在特定语境下，诗坛是否已诞生扛鼎之作
在特定语境下，诗坛是否已诞生扛鼎之作如果说诗歌的整体生态结构与我们的生存境遇、社会现实和文化语境是相对应的，那么，2020年初那场突如其来的疫情，的确触发了诗歌创作的主题性绽放。关于抗疫诗歌出现的“狂欢化”现象暂且按下不表。回眸巡视，便可发现，自2020年下半年开始，积蓄已久的各种诗歌活动，如诗歌节、研讨会、诗歌奖、征文比赛等等，可谓此起彼伏。
国际诗歌节的举办，无疑是本年度诗坛的一个重要活动。随着“地球村”时代的到来，今天的中外文化交流比起以往任何一个时代都来得频繁。也因此，中国诗人走向“世界诗歌”的想象和实践越趋强烈，尽管其中的交流对话，尚存在着不可避免的“差异性”。
值得留意的是，10月中旬举办的第五届上海国际诗歌节，不仅邀请了塞尔维亚、叙利亚、英国、意大利、法国等国家以及中国本土的十多位诗人，通过网络连线的方式切磋交流，畅谈诗歌的未来，突显上海与世界诗歌潮流和文学创作的精神衔接，而且举行了“天涯同心”中外诗人论坛，编辑出版诗歌节特刊，生动地诠释“诗歌是我们共同的母语”这一主旨。第二届博鳌诗歌节10月中旬在海南掀开序幕，其间同时举行第三届“博鳌国际诗歌奖”和第三届“国际微诗奖”颁奖典礼。前一项奖旨在“为繁荣世界诗歌创作，推动中国诗歌的国际化进程”，设立多个奖项，分别授予中外诗人；后一项奖是顺应“微时代”潮流，倡导五行以内自由诗的微诗理念，着意推动微诗的国际性交流。随后，第三届丝绸之路国际诗歌艺术节在西安拉开帷幕，旨在弘扬丝路文化精神，推进“一带一路”的发展，同样颇受诗界关注。引人注目的是，由中国作家协会和地方政府联袂举办的“中国诗歌节”，三年一届，今年度即第六届移师成都、重庆两地举办。一方面是弘扬优秀传统，推动诗歌发展；另一方面是开展丰富多彩的诗歌主题活动和群众诗歌文化活动。
至于诗歌奖，则应提到已连续举办六届的“中国当代诗歌奖”中，当代诗坛两位“常青树”华万里、黄亚洲在今年的评选中荣获终身成就奖。放眼当下诗坛，各种花样的活动层出不穷，其中以名人名义、以旅游胜地和地方题材等为主题的文学征文比赛和作为主要形式的诗歌奖，备受关注。如借诗人海子名义设立的“海子杯”诗歌大赛奖、“美丽中国”世界华文诗歌大赛、“我为美丽写首诗”全国精美旅游短诗大赛、第三届“爱在丽江·中国七夕诗会”爱情诗接力赛、《诗歌周刊》年度人物奖、第五届“诗探索·中国诗歌发现奖”“记住乡愁”世界华文散文诗大赛，等等，名目繁多，不一而足。
可以说，“征文体”诗歌现象已成为当下诗坛众说纷纭的一个热点话题，它的存在对汉语新诗的发展所产生的影响，究竟是利大于弊，抑或弊大于利？为此，《星星·诗歌理论》2020年第11期特别开设专辑，邀请数位诗人和评论家共同对“征文体”诗歌发表看法，展开争鸣。
说到“争鸣”两个字，针对当下设立的各类诗歌奖和征文赛，应该承认，任何诗歌文学奖的评选，即便主办方力求公正客观，但或多或少都会引发一番争议，无论是台前或幕后。2020年的诗歌评奖活动中，激起讨论甚至备受争议的评奖活动，依然存在。不过，平心而论，读者对某个有一定影响力的诗人（诗歌）奖的评选提出意见，其实是很正常的，不必大惊小怪。毕竟，每个有鉴赏眼光的读者，心中都有自己的一杆秤。
诗人群体与诗歌作品写作重心呈两大走向
2020年度是一个令人惊心动魄的“非常年”，但诗歌并没有因此而停滞，比起小说、散文等文体创作情况，诗歌创作的活跃程度不仅相当可以，而且“涛声依旧”。
