我所认识的张炯先生
　　■吴思敬

　　我是在上世纪80年代初认识张炯先生的。从1984年8月在兰州召开的中国当代文学研究会第四届年会起，我参加了直到第十七届年会前的历届中国当代文学研究会年会。在2000年11月举行的中国当代文学研究会第十一届年会上，张炯当选为中国当代文学研究会会长，我则任中国当代文学研究会副会长兼秘书长，从此直接在张炯的领导下做中国当代文学研究会的日常工作，与张炯先生有了较为密切的联系与接触，从而使我对张炯先生的学术贡献与为人品格有了较为深切的了解。

　　在我看来，张炯是进入新时期以后，以文学理论家的身份较早介入中国当代文学研究的。改革开放以来，他先后发表了关于当代文艺思潮与当代文学作品的大量论文，推出了《文学真实与作家职责》《张炯文学评论选》《新时期文学论评》《文学的攀登与选择》《走向世纪之交》《文学的回眸与思考》《新时期文学格局》等著作，并最早介入中国当代文学史的研究与撰写，先后主编了《新时期文学六年》《中国当代文学讲稿》《新中国文学史》《中华文学通史》（当代部分），以及《中国大百科全书（第三版）》的中国当代文学部分。张炯不仅以自己扎实、厚重的研究成果，参与了中国当代文学学科的建构、奠基工程，而且是中国当代文学研究会的创会元老之一。改革开放初期，他担任中国社会科学院文学研究所当代文学研究室主任，与各地高校及文学研究机构从事当代文学研究的学者有密切的联系，一起参与了成立中国当代文学研究会的筹备工作，并在1979年8月在长春举行的中国当代文学研究会的首届年会上当选为副会长兼秘书长，此后一直处于中国当代文学研究会的领导核心。他的中国当代文学研究的坚实成果，他作为中国社科院文学所当代室负责人与中国当代文学研究会主要领导人，对中国当代文学研究的规划、设计，对当代文学研究队伍的凝聚、培养，以及对当代文学学科建设所做的多方面的贡献，使他成为中国当代文学研究领域的当之无愧的领军人物。

　　张炯对中国当代文学研究事业具有高度的责任心，作为中国当代文学研究会负责人，他不是那种挂名领导，而是善于总揽全局，调动各方面积极性，对于重要项目和中心任务则又会事必躬亲，一抓到底。比如中国当代文学研究会的年会，这是研究会重中之重的大事，张炯从来高度重视。在张炯担任中国当代文学研究会会长的2000年到2010年间，我在他的指导下，参与组织了2002年在桂林举行的第十二届年会，2004年在大连举行的第十三届年会，2006年在成都举行的第十四届年会，2008年在济南举行的第十五届年会，2010年在海口举行的第十六届年会。由于研究会经费有限，每届年会都需要从各地高校中寻求合作主办单位，这时候张炯往往亲自出马，靠他的影响力和威信，常会与相关学校领导达成协议，具体联系与落实工作则由秘书处去办。每届年会的主要议题，他总是在常务理事会上先听取大家意见，然后再根据当时国家思想政治形势的大局与当代文学研究呈现的新态势，提出每一届年会的中心议题。这些大事确定之后，诸如与地方院校的对接，以及会议通知的拟定、会议邀请名单的落实、会议程序的编制、会议简报综述的撰写、会议的宣传工作等，则交给秘书处来处理。我觉得在张炯领导下工作，目标明确，心中有数，主次有序，责任分明，再苦再累也心甘情愿。

　　为了扩大中国当代文学研究的影响，为当代文学的中青年研究者提供发表研究成果的园地，张炯特别重视当代文学研究刊物的创办与建设。中国当代文学研究会成立初期，曾办有《当代文学研究丛刊》《作品与争鸣》《评论选刊》《诗探索》《当代文学研究资料与信息》（内刊）等，后来由于出版政策及经费等等原因，《当代文学研究丛刊》《评论选刊》《当代文学研究资料与信息》（内刊）停办，《作品与争鸣》转给其他单位去办，只有《诗探索》坚持下来。在张炯2000年至2010年任会长期间，我亲眼看到他为恢复《当代文学研究丛刊》的出版付出的努力。一开始是联络了几所大学，以集资给出版社提供管理费的方式出版，但容量小，周期慢，经费有限，难以为继。到了2007年，研究会秘书处在他动议下，先后联络北京大学、中国人民大学、山东大学、河北大学、北京师范大学、首都师范大学、重庆师范大学、西北师范大学、沈阳师范大学等校成立了一个理事会，由理事会各单位筹集经费，与长春《文艺争鸣》杂志社合办了《文艺争鸣·当代文学版》，每双月出版，持续了相当长的一段时间，为中青年当代文学研究者提供了一个较为稳定的发表园地。

