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南鸥与百年新诗再出发
【感谢爱红兄的厚爱！12000余字可是九个页码。该访谈是在今年7月23号的“南京新归来诗会”约定，由于我俗事缠身，断断续续用了近一个月的时间，且还不尽人意。无论是我个人记忆部分，还是“百年新诗再出发”部分，仅仅涉及一些细节，请朋友们见谅！突然想到《火花》这份山西省文联主办的纯文学综合类杂志我还是首次登陆，再谢一次爱红兄！】
王爱红 1991年，我从北京坐火车去云南看望我的外祖父，一位南下的老干部。那时候还没有动车，是那种绿皮火车，从北京到云南，需要三天两夜。 那是一个盛夏，我感觉是我从来没有经历过的夏天。车上没有空调，只有风扇，象征性地转动，车窗外面的风都是烫人的，如果不小心触到了车皮，那就是一块烙铁，能把人灼伤。火车一路前行，如一条火龙，从北到南，好像点燃了辽阔的原野。我是第一次出远门，漫长的旅途就是一种火燎一样的煎熬。我一直坚持着，绝不让这太阳把我烤熟。
火车不知道前行了多久，当我在一个清晨醒来，我突然感觉进入了一个冰凉的世界，手伸到窗外，风也是凉爽爽的……火车正好停歇在一个小站，远处传来清脆的民歌，还有牧童向火车招手，车上有人说到贵州了，我一下子好奇起来，贵州原来是像刚被雨水洗涤过的一片净土啊，我心旷神怡仿，仿佛脱离了世俗的凡尘，凝结着神奇的力量。 多少年来，我一直记着贵州带给我的美到极致的感觉，诗歌博客时代，我有幸与贵州诗人南鸥成为诗友。2014年5月，在著名诗人吉狄马加的长诗《雪豹》的研讨会上我们终于张开双臂拥抱了。常言说一方水土养一方人，我意识到，这是一种暗合。久仰南鸥的大名，拜读过他的诗歌，见到他本人之后，我有了一种非常强烈的意识，原来他就是贵州呀，这位出色的贵州诗人，这位中国诗坛的优秀诗人。 诗人南鸥具有极强的亲和力，我与他一见如故，他的坦诚感染着我，他的执着鼓励着我，他对中国诗歌的担当让我对他平添了几分敬意。在纪念中国新诗百年诞辰即将落幕之，南鸥在第三届贵州诗歌节的高峰论坛上，又发起了“百年新诗再出发”的诗学话题，引起诗坛的广泛关注。他好像是为诗而生的，他说他是诗歌的仆人，是爱情的傻孩子。而我说，他正在铸造属于自己的传奇。在中国诗歌界，南鸥令人惊讶的传奇的人生经历，他奇异的诗歌文本，他蒸腾着热浪的诗学理论，构成当下诗歌现场一个不可复制、无法替代、三位一体的诗学存在。带着诸多问题，我采访了南鸥先生。
王爱红： “百年新诗再出发”这个诗学话题的提出，在中国新诗百年历程的这个历史节点上有着重要的诗学意义。除了阅读您的诗歌文本之外，我还细读过您的诗学理论，也许是一知半解，见一叶而不敢言知深秋，窥一斑而羞于说见全豹。我想知道您的诗学理论与再“百年新诗再出发”的提出是不是有内在的联系？您在回答这个重要的问题之前，有必要请您对您的诗歌理论梳理一下， 南 鸥： 我不是学院派的诗评家，我仅仅是在诗歌创作之余，对诗歌现场作一些我纯粹个人化的解读。我的诗歌写作始于上世纪80年代中期，从狂飙突进的86诗歌大展，到沉寂的整个九十年代，再到复苏与一系列乱象共生的新世纪前十年，再到近几年呈现的从理性中重建的态势，我几乎一直都在诗歌现场，加上我本身就以诗歌创作为主，因而我的诗学思考始终蒸腾着热浪。 下面我简要的梳理一下我的诗学思考的过程。新世纪伊始，借着互联网的普及，诗歌现场可谓江河横流，各诗歌论坛此起彼伏，烽烟四起，诗人海啸在2003年发起的以“感动写作”为旗帜的“新诗代”论坛赢得广泛的赞誉。2006年春，海啸邀我为“新诗代”做一些理论建构，我闭门一周写下了《倾斜的屋宇——重构精神元素与诗歌文本》（2006年第5期在《诗歌月刊》），该文分别从“当下诗歌写作的三个特征”，“生命意识的回归和诗歌精神的重新确立”，“承受一切该承受的，赞美一切该赞美的”这三个方面，揭示了诗歌现场的一系列乱象及成因，强化重构精神元素与诗歌文本的紧迫性，提出了重构首先要在认知上解决的问题及具体的诗学路径。 