诚然，真正的诗歌作者总是时刻在调整中，寻求瞄准适合于心灵需要和连接时代精神的创新点及增长点。在一个令人感慨万千的年度，重构乃至另构历史的思想趣味，似乎已从网络世界里升腾起来，漫延至现实生活的各个角落，裹挟着包括当下诗歌写作在内的各种社会话语形态。或许正是因为疫情带来的不安与不确定，加上新媒体、自媒体的迅速发展，人们的价值观念和思维方式也在不断发生变化。于是在这个特殊的时间节点上，诗歌写作重心在无形之中呈两大走向：一边转向了扁平化、物质化的日常生活空间，另一边是在回望历史和书写当下中多角度地展现对时代的思考空间。
那么，在这种特定的语境下，2020年诗坛是否诞生过扛鼎之作呢？对此问题，谁也说不准，唯有留给时间去回答。笔者这样说，绝非指本年度诗歌写作没有出现好作品。就笔者眼力所见的一小部分来说，肯定有一些值得尊重且执着于探索的诗人，总是时刻在调动和激发着各自的生命激情和诗性智慧，期冀为重新发现世界而书写。
诗人黄亚洲近年来创作势头甚猛，他常常在两条线路上探索前行：或从心出发，在灵动自如的生发中带有浓厚的理性思维和精神独白；或在贴近日常生活和万事万物的路上行吟，还原着尘世本相和生命本真。疫情期间，他以一首《我只能让我的心，跟随你们去武汉》感动了无数读者，并在短时间内出版了一部集纳六十多首诗的诗集《今晚，我的心跟随你们去武汉》。一首首诗如同置身于现场的“特写”，流露出岁月中的真情与悲壮，颇具认识价值与历史价值。
20世纪80年代在诗坛上就享有诗名的陆健，今年度创作呈井喷之势。刊登于《作家》第9期、《诗歌月刊》第9期的十多首力作，既大气磅礴又沉郁深情。久负盛名的诗人李发模、华万里依然活跃于诗歌现场，诗思如泉涌动。前者善于将语言扎根于生命之中，透过自由而变幻的语言，指向自身并通达生活，在出神入化中重铸另一种诗歌逻辑；后者永葆年轻心态，既富有情调又充满风趣，其诗中纯然的生命感觉，通过独特的语气在叙述中荡漾诗思，并且总是忠实于自己内心的声音。还有，峭岩、曹宇翔等军旅诗人的作品，或于凝练精粹的抒写中奏鸣雄浑豪迈的交响曲，让人感受到巍然宏大的历史气场；或以奔流舒卷般的文字寄寓一颗滚烫的赤子之心，在传递中给予人强烈的艺术感染力。
纵观2020年诗歌现场，尚有几个方面给人留下深刻印象：
其一，诗人的生命激情和诗歌的精神气场依然健旺。老、中、青诗人尽管代际不同，但以诗歌当作心灵的通行证，使他们彼此超越了年龄的界限，共同坚守着诗歌的精神殿堂。部分“50后”“40后”诗人，始终保持年轻心态，孜孜求索，笔耕不辍，新作不断；中年诗人依然保持实力，着意探索，辛勤励耘，形成诗坛中坚力量；青年诗人充满探索精神和求知意识，作品力求不与人同。例如，朦胧诗的主将之一杨炼，近些年创作势头强劲，作品数量可观。他自言“把每首诗当作最后一首来写”，本年度推出的《从四面八方坍塌到我们头上的时光》（组诗），以他横溢的才思和智性的语词，独到细致的感受，呈示新颖奇特的笔触，突显诗人驾驭汉字的诗性智慧。另一组题为《艳诗》的“极端”之作，不仅题材艳至极端，书写形式也雅至极端，可谓相反相成，令人不得不叹服其惊人的创造力。诗人吉狄马加那首《裂开的星球》，则是在非常时刻发出的声音，仿佛是神谕的启示。诗人以全球性视野，把生命意识、终极关怀和悲悯情怀交相并置，同时融思入诗，以忧患为基调展开抒写，旨在向人类发出警醒之光。
其二，诗歌理论批评与写作实践有所互动。长时间以来，由于分工不同，批评家和诗人之间各行其是，常常不相往来。如今，诗坛上出现一种特殊现象，大多数从事新诗理论批评者，本身就是诗人，或是先写诗而后走向诗歌批评之路的，他们几乎出身于学院，拥有高学历，不仅具有创作实践，而且训练有素。他们写诗时，被誉为“学者型诗人”；从事诗歌批评时，被称为“诗人型学者”。在当代新诗理论批评界，屈指可数的几个举足轻重的重要学者如谢冕、孙绍振、杨匡汉、刘登翰、吴思敬等，似乎早就树立了榜样，或者说在他们身上已然形成一种“传统”。值得称道的是，他们至今（本年度）均在多个场合继续为新诗辩护，为当代诗学理论建设发声。
