得酒中趣”，我想大概就是抵达酒本身的存在，而渊明和孟嘉一样，都是得酒趣的人，所以，《饮酒》二十首遍言前朝嗜酒之人，却止于汉朝，不提魏晋诸公，因为魏晋名士喝酒，是为了享乐、避祸、抗名教，各有其个人目的，却和真正的酒趣无关。 真正的酒趣，其实都不在个人，而是在群体性的礼俗和人伦之中。《奥德赛》中，有一段被誉为最有智慧之人（奥德修斯）称赞人生之最大福分的话： 个个挨次安座，面前的餐桌摆满了 各式食品肴馔，司酒把调好的蜜酒 从调缸里舀出给各人的酒杯一一斟满。 挨次安座，每个人找到了自己在社会乃至天地中的位置，这酒才能喝得热闹和安心。而所谓“得酒莫苟辞”，不是出自个人的壮怀激烈，而不过是饮酒的古礼罢了。古时候君臣宴饮，以尽醉为欢，并设有专门的监酒，不醉不许走，谁要敢辞酒，那可是属于违法行为，要冒杀头风险的。“司正升受命，皆命：‘公曰众无不醉！’宾及诸公卿大夫皆兴，对曰：‘诺！敢不醉！’”我读到《周礼•大射》这段话的时候，心里会起一阵感动，这里有一种对酒神精神的日神般的接纳，携手共赴醉乡，却是天地清明的态度。 君臣之外，饮酒，其实是一件朋友之间的事。《小雅•瓠叶》：“幡幡瓠叶，采之亨之。君子有酒，酌言尝之。”各家注解中，我仍喜最初郑玄的笺注，“此君子谓庶人之有贤行者，其农功毕，乃为酒浆，以合朋友，习礼讲道义也。”原来这酒虽然是自家先尝，却是为朋友而备，只是朋友尚且没来，我就只好先就着最微薄的菜肴，先和家人品尝一点。郑玄又引易经兑卦的象辞，“君子以朋友讲习”，兑是喜悦的意思，原来饮酒的喜悦只是和朋友有关。读懂了这首《瓠叶》，再来看《停云》里的这句“有酒有酒，闲饮东窗”，就不单看到一份“有”的闲适，也能看到了一份“无”的落寞，至于接下来的“愿言怀人，舟车靡从”，虽然好，却已是诗人的重言。 从君臣世界里悄然退出的他，也未必有几个相契合的朋友，因此，他总是一个人喝酒，“一生自乐”。不过，既不用应酬领导，也没有朋友欢闹，一个人喝酒，无喜无惧，其实有一点好处，就是不太会真醉。 友生 我最近因为要写陶渊明，各家注本参读着看了不少，也因此生出一些疑惑，不过自己也不是治古代文学的，所以也不知道这疑惑在不在理，况且自己也未必能把这些疑惑一一说清楚，所以也就这么边疑边写，心里只是想尽量写出点更有意思的话。 今天在找古直《陶靖节诗笺定本》，没找到，但看到朱自清曾写过一篇相关的书评，我家里正好有《朱自清散文全集》，便找出这篇，是在《语文零拾》里。说句题外话，朱自清的好处，当然不在《荷塘月色》式的浓腻美文里，而在诸如《标准与尺度》《论雅俗共赏》以及《语文零拾》这样清楚明白的短篇论文里。这篇开头有一段文字，竟像为了我的疑惑而说的话： “从前为诗文集作注，多只重在举出处，所谓‘事’；但用‘事’的目的，所谓‘义’，也当同样看重。只重‘事’，便只知找到最初的出处，不管与当句当篇切合与否；兼重‘义’才知道要找那些切合的。有些人看诗文，反对找出处；特别像陶诗，似乎那样平易，给找了出处倒损了它的天然。……固然所能找到的来历，即使切合，也还未必是作者有意引用；但一个人读书受用，有时候却便在无意的浸淫里。作者引用前人，自己尽可不觉得；可是读者得给搜寻出来，才能有充分的领会。” 