在2006年的梨花事件中，面对诗歌现场的诸多乱象，我没有在论坛论争，而是悄悄的写下了《价值，是支撑世界的最敏感的神经》、《当下诗歌的三大绝症》和《致杨黎先生的公开信》三篇文章。首先我把整个文化置于社会转型的整个坐标体系中来考察，而并没有直接对文化进行审视，我得出的结论是社会的诸多乱象，都是由于价值这根支撑世界的最敏感的神经被拉断，才导致社会现实生活中乱象丛生，整个文化领空被强烈浸染和渗透，高度倾斜。在此基础之上，我才来审视我们的诗歌，因而我写下了《当下诗歌的三大绝症》。而我三篇文章与在梨花事件之前发表在《诗歌月刊》2006年第5期上的《倾斜的屋宇》正好构成我对当下诗歌现场一个系统的审视与构想。我的诗学思考大致包括以下几个方面：一是新世纪以来诗歌乱象的表征；二是乱象产生的哲学基础、现实基础；三是对近百年的新诗进行全面的总结和有效的梳理；四是近百年的新诗是否形成自己的传统。 带着这些思考，在百年新诗正款款向我们走来的历史节点之际，2012年春，我决定以“百年新诗大型纪念专题”《世纪访谈》和《肖像的光芒》这两个选题为载体和突破口，对“百年新诗”展开一些列的研究。 《世纪访谈》我力图从诗歌文本、史实、学术出发，以纯粹的诗学为旨归，透过个体诗人的独立视角，从100个视点全方位透视新诗百年的全景，借此对百年新诗进行有效的梳理和深刻的反思，发现百年新诗业已形成或正在形成的“传统”的纹理。 当时我与罗继仁老师商定在《中国诗人》开设专栏，从2012年第4卷开始，我先后在《中国诗人》以【百年新诗访谈】专题，发表了牛汉、郑敏、屠岸、谢冕、傅天虹、徐敬亚等诗人和诗歌评论家的长篇访谈。2016年，又在《星星》诗刊以【百年新诗对话】为题开设专栏，发表了牛汉、郑敏、屠岸、谢冕、徐敬亚、吉狄马加、叶延滨、傅天虹、谢克强等共12期的专题访谈。 《肖像的光芒》是对朦胧诗以来的中国当代诗人和诗歌评论家进行群雕性展示，是100位诗人和诗歌评论家评传的盛装结集。 卷本力图将诗人投放在历史的大幕之上，在历史轨迹之中寻找诗人的精神潜脉，以时代的迁徙为线索，以诗歌的文本为核心，描述一位诗人的诞生和精神演绎，在历史苍茫的底片之上发现一位诗人的心灵密码和他的精神潜脉，开掘出一位诗人肖像的光芒。 《肖像的光芒》这个选题在重庆理工大学新诗研究所主办的《新诗》发表了王家新等诗人的评论，随后在贵州都市报与《山花》合办的《文化周刊》上发表了杨克、潇潇、唐诗、马启代、周庆荣、安琪、海啸、周瑟瑟、张智等30余位诗人的简评。 现在回过头来看，从我在《诗歌月刊》2006年第5期发表《倾斜的屋宇》开始，我似乎就在为“百年新诗”的诗学思考做理论准备了。
王爱红：
请你具体谈谈“百年新诗再出发”这个诗学话题的源起极其过程 南 鸥 “百年新诗再出发”这个话题的触点应该在2014年6月在山东曲阜举行的泗水诗会上。 当时诗人金迪在发言时谈到“重新出发”这个词，由于从2012年开始我就在思考“百年新诗”的一系列诗学课题，因而当金迪提到“重新出发”这个词时，我一下子就将这个词嫁接到“百年新诗”的时空之中，我马上就提出“百年新诗再出发”这个概念，并站起来说下午我们就专门研讨这个话题。当时马启代主持会议，他说：很好！那下午我们专题研讨，南鸥兄敞开谈，给你一个小时的时间，好好谈谈这个话题。 中午休会时我又与潇潇、唐诗、马启代、张智、金迪、杨林作了进一步的交流，下午我围绕中国新诗百年以来的得与失、继承与借鉴、当下汉语诗歌现场等话题作了一个小时的专题发言。 接下来的几天时间，我与潇潇、唐诗、马启代、金迪、张张智、杨林反复商量，决定我们七人为“百年新诗再出发”这个诗学概念的发起人。 当时我在鲁院，我回到鲁院之后就给教学部郭燕主任谈到我想在鲁院搞一个“百年新诗再出发”的理论研讨会，她很支持，但由于我很快就要离开鲁院，我们七个发起人又不能同时聚到一起，鲁院的研讨会就没有开成。 “百年新诗”再出发这个概念提出之后，金迪想在湖南承德进行研讨，我与他反复商量了几次，都因各种原因没有如愿。其间我与马启代也多次商量在山东的泰山之巅深入研讨“百年新诗再出发”这个诗学课题，也没有如愿。 2015年9月，我与金迪在南宁再次聚会，我们再次谈到这个话题，并准备编选“百年新诗”的诗歌选本，还商量了入选的诗人。金迪介绍他与周庆荣、高兴、谭五昌等也在北京商量过这个话题。 2017年5月25号至27号，第四届“中国当代诗歌奖”在重庆颁奖之际，我们再次对“百年新诗再出发”这个诗学话题进行探讨，会议由唐诗主持，南鸥、马启代、潇潇、庄伟杰、安琪、金迪、王士强、吴投文、韩庆成、张智、高亚斌等诗人先后进行了专题发言，会后40余位与会诗人并签名通过了“百年新诗再出发”中国·荣昌诗歌宣言。 经过这些年我们七位发起人的反复思考与不断努力，举办一个“百年新诗再出发”的高峰论坛，已经成为我们共同的意愿，因而在第三届贵州诗歌节筹备期间，高峰论坛的主题我理所当然的定为“百年新诗再出发”这个具有重要意义的诗学话题。在论坛上，我从三个方面阐述了为什么要提出百年新诗再出发这个诗学学话题：新诗的发展风雨兼程，但是在不同的历史时期，新诗经过众多优秀诗人的抒写，已经为我们积累了相当丰富的诗歌文本与诗学理论，构成我们再出发的诗歌与诗学的文本基础；上世纪80年代初以后现代思潮为主体的潮水一样涌入的欧美哲学思潮，构成了我们再出发的哲学基础；而改革开放近40年来社会的转型巨变，为我们的创作提供了不可复制、辽阔的原生资源，构成了我们百年新诗再出发的现实基础。因而，在百年新诗的历史节点之上，在对百年新诗的历史回望之中，对其走过的历程进行有效的梳理与全面的总结，在此基础之上再深入思考汉语新诗发展的潜脉与身姿，就成为摆在我们面前的一个重要的理论与实践的诗学课题。 2018年6月16日至6月18日，第三届贵州诗歌节举行了“百年新诗再出发”的高峰论坛，论坛由霍俊明主持，马加主席作了重要讲话。徐敬亚教授开篇就说“我要向‘再出发’致敬！这三个字特别好！我参加了好多类似新诗百年的纪念活动，今天有幸在贵州这个地方进行这场收官之战，主办方非常巧妙的用“再出发”这三个字，对前面新诗百年的纪念活动进行了一个收尾，百年新诗的收官之作落在了贵州，今天新诗百年的纪念活动就算告了一个段落，我们就进入下一个百年…… 在我介绍了“百年新诗再出发”的源起及诗学思考之后，高兴、臧棣、陈仲义、燎原、谢克强、王久辛、马启代、王士强、喻子涵等诗歌批评家先后作了发言，叶延滨主任在最后的总结发言中，对第三届贵州诗歌节暨“百年新诗再出发”这个诗学话题作了高度评价。他说“中国新诗百年的思考已经持续两三年了，今天我们选择在贵州高原，这个为中国新诗作出许多贡献并产生众多优秀诗人的地方来讨论百年新诗再出发的诗学话题非常具有意义，新诗百年这个诗学话题在贵州出现，是本届诗歌节最重要的学术成果……” 2018年6月28日，《人民日报》以《百年新诗再出发——第三届贵州诗歌节落幕》为题，对这个话题作了1400字的介绍。 王爱红： 看来您们七位发起人，对“百年新诗再出发”这个诗学话题确实有深入的思考，那现在请您谈谈对百年新诗的展望。 南 鸥： 兄啊，这个话题有些大，我只能试图接近兄的初衷。 我所理解的诗歌，不仅仅是相对于小说、散文而存在的一种文学样式，在我看来。诗歌是语言光芒的开掘者，是存在秘语的揭示者，是民族情怀的捍卫者，是一个时代人文精神的标高。从这个意义上说，诗歌应该是一个民族一个时代的圣者和歌王，是一个时代文化的引领者，是一个民族文化的传承者，又是历史进程的见证者。而在这个转型巨变的时代，我们的创作，要表现一个时代存在意义上的整体经验，要确立具有严肃意义的诗歌精神与诗学主张，发现这个时代的伤口极其话语方式的纹理；揭示人们的灵魂在价值倒塌、道德沦丧、心灵麻木、人格扭曲、旨趣庸俗的现实氛围之中的挣扎、绝望和前所未有的精神的分裂。