　　就我个人来说，体会最深的是张炯在《诗探索》创刊、复刊过程中所付出的巨大努力。张炯在《诗探索》创刊40周年之际，曾写过一篇《〈诗探索〉诞生的回忆》，从中可以看到《诗探索》诞生的契机是1980年4月的南宁诗会。张炯回忆道：“在南宁时便有人提出办一份诗歌理论刊物的动议，并建议由中国当代文学研究会来主办。我回到北京，便向会长冯牧同志做了汇报，他也赞同这个意见。我建议应成立个编委会，并由研究会常务理事谢冕来当主编，由丁力、杨匡汉来当副主编。……当时，中国当代文学研究会成立几个月，既没有办公地点，也没有经费，我只好到设在崇文门东大街的社会科学院招待所借了间简陋的地下室来召开首次编委会。我代表研究会宣布了编委会名单和正副主编人选，鼓掌通过后，便讨论刊物的宗旨和办刊方针，《诗探索》的刊名也在这次会上定下来。……会后我和谢冕便专程去成都拜访李致同志，跟他沟通了《诗探索》办刊的缘由和设想，他很痛快地答应由四川人民出版社作为季刊，先‘以书代刊’出版。”由这段回忆可以看出，张炯不仅是《诗探索》诞生的见证人，更是《诗探索》诞生的催生婆，是《诗探索》创刊最有力的推动者。

　　我是从1983年10月起开始担任《诗探索》责任编辑的，先后编了《诗探索》第11辑到第13辑。第11辑于1984年出版，第12辑于1985年出版，此后由于出版社提出每辑要求资助出版费用3000元，中国当代文学研究会无力承担，《诗探索》只能暂时休刊，编好的第13辑稿子也就胎死腹中了。

　　《诗探索》休刊后，《诗探索》编委会同人曾多方奔走，先后与辽宁师范大学出版社、四川人民出版社、内蒙古人民出版社联系复刊，但均未成功。张炯作为中国当代文学研究会负责人，比谁都着急。他先是与大众文艺出版社社长陈玉刚联系好，让我到该社与陈玉刚社长面议由该社接手《诗探索》出版问题。我去大众文艺出版社，见了社长，终因该社提出让《诗探索》编辑部每辑包销5000册，而《诗探索》实难办到，没有谈拢。后来张炯和我又与中国社科出版社新任社长郑文林联系，谈妥每辑《诗探索》向出版社交管理费2500元。但当以这个报价与答应资助《诗探索》的个体书商联系时，这个书商却由于资金链出现断裂，到处也找不到了。后来经向首都师范大学校领导申请，首都师范大学主管副校长批了4万元启动经费，《诗探索》终于可以复刊了。1993年7月《诗探索》召开了复刊后的首次编辑部会议，张炯亲自到场，对编辑部工作提出了要求和希望。1994年4月，复刊后的第一辑《诗探索》终于正式出版。张炯对《诗探索》的支持，没有任何私心，完全出于对当代文学的热爱，他想的是如何为研究会保留下一个诗歌理论刊物，推动当代诗歌的繁荣与发展，对此我深为感动。

　　我与张炯先生相识四十多年了，这些年来在他领导下工作，无论是当代文学研究会的工作也好，办《诗探索》也好，我一直深受教益。张炯先生为人正派，心地善良，待人诚恳，在他领导下工作，我感到心情舒畅，更多的时候，我感觉他不是领导，而是我的兄长，我的家人。他对中国当代文学研究所做出的贡献令人钦仰，他的人格光辉将永远照耀我前行。