当代诗歌的困境与危机

      【编者按】：2023年4月14-16日，由拾壹月论坛主办的“21世纪中国新诗的出路与未来”主题论坛在河南郑州举行。作为论坛的主题部分，诗人、诗歌批评家王东东、一行、张伟栋、冯强、张光昕参与了讨论。本文根据几位嘉宾的发言整理而成。

“21世纪中国新诗的出路与未来”主题论坛活动现场，诗人、山东大学副研究员王东东担任主持（前台中间）

王东东：
拾壹月论坛举办五六年以来，一直致力于当代诗歌批评话语的进展甚至是重建。当然不仅仅是一个既有的诗歌史的重写与改写。过去几期拾壹月论坛主题我们相继开展了21世纪中国新诗的话语与秩序、21世纪中国新诗的问题和主义、21世纪中国新诗的守成与维新等讨论，其实还有很多话题没有得到充分展开。例如当代诗歌体制批判、反思九十年代诗歌、21世纪中国新诗整体批评以及21世纪中国新诗自我革新的路径等话题，还有待于我们青年批评家和诗人来展开。

诗人、云南大学哲学系副教授一行

一行：
今天论坛的主题是“21世纪中国新诗的出路与未来”。作为第一位发言者，我的任务是“破题”，也就是抛一块“砖”来把这个题目砸开并引来更多的“玉”。我发言的题目是“当代诗的绝境与危难”。我用的不是“困境”而是“绝境”，不是“危机”而是“危难”，是想传达一种更严峻的“无路可走、无路可退”的意思。正如张伟栋说的，我们今天的诗歌批评已经遇到了前所未有的危机，“我们现在无路可退”。其实这也是当代诗歌写作的现状。在这个时刻，正因为没有路，所以才要寻找出路。
“绝境”一词是对德里达著作《绝境》（Aporia）题目的借用，而德里达的“绝境”又是对亚里士多德的借用。德里达将Aporia解释为一种“无路或断路的、不可通行的状态”。而这一困局，产生于事情或问题内在的悖谬、自相矛盾和自我纠缠的否定性，一种无法决断、没有规则或尺度的困窘，其表达式是“非x的x”。解构性的思想就是与绝境的遭遇，就是在绝境中思考。我用它来指认中国当代诗的现状，一方面是作为对现象的命名，另一方面也想以它来进行对现象之成因或深层机制的分析。
先说现象层面的描述和命名。我想讲两件事，它们可以视为“当代诗之绝境”的征候。第一件事情，是自上世纪末“盘峰论争”之后，二十多年来中国诗歌界再没有出现过较大规模的、产生了深远影响或社会效应的诗学争论。后来的争论并非完全不存在，但是它们的规模、影响力、烈度和激发性都远远不能和“盘峰论争”相比。为什么这二十多年来没有足够像样、足够有力的诗学争论？我觉得这是一个征候，它能够反映出一些问题。
第二件事情，是我在朋友圈里看到的一段话。一位诗人朋友（赵学成）说：“当代诗歌人口的更迭换代太慢了，二十年之前占据诗歌话语中心的一波人，二十年之后你看看各大诗歌刊物头条，还是这一波人，除非他们有人死了，那就迅速被遗忘和抛弃。诗歌新人拼命往上爬，但这些人即使混到作协主席、副主席，一旦谈诗论道，就难免还是要论资排辈，大都还是要围着象征资本转，还是要匍匐在大佬们的羽翼之下。”或许这段话有点偏激，但大体上符合当今诗歌界现状。像孙文波老师那一代诗人，几乎都是30岁左右就已经确立了在诗歌界的地位，我们现在的年轻诗人可能在30岁连诗歌圈的边都还没摸到，根本没有办法进入到舞台中心。这是一个很严重的问题。现在写得好、写得独特的青年诗人不少，但他们大多处在被压抑的、不可见的位置。诗坛的新陈代谢基本不存在了，仍然是过去的那批诗人占据着我们中国当代新诗的显现中心和观念源头，外围可见的多数人写诗还是在沿用以前的写法、方法论和诗学观念。这种现象可称之为“过去时对现在时的压抑”，它同样是对未来的压抑和窒息。
上面说的两件事情，都表明当代诗已陷入到某种“绝境”之中。而要破局，就需要清晰地说明“为什么会这样”。我认为，造成当代诗之绝境的最重要的原因，在于我们今天的诗歌体制。它已经形成了一个牢不可破的、完全固化的结构。我将这一体制称为“三方媾和的诗歌体制”：所谓“三方”，指的是以口语诗为主的“民间江湖派”、“官方作协系统”以及所谓“专业的学院派”，这三大派系是中国当代诗歌体制的三个主要阵营。三方媾和、利益均沾，大家心照不宣地遵守着共同的默认规则，已经完全达成了某种妥协和利益平衡，形成一个很难撬动的体制。
现在来谈另一个问题：为什么诗歌界的“新陈代谢”难以完成？除了“论资排辈”之外，一个内在的原因在于：这二十多年来，中国诗歌界没有产生多少真正意义上的新的诗学理论和诗歌写法。我们今天所借用的资源，除了引介的国外诗学理论和诗歌观念，主要还是上世纪九十年代诗歌的各种各样的变体，没有真正的突破。九十年代诗歌的主要范式，无论是其中偏学院的叙事诗、元诗，还是偏江湖的口语诗、偏官方的乡土抒情诗，都继续支配着今天的写作。如果没有诗学理论、诗歌观念上的更新，我们很难从内部去突破这种格局。我们几位朋友在讨论中提出了“僵尸化”这个说法来指称这种现象：大家的写作好像都是被某种非个体的力量、某种既有的诗歌范式所操纵，写诗的时候没有真正的主体性。
