吴思敬 | 古远清：学界的“拼命三郎”



古远清
  2022年12月27日，古远清先生离开了这个世界，而此前几天，他的夫人古炽珍刚刚辞世。听到老友夫妇双双离世的消息，我不禁悲从中来，陷入了深深的思念之中。
  我与古远清相识四十年了，第一次见面是1984年在兰州参加中国当代文学研究会第四届年会的时候。此前，他在武汉，我在北京，我们未有过交集。这次年会开了八天，会后又去敦煌考察。那些天里我们一起开会，一起聊天，一起旅游……我们年龄相近，又都研究诗歌，有共同语言，很快就成了好朋友。
  从兰州回来后，古远清每次来京开会，来王府井购书，总要到菜厂胡同7号我的家中一叙。记得有一次是他和夫人古炽珍一起来的。古炽珍称得上是古远清的贤内助，她不仅在生活上照顾他，还是他的学术助手，古远清称她是“老秘”。盖因古远清不会汉语拼音（他只学过注音符号），不会使用电脑，不会打字，他早期的著作是手写的，电脑普及后则是她的夫人一个字一个字地在电脑上敲出来的。古远清平时与我通微信，全是最简洁的电报体，有时甚至只有一两个字，现在看来，除去他不愿把时间耗在应酬上，减轻“老秘”文字输入的负担恐怕也是原因之一。
  古远清从出道以来，一直不断地开拓自己的学术领域。他最早是从研究鲁迅起步的，他的第一本学术著作是《〈呐喊〉〈彷徨〉探微》。接下来他转向中国当代诗论家的研究，写出《中国当代诗论五十家》。1984年后，投入中国当代文学批评史的研究，写出了《中国大陆当代文学理论批评史》，这是他个人写史的开山之作，从开始写作到由台湾文史哲出版社出版，整整历时14年。其间，写作的艰难是可以想见的，40年的中国文学理论和批评壮阔而复杂，相关文献汗牛充栋，光是资料的搜寻、考辨、爬梳剔抉，就已耗尽了人的心血，更何况在当时的环境下，这是一个颇有难度的话题。与此同时，他又开始了对台湾、香港、澳门文学和海外华文文学的研究，继续坚持个人写史，先后推出了《台湾当代文学理论批评史》《台湾当代新诗史》《香港当代新诗史》《海峡两岸文学关系史》《台湾新世纪文学史》《台湾百年文学制度史》《澳门文学编年史》等，还写出《海峡两岸诗论新潮》《台港澳文坛风景线》《当今台湾文学风貌》《世纪末台湾文学地图》等专论台港澳文学的著作多种。
  古远清著作等身，他40岁后所写、所编的书有60余部，于一般学者是难以想象的。这固然显示了古远清的才华，不过在我看来，他并不是什么“超人”，而是一位“拼命三郎”，他的成果全是争分夺秒、扎扎实实、勤勤恳恳拼出来的。古远清不善应酬，不吸烟，不喝酒，不唱歌，不跳舞，不打牌，生平唯一的爱好是书，他的生活就是围着书转：买书，读书，写书。他在买书上下的功夫，我是领略过的。古远清每次来北京开会，报到后我总会到宾馆客房去看望他，但通常见不到人，一问，才知去书店了，快到吃饭时间了，他才提着大包小包的书回来。我曾与他一起到台湾开会，会议之余，古远清喜欢逛书店。台北的书店，他比我门儿清，他带我去过诚品书店以及唐山出版社、文史哲出版社办的书店，另外就是在台北的旧书店淘书，充满了发现的乐趣。台湾、香港的书比较贵，所以古远清的工资、稿费，很多都花在了购书上。如他所说：“我数次前往宝岛及港澳等地采购资料。2007年秋天，我还一掷万金买了几箱台版书回来。正是这些书，给了我众多的写作灵感，获得诸多启示。”他同我说过，在武汉洪山竹苑的家中，有二十几个书架，每个书架都放两层书，寻里层的书要拿着手电筒去找，有时找了半天也找不到，这真是书多成灾了。也正由于坐拥书城，才使他有条件把其著作一本本地推出来。
  能否做到“终身写作”，是我们考察作家品格、贡献的一个重要维度。不少有成就的人视退休为事业的终点，从此便颐养天年了。古远清则不同，他有一种生命不息，奋斗不止的精神力量，退休不是为他的事业划了休止符，反而是他开辟新征程的起点。他是新世纪之初退休的，但他对台港澳及海外华文文学的研究没有停下脚步。2006年，他成功地申报了国家社科基金项目“海峡两岸文学关系史”并顺利结题，其40万字的成果《海峡两岸文学关系史》于2010年由福建人民出版社出版。
  2020年冬春之交，新冠病毒肆虐，我惦念武汉的朋友，给古远清发去电子邮件。很快收到他的回复，还是电报体，在邮件主题词一栏上打了两个字：“平安！”只这两个字，我心里的石头便落了地。稍后，他在长一些的邮件里说，他在疫情期间干了一件大事：在老伴的协助下，编出了《当代作家书简》这本书信集，并正式出版。这件事他多年来想做而未做成，却在宅家的过程中完成了。
  这期间，我们在北京筹办《诗探索》创刊40周年纪念活动，我向他约稿，不久即收到他用幽默而亲切的笔法写出的长文《一群“大孩子”办的文学评论杂志——贺〈诗探索〉创刊40周年》。2020年11月下旬，他到北京香山饭店参加《诗探索》创刊40周年纪念暨学术研讨会，并作了热情的发言。2021年5月29日，为纪念古远清诞辰80周年，中南财经大学新闻与文化传播学院主办了古远清与世界华文文学学科建设学术研讨会，我应邀出席，并在会上作了题为“古远清对中国诗学研究的贡献”的发言。在这次会上，我注意到古远清身体状况不太好，颈部后边贴着一块白色的膏药，他说是颈椎病，不只头部活动不便，而且头晕。他的夫人古炽珍则因脑梗住院了。6月12日，新诗史料与百年新诗学案研讨会在北京紫玉饭店举行。作为分卷主持人的古远清由于夫人患病，未能来京出席会议。想不到此后不久，他也病倒了，住进了武汉陆军总医院。8月29日，我收到他的微信：“我在陆总消化科住院，患了败血症，下了病危通知书，但我精神很好，一定能闯过鬼门关。谢谢你过去对我的关爱！我的课题会托人发你。”在已下达病危通知书的情况下，他还不忘自己承担的课题，这让我非常感动。还好，古远清终于闯过了“病危”这一关。
  2022年2月8日他给我发来“百年新诗学案”台港澳卷完整的电子版，约49万字，这是“百年新诗学案”六位分卷主编中最早完工的。3月5日，古远清给我发来《谢冕在写文学史，文学史在写他》一文，我遵他嘱咐，把文章转给了《中华读书报》的舒晋瑜。11月12日在北京举行中国新诗理论建设与吴思敬诗学思想研讨会，外地代表一律在线上与会，古远清自然未能来京，在线上作了发言，我们失去了最后一次见面的机会。12月9日，古远清在微信中转来他发表在《文学自由谈》2022年第6期的《陈晓明“文学批评史”的得与失》一文，这应是我读到的他生前的最后一篇文章，文笔还是那样老辣，笔锋还是那样充满感情。此后我没有与他电话或微信联系，十几天后便传来他逝世的消息。
  古远清去世前没有留下一句话，但他确实是为学术拼到了生命的最后一刻。他的“拼命三郎”这一形象将永远定格在我的脑海中。