2020年，无论对包括抗疫诗在内的诗歌现场批评，还是针对百年新诗再出发的讨论，无论是对具体的诗人个案和文本的解读，还是聚焦21世纪以来新诗的现状和走向等问题，更年轻的新诗批评家们均能以在场者的观察和透视，设身处地而又有的放矢地展开带有学理性的批评，驱使诗歌批评与创作实践产生互动，相对具有可信度和说服力。譬如，谭五昌在每年度主编的诗歌选本《中国新诗排行榜》前言中，总是立足新诗理论批评的前沿地带，高屋建瓴而又洋洋洒洒地针对当下和每年度中国新诗创作及其诗人的文本，进行简要而到位的文本解读与美学概括，尽可能全面地勾勒与呈现每年度中国新诗写作思想艺术层面的特色。本年度频频获得诗歌批评奖的耿占春、徐敬亚两位老将，始终跟踪在诗歌创作的现场，且写出一系列颇有分量的诗歌理论批评力作。从本年度的批评成果来看，陈仲义、臧棣、张清华、姜涛、王家新、西渡等，或执意于诗学理论思考、探索和发现，或展开多角度的诗学文化观照，在某种程度上，对新诗发展的未来走向起到推动和引领的作用。
从这些批评家兼诗人身上，我们隐约看到一种思想活跃的、带有“双重声音”的诗歌美学气象。或许他们的发声，既适合担负起为汉语新诗把脉、守护和播撒理性的火种的职责，又能构筑属于这个时代的诗学理想方式。由于他们拥有自身的创作实践经验，以及敏锐的触角、独到的眼光和丰厚的学养等综合素质，我们完全有理由抱有这样的期待。
信息时代与诗歌生态多向度多样化的势头
谈论2020诗歌，似乎不能不谈及微信这一媒介。特别是年初疫情暴发之际，多数人宅家未敢出门，彼时的抗疫诗大多是通过微信平台发布的。一场疫情的侵袭，叫人惊慌失措，而敏感的诗人总是充当文化急先锋，发出自己的所思所虑，发出自己的感动与赞美。于是抗疫诗歌在一夜之间纷纷出笼，甚至网上网下构成一种奇观，随之多部抗疫诗歌选本接连闪亮登场。
抗疫诗写作，应属于文学中的灾变书写。围绕着此话题，仁者见仁，智者见智。但无疑这里牵涉两个问题，一是诗歌与现实生活的关系，二是诗歌如何介入现实生活。诗无达诂，每个人对诗歌的理解不尽相同。在非常时期诗歌比起其他文体的优势，就是能够迅捷及时地对时代作出现实回应，诗人与其所处的时代现实紧密相关，用诗的形式介入其中，体现的是一种良知、道义和责任。
毋庸置疑，微信时代的诗歌写作的确变得空前繁荣，人们通过掌上创作、阅读和互动，写诗和读诗几乎变成一种时尚，因为写出来的分行文字随时可以迅速得到广泛传播。科技日新月异的时代，已在很大程度上调整甚至改变人与世界、人与他者、人与自身的关系，传统观念模式和心灵情感系统受到冲击，人们的审美价值取向及欣赏方式同样发生相应的变化。对此，我们应如何更清醒地在碎片化的现实生活中发现和提取诗意，自觉抵制娱乐至死而带来的“人的矮化”？此外，一个不可忽视的现象——任何人都可以来参与完成诗歌微信公众号，以最大的自由度理解和接受诗歌，甚至体现为对诗歌美学理解的多元。是利是弊，莫衷一是。正因为如此，我们有必要重新审视和善待传统的纸质媒介的优势。或许，在媒介文化语境中，最理想的诗歌写作和传播方式，应是在多媒介融合和交集的互相选择中寻求整合后的新生。（庄伟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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