作笺注也好，写文章也好，首先都是自己读书的受用，所以能写出来或者能引用的，其实也都是自己的领会，领会到哪个地步，这笺注和文章也就能到哪个地步，是一点都掺不了假的。读古诗，找到字句的出处（事典）不难，尤其在拥有电子搜索技术之后，但难的是既上溯意思的源头（义典），又下追其在后世的影响，上下求索，一一抽绎，之后，且还能和自己的生命相联系，开出新的意思。所谓“寂然凝虑，思接千载；悄然动容，视通万里”，不单是文思，也正是阅读之思。 《停云》末章，“翩翩飞鸟，息我庭柯。敛翮闲止，好声相和”，我翻了不少家的注解，都是浮面之辞（古直《陶靖节诗笺定本》虽未看到，但王叔岷《陶渊明诗笺证稿》里引古笺颇多，也可略窥大概），到字句出处为止，眼前这只活生生的飞鸟是来自何方，却不管不顾。 《停云》自序思亲友，因为诗很好，后来“停云”两个字，竟成了朋友相思的代名词。而其实在《停云》之前，人们提及朋友时想到的，会是另一首诗。 毛诗《六月》小序云，“《常棣》废，则兄弟缺矣；《伐木》废，则朋友缺矣。”诗经里谈论友情的，要属《小雅•伐木》最为纯粹诚挚。“伐木丁丁，鸟鸣嘤嘤。出自幽谷，迁于乔木。嘤其鸣矣，求其友声。相彼鸟矣，犹求友声，矧伊人矣，不求友生？” 读完《伐木》，就已知道《停云》里那只飞鸟的来历了，整个《停云》末章也便豁然开朗。所谓“好声相和”，正是“嘤其鸣矣，求其友声”，而这鸟声背后回荡的，是来自《伐木》的古老责问，“相彼鸟矣，犹求友声，矧伊人矣，不求友生？”你怎么依然孤单一个人饮酒呢？这么一看，原来接下来的“岂无他人，念子实多”，正是诗人千载之下对此的回答。 不过我要说的，还不单是这些。我读完《伐木》，念念不忘的，是一个词——友生。三百篇里，“友生”这个词只出现过两次，一次在《常棣》，“虽有兄弟，不如友生”，一次，就是在《伐木》里。两首诗紧挨在《小雅鹿鸣之什》里，正如兄弟和朋友的意思也总是紧紧相连。虽然注释都很简单，“友生”，即“朋友”，但在我想来，“友生”这个词，正是用最简洁的构词，说尽了朋友与生命之间的关系。 假如我们相信苏格拉底所说的，最好的生活是追求智慧的生活，那么，在向这样的生活尽力靠拢的路上，一个心智健全的人，肯定无法单凭自己就能判断所走的路是正确的，他一定是依稀能见到前人的身影，回头又看到另一些人正快步跟上来，更重要的是，还有一些可以声气呼应的同行者在左右。记得潘雨廷先生就曾深有所慨，他说他的好处是有很多老师，也有学生，但缺憾是少了研习的同道。“慨独在余”，对于这样的生命行走，陶渊明的慨叹亦如潘先生。 当然，这样的同行者又不能太多，二三子足矣，多了，就或许会构成偏见的小团体，他们形成的包围圈会遮蔽掉原本在他前后路标般的身影，裹挟着他走向歧路而不自知。 继而，我们惯常的生命，毕竟都不能如苏格拉底般纯粹的去爱智慧，不能像苏格拉底般，在朋友的围坐和交谈中走向更好的世界。一个普通人，一生相守最长的，依然先是父母兄弟，后是妻子，再好的朋友，也都是“奄忽互相逾”。但其实，懂得了前面所说，也就明白了朋友之间，恰又是最不需要朝夕相处的，因为彼此已经镌刻在对方生命的年轮里。所以要回头再把“安得促席，说彼平生”这句轻轻读一次，这是设想在隔了漫长时空后的相见里，把自己生命的年轮打开，把被自己收藏的生命，交还给对方。 古人当中，最喜欢《停云》的，似乎是辛弃疾。