每一代人都应该有自己的诗学，都应该有自己的诗歌姿态，但今天我们看到的是过去形成的诗歌范式的主宰性在场。最典型的症状，就是当代学院派青年诗人的写作。这种写作是九十年代诗歌中“知识分子写作”那一路的嫡系传人，现在已显现出了某种高度内卷化的疲态。我们或许不应苛责创造出这一诗歌范式的前辈诗人，但如果青年一代的写作仍然被它所笼罩和支配，那只能表明创造力的枯竭。可以借用格林伯格的术语，将这一现象解释为“前卫艺术”在耗尽其历史运动势能之后，逐渐地“亚历山大主义化”。亚历山大主义是“一种学院主义，真正重要的问题由于涉及争议而被弃置不顾，创造性活动渐渐萎缩为专门处理屑小形式细节的技艺，而所有重大问题则由老大师们遗留下来的先例加以解决”（《前卫与庸俗》，沈语冰译）。学院诗人写出了大量“精致的好诗”，但这种“好”是乏力的，是吉尔伯特所说的“高水平的平庸之作”；学院诗人写得越“专业”，就越是导致诗与民众、与共同体的生活相脱节，越是导致诗不能参与塑造当代的整体文化精神。这里有一种尺度、规则的不可决断性和自我悖谬性：诗在追求语言技艺和专业性的同时，常常背离了它本应具有的超出专业性的精神强度要求和普遍主义指向。这一在专业性、非专业性和超专业性之间的疑难，构成了当代学院写作的绝境。
当代学院诗歌的危难，还体现为其主流范式中隐含的对多种诗歌潜能的压抑机制。学院写作是建立在一系列二元对立之上的，这些二元对立都采取了“捧一踩一”的等级模式：一是强调智性，贬低直接抒情；二是强调“中年写作”，贬低“青春期写作”；三是强调经验主义（以叙事与场景描写为主的写法），贬低诉诸超验性的诗歌写法；四是强调技巧和专业性，贬低自发性和偶然性。当代学院写作的最终指向是所谓的“高级感”，它源于九十年代诗歌的话语秩序对语言形式或肌理微妙性的强调。但是，所有这些二元对立几乎都存在问题。例如“中年”和“青春”的对峙——所谓的“中年写作”实际上是对写作可能性的一种窄化，是一种强调世故心智与知识吞吐力的经验主义和材料主义，它忽略了青年人身上的血性、热情、元气和爱欲对诗歌的绝对重要性。它在不同年龄段之间划分等级，认为中年状态的心智高于青年的心智，对诗的超验维度进行大幅度地削弱。但是，对人来说，只要是认真诚恳地活着，每一个年龄状态都具有自身不可替代的真理性和品格，它们都是诗所必要的东西，没有哪一段年龄的心智就天然地高于另一些年龄段。中年与青春、智性与抒情、经验与超验、专业性与自发性，这些不同的要素都能构成有效的诗歌路径，不能截然地判分高下。我并不反对“专业性”和“高级感”作为诗的参考尺度之一，但反对将它们视为唯一重要的尺度。用尼采的话来说，过量的“专业性”会构成对生命的妨碍，构成对许多有意思的诗歌道路的压制和排斥。
这里必须提及的一点是，近二十年来的中国诗歌界也确实产生了一种不同于九十年代诗歌、且构成与之相抗衡的力量的新的诗歌方式，这就是“保守主义新诗”的兴起。保守主义诗学是最近这二十年试图走出九十年代诗歌话语体系的一条道路，它也确实取得了一定成就，留下了一些重要的代表性诗人（陈先发、雷平阳、杨键等）和诗歌文本。但是这条道路带来的问题可能比学院派诗歌的问题还要大。在我看来，保守主义新诗很难成为当代诗的真正出路，它提供的或许只是“出路”的幻影。
当代保守主义新诗的内在困境，主要体现为：在很多诗人那里的“保守主义”只是一种景观化的美学风格，一种表演性质的人设和风格策略，一种语言景观，而不具备真实的精神内核。总体来看，因而“保守主义”作为一种“不合时宜的当代性”的内在精神张力并没有得到真正发掘（我尊重那些“不合时宜”的保守主义者）。我将当代的保守主义诗学概括为四重转向：一是“山水转向”或“自然转向”；二是“伦理转向”或“地方转向”（写某个地方的伦理景观）；三是“文明转向”或“天下转向”，即强调回归中国文明本位；最后是“情感转向”，由《诗刊》最近发起。我认为，当代多数保守主义新诗实质上是一种自欺的写作，它试图重建虚假的伦理和虚假的山水，来屏蔽和逃避对我们真实生存状况的追问。我们很多的真实感知和生存情绪其实在保守主义诗歌里直接被排除掉了。
学院诗歌和保守主义诗歌的困境，是当代诗处于危难之中的两个非常典型的例证。对“当代诗陷入绝境”的指认，并不是要否定当代诗已取得的成就，而是提示目前的诗歌体制和主流诗学范式所包含的难以自我克服的问题。但正是在绝境之中，我们才要寻找出路——用海德格尔喜欢引的荷尔德林诗句来说，“哪里有危难，哪里也有拯救”。我们今天需要用新的诗学范式、用“未来诗学”来打开新的诗歌空间。