我想诗歌应该呈现出这样的精神姿势。 另一方面，新诗经过百年的抒写，特别是上世纪1978年改革开放以来我国政治、经济、文化等方面发生的深刻的巨变，为我们的创作提供了辽阔的不可复制的原生资源。尽管是短短的四十年，但我们心灵的撕扯、灵魂的撞击、精神的演绎前所未有，我们经历的也许是四百年的历史时空，我们经受的也许是四百年的精神的洗礼，我们创作的丰富性与复杂性呈现出前所未有的态势。也就是说这种转型巨变的历史进程为我们的创作提供了千载难逢的历史性机遇，为伟大作品的出现奠定了坚实的现实基础。在7月3号《诗刊》杂志社主办的新时代诗歌北京论坛上我再次谈到：历史对我们太慷慨！我们活在这个时代太幸福！我坚信随着时间的延伸，随着诗人进一步沉潜，与这个转型巨变时代的丰富性与复杂性相对应的伟大作品将呼之欲出。
王爱红： 请你具体谈谈当下诗歌现场的麻木、庸俗、无序的具体表征，您怎样理解一个时代的诗歌精神？ 南 鸥： 麻木、庸俗、无序是当下诗歌现场最为致命的三个病症。2008年《小说选刊》在贵州贞丰召开年会，我在《历史语境与话语方式》的讲座中对麻木、庸俗、无序这三个致命的词作了我纯粹个人化的解读。 麻木是指对主题精神高度丧失的生存状态与生存心理视而不见、充耳不闻、甘于忍受，独立、自由、担当这个诗歌品格的严重丧失；庸俗是指由于对回归生命与回到世俗生活的场景与细节误读，盲目跟在世俗生活的背后，制造一种空虚、无力、飘浮的生活场景，追逐一种皆虚无、皆游戏的浅薄与时尚；无序是指在后现代思潮的渗透与肢解之下，哲学的贫困而导致的惊慌失措或面面相觑的一些列诗学乱象。 如何理解一个时代的诗歌精神，我用12年前《倾斜的屋宇——重构精神元素与诗歌文本》文中观点来回复吧 诗歌精神是一个时代的诗歌写作应该确立、闪耀的一种精神立场和诗歌理想，它是诗歌对一个时代及其主体生命诸多层面的彻照和关怀，是对该时代的信仰、价值、尊严、情感和审美等方面的一种诗性的揭示、发现、指认、命名和呈现的一种精神向度。 我始终认为，对一个时代心灵存在的发现和指认，是诗歌精神的立场和向度。 现在我们先来分析荷尔德林提出的“诗人何为？”的语境。无家可归是荷尔德林反复吟唱的主题旋律，他的这种无家可归的意识是指工业文明所导致的神性的消逝。在荷尔得林的眼中，整个德国只存在思想家、医生、警察、工匠和面包师，他们都被职业所笼罩、占据和掩藏，而没有活生生的灵魂的人。这就是说，荷尔德林同样敏感而尖锐的意识到随着工业文明的扩张，神性消亡、人的灵性将受到摧残、直至消失。我愿意武断地认为，我们今天依然同样处于一种无家可归的空茫、虚无之中。而这种无家可归是指作为人类生活的最敏感的神经——价值体系的全面倒塌直接导致的精神世界的空茫。因为一切都没有价值，没有秩序，没有向度，个体的生命如尘埃一样毫无意义，被任意肢解、移植和占有，人的主体性完全分裂、丧失……而在这样近似血腥的境遇之中，诗歌的精神应该是什么呢？ 毫无疑问，对当下价值的倒塌、信仰的崩溃、真、善、美的模糊；对人的灵性和本真情感所受的摧残与吞噬进行揭示、发现、指认、命名和呈现；对一个时代人文精神内核的开掘和主体向度的引领，是当下诗歌写作必须深刻切入的问题，是诗歌的立场和向度。 我们知道，当下诗歌走下圣坛是诗歌自身的进步。但从千百年文化传承的角度，我始终认为诗歌是一个时代的圣者和歌王，她依然应该开掘一个时代人文精神的内核，应该引领其主体价值的向度。我们知道，一个时代有其自己的诗歌精神，它是该时代诗歌写作应该确立和闪耀的一种精神立场和诗歌理想，是诗歌对一个时代及其主体生命诸多层面的彻照和关怀。因此，当下的诗歌精神，我认为就是把转型的阵痛和“后现代”对一个时代的肢解以诗歌的方式凸显出来，发现和揭示伤口的深度和纹理；就是以诗歌的名义对这段历史进行客观的指认和有效的命名，揭示出当下人的灵魂在价值倒塌、道德沦丧、心灵麻木、人格扭曲、旨趣庸俗的现实氛围之中的挣扎、绝望和前所未有的精神的分裂；就是重新激活、唤醒信仰、价值、尊严、情感等诗歌基本元素的内在活力，开掘、引领一种独具时代内涵和特点的价值理念与新的美学原则。 