他罢官闲居江西时，曾筑“停云堂”，其词中直用“停云”诗意处，凡九见。其中一首《贺新郎》最见其心，“甚矣吾衰矣。怅平生，交游零落，只今余几。”后面还有一句很有名，“我见青山多妩媚，料青山，见我应如是。”接着下阙开头，点明诗意，“一尊搔首东窗里。想渊明，停云诗就，此时风味”，末了结句，“知我者，二三子。”寥寥数句，都似乎是《停云》里欲说未说的地方，惟有两相比照下，方觉得一个太多慷慨，一个如此节制。 无成 我读书曾有过一个隐秘的习惯，遇到一个喜欢的作家，会留意一下他成名的年龄，再与现时的自己相比照。比如看到兰波，心里就会黯一黯；读到弗罗斯特，则又会妄自滋长不少勇气与信心。 而我能够写下这些话，是因为这个习惯不知何时已停止了。这当然并非因为我已经有所成，或许，只是由于我这段时日一直在读古典作家的缘故。所谓少作、成名作、成熟期、晚期，诸如这样把个体本已短暂的生命继续残忍地一分再分的概念，似乎与那些古典作家无干，他们的写作似乎超脱于时间，这也就让我渐渐从对时间流逝的惊慌中走出来。 因此，在对陶渊明的阅读中，当我一再遇到“无成”这个词（《荣木》“总角闻道，白首无成”、《九日闲居》“淹留岂无成”、《饮酒》“行行向不惑，淹留遂无成”、《祭从弟敬远文》“流浪无成，惧负素心”、《自祭文》“惧彼无成”……），一再遇到对于“无成”的不安、疑惑以及叹息，仿佛以人为镜，意外照见的，竟是自己深藏的种种心情。 记得《管锥编读解》在论及《离骚》“惟草木之零落兮，恐美人之迟暮”一句时，亦曾深有所慨，作者遂引《论语卫灵公》“君子疾没世而名不称焉”和鲁迅早年蛰居时的集联“望崦嵫而勿迫，恐鹈鴂之先鸣”作参照，认为“此含客观时空与主观时空之对比，犹无限与近乎零之对比，乃历代志士之重要刺激……此事古今同慨，少年子弟江湖老，能不感怆？” 于是，面对古今同慨的“无成”，便又有了《老子》的反其道而行之，道德经四十一章有“大器晚成”句，帛书乙本作“大器免成”，在很多“无成”之人读来，真的是一种很好的安慰。只是，正如刺激总是会化作某种动力，这安慰时常又成为一种麻醉，忘了其实只有合格奶粉才会免检，并非免检的都是合格奶粉。 我并不想用道家和儒家的思想冲突来解释陶渊明面对“无成”时的矛盾，类似这样的解释仿佛把人当作一个化学容器，酸碱混合，产生盐和水，简单而无聊，因为那么多的时代有那么多被酸碱浇灌的容器，却只产生过一个陶渊明。面对已经存在的人与诗，重要的不是解释，是认识。 在我看来，陶渊明念叨的“无成”，有一点点像苏格拉底常说的“无知”。正是凭借对“无知”的一次次认识，哲学才持续不断地返回到开端，回到根；同样，每一次对“无成”的思索，也让我们在疼痛中不断把目光返向自身。藉由它们的引路，我们得以有可能碰触到某种值得过的生活，某种更好的生活。 关于这种生活，倘若非要有个描述，我想会是《时运》小序里的“欣慨交心”，也是弘一临终时的“悲欣交集”，而欣慨与悲欣的不同次序，亦正是死生与生死的不同次序。 闲情 本来，“无成”一节写到“欣慨交心”，就比如一个人勉力奔至一处山顶，大风吹过，忽然就不知再如何继续下去了，强弩之末，不能穿鲁缟，何况穿越更远的山峰。遂安慰自己说，写作和出游一样，都是要留一点念想的，但似乎又有些不愿，所以，这一节，好比是百无聊赖的下山过程中一个人对着石阶的胡思乱想。 