王爱红： 新世纪以来，特别是近十年汉语诗歌似乎正在全面复兴，您认为这种新的诗歌景观是怎样形成的？ 南 鸥： 我国是一个诗歌的国度，从根本上说是诗歌自身发展规律的必然结果，同时也是诗歌的纯粹品格对心灵的激活与召唤。而最直接的原因，我想是迅猛发展的互联网，为一个时代话语权的释放提供了前所未有的机制与平台，人们纷纷从冬眠中掀开被褥，在缪斯的裙裾下重新集合。特别是微信对时空的全方位覆盖，为人们的写作与发表和阅读提供了极为便捷而真切的现实场景，让人们从四面八方不分昼夜的涌到诗歌现场……
王爱红： 对新归来现象的看法，你停止过写作吗？ 南 鸥 中国新归来诗人，是相对于上世纪70年代末以艾青等为代表的归来派而存在的一个庞大的诗歌群体，他们80年代中后期到90年代初成名，经过80年代末的风云突变与90年代的沉寂之后在新世纪又重新活跃于当下诗歌现场。新归来的存在与命名，是上世纪70年代末以来中国社会转型巨变历史进程的深刻性与复杂性在汉语诗歌现场的纵横切割与凸显的诗学表征。 我1996到2002年间，短暂的走神，现在自我批评一下。
王爱红： 新诗从诞生的那一天起就有使命意识，今天她的使命会是什么呢？ 南 鸥 新诗与五四新文化运动相伴而生，甚至可以说是五四新文化运动的突破口。尽管她在五四时期的使命是诗歌理论家在日后的梳理与总结，但是当时新诗确实在整个新文化运动中出演了这个具有使命意义的角色，并完成了这个理论意义上的使命。 百年之后的今天，尽管历史语境不是五四时期的新文化运动，但是中国是一个诗歌的国度，自诗经开始诗歌就像血液一样流淌在我们的体内，而民族的复兴首先是文化的复兴，在今天实现民族复兴的伟大历史进程中，在弘扬传统文化的光荣与梦想中，诗歌依然是不可或缺的使者。
王爱红： 怎样才能称得上是一首好诗，请从您自身的创作中谈谈。 南 鸥： 独特性是任何艺术存在的前提，简单来说，一首诗歌要成立，或者说一首诗歌的表现是有效的，至少三个方面是独特的：首先视角是独特的，其次认知是独特的，再次语言的表达是独特的。也就是一首诗歌如果没有这三个方面的独特性，那这首诗歌是大可怀疑的，更谈不上是一首优秀的诗歌。 我在相关的一些诗学文论中从四个向度来解读诗歌：诗歌是语言光芒的开掘者，是存在秘语的揭示者，是民族 情怀的捍卫者，是一个时代人文精神的标高。第一个向度是语言的贡献，第二个向度是揭示与指认，第三个向度是情怀，第四个向度是一个时代认知的高度。当然这并不是说每一首诗歌都必须同时具备这四个向度，但至少每一个向度上都要有所彰显。与此同时，我认为揭示、发现、指认、命名是诗歌精神最重要的向度，也就是说我非常强调一首诗歌在认知上所抵达的高度与深度，艾略特的《荒原》就是这样的作品。 从这个意义上说，只有那些从奇异的个性出发又获得从个性到共性的上升与超越的作品，才能经得住时间的冲刷，源源不断地释放出诗性的光芒。请允许我用我的诗歌《一只鹰代替了天空所有的言辞》和《午夜，我停在一把手术刀上》《一只野兽在我的体内昼夜走动》来说明。 我反复谈到人的主体性的高度丧失是这个时代根本的病症与最大的悲剧，其余的病症与悲剧可以说都是由此衍生与异化出来的，而这种主体性的高度丧失又集中体现在自由与尊严的丧失这个向度之上。值得庆幸的是由于卷入上世纪80年代末期的那个众所周知的事件，我在一个异常特殊的环境切肤般获得了这种惊心动魄的高峰体验。 但是如果仅仅轻描淡写这种高峰体验是很外在的，很浅薄的，我必须将从这个事件触发，概括出具有共性意义的存在层面的整体的生存经验。 鹰是一个总体象征，它可以是帝王，可以是你的领导；可以是一段历史；可以是所谓的真理。它统治着你，主宰着你，奴役着你，剥夺着你，吞噬着你，笼罩着你，它梦里梦外无时不在，你的主体性完全丧失，你仅仅是一具躯壳。鹰的凶残与强势，注定了被统治者的命运，由此构成一个时代本体性存在意义上的最为本质和惊心动魄的生命图景。 《午夜，我停在一把手术刀上》也是类似的题旨，但它的感知更加独特，视角更加孤绝，他将人们精神与肉体的被阉割、被占有、被奴役具体化为躺在午夜的手术刀上等待被解剖，它从更为精妙的角度获得了显微镜的视角与魅力，令这种存在关系的揭示与指认更的加绝妙，更加淋漓尽致，更加惊心动魄。 《一只野兽在我的体内昼夜走动》同样是表达上述主题，这个视角绝妙，认知尖锐，独具想象力……
王爱红： 中国当代诗歌具有世界性吗？ 南 鸥 根据我的理解，你所说的世界性应该包含两个方面，一是指中国诗人极其文诗歌本是否赢得世界的尊重，但我认为这个意义上的世界性不是本质意义上的世界性。二是指在世界诗歌的总体格局中，中国当代诗歌是否参与了当代世界诗歌的有机构成，成为当代世界诗歌一个不可或缺的组成部分，我认为这才是当代诗歌是否具有世界性的一个本质的方面。 众所周知，这是一个全球一体化的时代，当各个民族面对自身的文化传统时有着鲜明的差异性，而当人类面对共同的生存经验：比如后工业特征对人的摧残与异化、信息时代对人类的包围与肢解、人类生存资源的匮乏、生存环境的急剧恶劣以及地区战争烟云密布等方面的历史境遇，都是这个时代的人类所共同面对与必须承受的物质与精神的双重困境。从这个意义上说，人类面临的生存困境与生存经验从总体上与根本性上说都是一致的。不同国家和地区诗人的创作，都是世界诗歌的一部分，他们的创作共同构成当下世界诗歌的丰富性与复杂性，共同彰显诗歌对这个时代的不可替代的关注与担当。从这个诗学意义上来考察，当代中国诗歌的诗世界性是无疑的。 王爱红： 你的创作仿佛有触点，在你的诗歌文本中，你最关切的是什么元素。有触点，无法完成的创作，这种情况多吗？ 南 鸥 应该说每一说首诗歌都是有生命的，都有其生发的过程及触点。个体生命是诗人的情绪和思考生发的场域，写作首先从个体生命出发是艺术发生学的基本逻辑，我个体生命的体验无疑是我诗歌创作的触点。从我三十多年的创作历程来看，从本质的意义上说，我关注的的本体意义上的存在经验；如果再具体一点，我关注的是生命主体性的高度丧失；如果再具体一点，我揭示的是信仰的丧失，是价值观的倒塌，是尊严的沦丧，是道德的堕落，是情愫的变异……并且，这诸多方面，我看成是诗歌精神的基本元素。 肯定有触点生发了，灵感捕捉到了，但是由于当时的认知、语言把控、精力等方面的原因，而并没有将这个触点很好的延伸与丰富，导致这个触点生发之后却没能有效的表达出来。
王爱红： 你最终想成为怎样的诗人？诗是有起源的，诗人也是。源自童年，源自故乡，源自母爱，源自爱情……谈谈你的诗歌之路 南 鸥： 我没有权力奢望我要成为什么样的诗人，我只能说干净地活着，独立自由的地活着，有担当的创作。我只能说诗歌是我生命的形式，是我灵魂的蠕动与呼吸，诗歌标识着我的存在，我渊源不断的创作，标志着我还活着…… 先谈谈我文学的源起吧。我生下来八个月之后就与奶奶一起生活，记得奶奶从小就给讲中国24个大孝子的故事，她反复的讲，我反复的听，听得痴迷，应该说这是我文学最初的启蒙。 大概在小学二年级的时候，当时我最小的姑妈与我们住在一起，那时她上中学。一天我看到她在看一本很厚的书（后来知道是长篇小说《青春之歌》），我也好奇的拿在手里翻。姑妈知道我看不懂，几天之后她给我找来几本小人书，后来我慢慢知道是高尔基的《童年》《在人间》和《我的大学》。尽管当时没有完全看懂，当时姑姑和奶奶发现我看得很痴迷，而且竟用自己的零花钱到书店去买小人书，奶奶又不知道从哪里给我找来《三国演义》《水浒》，这样我就成为一位放学之后回到家里就捧着小说的乖孩子。父亲知道之后，也许认为我最先要阅读的是诗歌，他就给我找来一些皱巴巴的唐诗和宋词，这是我最初接触的诗歌，应该说我对诗歌的热爱从这里开始……小学毕业之后，我居然看了几百本小人书和几十部长篇小说。