在四言之外，《闲情赋》是我喜欢的，比《归去来兮辞》和《桃花源记》都喜欢，在这一点上，是有人赞同我的，比如陈沆就说，“晋无文，惟渊明《闲情》一赋而已”。当然了，他说这个话，是要攀附着苏东坡和昭明对着干，而我并不想和谁对着干，不对昭明也不对东坡。我只是出于初心的喜欢罢了，就像昭明和东坡，他们只是与陶渊明作倾谈，也一定挺厌烦后人的口水。 这“闲情”，不是闲情逸致，而是说，在感情的门上安上木栓，是防止情思泛滥的意思，可巧的是，我写过的几个人，曹植有《静思赋》，阮籍有《清思赋》，陶渊明有《闲情赋》，奕代继作，劝百讽一，情之所钟，却均在此辈。 《闲情赋》的好，在于不拿架子，《归去来兮辞》和《桃花源记》都有架子，大约因为后两篇里都是直言，无有规矩，不经意间自己反倒会端起一点规矩，而《闲情赋》顶着讽谏的规矩文体，戴着镣铐跳舞，心底下反倒可以安宁自然些。“送纤指之余好，攘皓袖之缤纷”，这让人想起《子夜吴声四时歌》里的“愿欢攘皓腕，共弄初落雪”，那初初碰触到的，不仅是雪，也有爱情。 中国的古典诗歌里，当然是有爱情的，只不过，这爱情不在词曲里寻常所见，而是藏得很深，总要偕着君臣、朋友的风雅身影一道出现，正如古希腊人，惟有在讨论哲学的名义下，才愿意彻底的揭示出爱欲。 在《斐德诺篇》里，柏拉图曾列举过四种迷狂，高居最顶端的，是爱的迷狂。爱，是在目睹到尘世的美之后，把自己交付出去后得到的回应，如同潮水一般，爱是在两个人之间循环激荡的过程，它让人身体里的羽翼重新生长，而假如爱人离开，灵魂失去滋润，这羽管的毛根就会干枯，那正在向外生长的新羽就会被窒塞，那种难忍的痒痛，就是爱带来的不安与折磨。 因为爱既是一种属己的情感，同时，又必然对确定时空内的他人有所依赖，所以，有关爱的故事，就是不安，犹疑，疼痛，叹息的故事，就是一个人失去另一个人的故事。在西方，这样的失去常常被艺术家们转化为创造的激情，而在中国，在整个《闲情赋》里，我们却看到一个人，他竭力要把这种失去在自己的生命里一点点化掉，他并不想利用这份爱做任何事情。 是的，爱固然是忧郁，不安，犹疑，疼痛和叹息，但有时，爱也真的是一种美好的感觉。在《闲情赋》的末尾，诗人提示我们，“诵召南之余歌”，而我在《召南》里找到了一首《草虫》，里面说，“未见君子，我心伤悲。亦既见止，亦既觏止，我心则夷”。原来，爱也是两个人相见之后的安宁，是金粉金沙深埋的平静。 结束语：当然，我们从张定浩的文章还是可以看出他在罗列的同事也阐述了主观上对文化，文学，情感，伦理，道德，人品，哲理方面的个人理解及观点。但是，文章的文笔过于繁琐特别显而易见。上下纵论几乎包容中国近三千年的诗歌历史。这种知识的博学我不反对，但是一篇简单的论述文章，从远至《毛诗序》《诗经》扯到东晋时期的陶渊明，又间或牵扯到孔子乃至外国的哲学启蒙者，洋洋大观实在是过于牵强附会。而我个人则认为，文学评论除了关于文本本身的评论之外，主要是产生对于诗歌的崭新见解。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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