但是由于当时盛行的是学好数理化，走遍天下都不怕，所以我对文学的热爱被迫冷却下来…… 直到考上昆明陆军学院，我对文学的热爱才重新拾起，我在距离学院不远的小板桥书店，购买了数百本诗集和小说。2004年3月退学回到贵阳时，我已经拥有自己的书柜。 作为普通士兵退役回到家里，被分派到国营贵阳针织厂保卫科工作。无论上班还是下班回到家里，我贪婪的阅读。一天母亲说：看你每天这样读书，都变得像黄翔一样神神经经的了…… 这是我第一次听到黄翔这个名字，但我没有在意。大致在一个多月之后，黄翔前妻艾幼军到贵阳针织厂保卫科来告黄翔的状，科长叫我到黄翔家里去看看是怎么回事情。这是我第一次见到黄翔，我的突然到访令黄翔与张琳感到有些诧异和担忧，其实黄翔与贵州大学中文系女学生张琳恋爱的事情我早已听说，看到他们不安的神情，我象征性性环视一下他们家小小的庭院，然后走进客厅，又走进书房。张琳一直跟在我的身后，我也不便与她多说什么。突然我发现书柜中有一本屠格涅夫的《爱之路》，我随之从书柜里取出，匆忙翻到《门槛》这一页，折起一角，转身递给张琳……我与黄翔就与这样的方式认识了，从此，我对诗歌就变得不可收拾，几乎是一种癫狂的状态……
王爱红： 你30多年的创作是否可以分为几个阶段？而每一个阶段的创作有哪些特征？近期你的写作计划是什？ 南 鸥 按照时间的逻辑，我想从1984年5月写出第一首诗歌《黑夜是肺部的阴影》至今，我的创作大致可以分为80年代、90年代、新世纪前十年与2011年至今四个阶段。 在80年代，我写下《河滩上躺着一艘空船》《长城》《一条河流在血管中蜿蜒》《一只鹰代替了天空所有的言辞》等；在90年代我写下《英雄与闪电》《午夜，我停在一把手术刀上》《我被举到比太阳更高的地方》《秋天的背景》《在一具腐尸上安排我的表情》《黄金是一种黑暗》《月亮悄悄消瘦》以及长诗《苏格拉底之死》《收容》等；在新世纪我写下《整个春天，只剩下一根肋骨》《桃花留下胸口的积雪》《阳光从我的手掌上断裂》《黄昏里的三种风景》《与凯尔泰斯的虚幻之旅》以及长诗《断碑，或午夜的自画像》；2011年至今我写下了《所有的汉字都是我满朝的文武》《渴望时间最后的修饰》《顶着天空的蚂蚁》《他们收割了一万年的阳光》《狂欢之后》《惩罚》《雕刻时光》《一直野兽在我的体内昼夜走动》《时间是命运的携带者》《春天是另一张暗伤》《谁在摆渡》以及长诗《败血症》等。 我上世纪80年代的文本，我倾心于躲在时间的废墟里对传统文化进行深刻的反思；90年代的文本主要是从存在的意义上揭示人们主体精神的全面丧失；新世界前十年，文本的主体精神是揭示存在的荒谬、卑劣和无耻；2011年以来，我似乎在慢慢与世界和解，好像是彼此为王，调整了视角与话语方式。 回想起来，我这三十多年的创作鲜有温暖的文本，几乎都是悲楚浸泡的文字，就连爱情也写得苦涩忧伤。此刻，我突然感非常愧对自己的人生，愧对一如既往支持我的读者。我干嘛不为他们写一些温暖、宁静、甜美、幸福的文字。 谁不想温暖、宁静、甜美、幸福呢？诗人的七情六欲更加旺盛，但是请一个时代宽恕我！请我的读者原谅我！命定的，我的创作不是停留在存在的表象上，而是揭示表象背后深层的存在心理和文化心理；我更不想书写喋喋不休的个人情绪，而是揭示存在意义上的整体的生存经验；我要发现与指认世间的麻木、庸俗、无序、荒谬、卑劣与无耻……承受一切该承受的，赞美一切该赞美的，蔑视一切该蔑视的，热爱一切该热爱的……这是我常说的一句话，还是用这句话来勉励自己吧…… 好吧，也许是时候了，我该写一些温暖的文字了，我应该创造一个圣光朗照的世界了。 王爱红： 你最崇尚的外国诗人有哪些？中国诗人呢？ 南 鸥 国外的是艾略特，中国的是杨炼
王爱红： 你常说：诗人的存在，首先是心灵的存在，我非常赞同，请您谈谈你对这句话的感悟？ 南 鸥： 是的，我常说诗人的存在，首先是心灵的存在。但是这个心灵不是空洞的，不是虚无的，是我们的精神立场与人文理想，它具体由信仰、价值、尊严、道德、情感、美学这个六个基本要素构成，这六个要素是我们心灵天幕的具体彰显。但是有了心灵还远远不够，还得让我们的心灵保持一种昼夜盛开的姿势，才能从根本上保证了大千世界的万事万物都能够进入我的内心，激活我的心灵，让我们保持着敏锐的洞悉与具体的感知。也就是说，只有我们的心灵昼夜盛开，我们才能听到万事万物的声音，才能听到神的声音，我们写下的文字才有可能具有价值和意义。
王爱红： 我看过您的一个长篇随笔《诗人永远居住在历史的背面》，我想这其实反应的是诗人与一个时代的关系问题，请就这个话题谈谈您的感悟。 南 鸥： 感谢爱红兄的阅读！关于这个话题，我节选部分2011年我获首届“中国当代诗歌奖”的获奖感言大体可以回答兄的这些问题。 记得上世纪1984年，我写下“一位天使手捧鲜花被打入地狱/一位魔鬼手持利剑被抬进天堂”的诗句；而在1990年我又写下“子宫已经破裂，河水开始倒流/那些庄稼中途撤退，房屋和树木成排倒下/魔鬼与天使已经公开同居/少女的乳房疯狂变形……”等诗句。 记得那些日子里，我还暗自责备自己，不要因为我的年幼和极端伤害了历史。所以我撕毁了正在写作的叙事长诗《先知与牧羊女》的手稿。1994年12月，当我结束了隐姓埋名整整五年的流亡生活，带着刚刚出版的诗集《火浴》回到我的家乡。仅仅五年时光，我感到自己好像突然降临一个完全陌生的世界。我已经敏感地认识到：信仰在丧失，价值在倒塌，尊严在沦丧，道德在堕落，人格在扭曲，美在凋零……于是我找到了月亮这个意象，写下了《月亮悄悄消瘦》。但是，当时我依然隐隐自责，可能是我误读了历史。所以只是哀婉地写道：大地刚刚收割，月亮悄悄/消瘦，所有的心灵如稻草散落地里/泪水太孤独，无法留住一个时代/时间被拉入了深渊。万物失明……然而十余年过去了，我们被现实抽打得体无完肤，我诗中所述更加触目惊心，我昼夜都听到灵魂凄厉的叫声，看到人的心灵在价值倒塌、道德沦丧、心灵麻木、人格扭曲、旨趣庸俗的现实氛围之中的挣扎、绝望和前所未有的精神的分裂…… 诗人何为，这是荷尔德林早就留给我的课题。在我看来，诗人应该是语言智慧与光芒的开掘者，是精神与情怀的捍卫者，是一个时代人文精神的标高，他所闪耀的独立意志和精神品格，是一个民族最宝贵的精神元素，他是一个时代的圣者和歌王，他应该引领和呈现一个时代的精神与品格。这就要求诗人保持一种独立、自由、担当的精神禀赋和人格姿势。也就是说诗人与一个时代的关系是非常微妙而隐秘的，是一种在隐秘的对峙中燃烧，在燃烧中对峙的关系。而正是这种隐秘的对峙和燃烧，赐予诗人高洁的灵魂。从这个意义上说，诗人是人类自由精神的守护神，诗人的天职就是捍卫一个时代的精神品格，再说具体一点，诗人要揭示世间的麻木、庸俗、无序、荒谬、卑劣、无耻，因而，真正的诗人只能居住在历史的背面。 其实，历史也是无辜的，历史也是被人牵着走的，是被人虚构的，甚至历史昼夜都在遭受强暴。英国历史学家汤因比在《历史研究》就告诉了我：历史分为“本体”和“认体”，而直至今日，我们无辜的人民仅仅看到历史的“认体”。而更令人痛心的是，历史本身也是受害者，它却又反过来驯化、奴役人民的心灵。尽管如此，我还是可以原谅历史。但是，我不能原谅我二十年前的幼稚和无知，我不能原谅所谓精英天下大逃亡！我更不能原谅当下那些人格已经病变的所谓精英。其实所谓的精英，也根本不值得我们谅解，因为他们早已在二十年前就已经迷路，他们将被一位牧羊女送回家去…… 那么，谁是牧羊女呢？她是我们善良、朴素而苦难的人民；那么我们的诗人们，如果我们认定诗歌是我们的宿命，我们是否应该俯下自己的头颅，用我们的舌尖，蜷舔他们已经发绿的伤口…… 2018年8月17日于贵阳南鸥书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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