王东东：
一行兄提到了当代诗歌体制中民间、官方与学院的三位一体，看似是分裂的，但又很繁忙和谐，其乐融融，这其实也是九十年代诗歌格局与体制化的延续，可以表明，“盘峰论战”更多是一场诗歌话语权的争夺。一行的分析让我们看清，盘峰论战其实应该是九十年代诗歌的终结或下场，而九十年代诗歌自身的逻辑却必须要在其出场中才能够认清，其历史命运其实产生于上世纪八九十年代的社会转向和文化转向，这一点“九十年代诗人”欧阳江河等讲得很清楚。

诗人、海南师范大学文学院教授张伟栋

张伟栋：
听一行的发言我很有感触，他的很多观念我都非常认同。实际上，他并非只谈论了个人的见解，很多说法我估计大家都感同身受，只不过表述方式或理解角度上会有一些差异。我觉得当代诗的困境和危机的确需要从九十年代开始谈起，一行用了很多相关描述来说明，我们今天的诗歌研究很大程度上还在延续九十年代的惯性。在之前的文章中，我运用了“漫长的九十年代”这样的说法，因为我认为新世纪诗歌，尤其是头十年的诗歌，应该属于九十年代第二期，而我们关于九十年代的文学史的书写只停留在第一期而已，但无论是从诗学上，还是对语言、对历史、对自我的态度上，第二期和九十年代相比并没有特别大的差异。所以，我特别认同一行的说法，即九十年代不应该成为我们去反对或者否定的对象，而是应该认真反思它，认真思考当时的诗歌与诗人范型对我们今天意味着什么。
我认为九十年代的诗歌范型，对我们今天的诗歌困境负有某种责任。一行刚才谈到的一处很重要，即九十年代以来，当代诗开始形成它的诗歌体制，建立了它自身的游戏规则，这套游戏规则不是按照诗歌本身来制定的，而应该这样理解：诗歌体制就是一种权力机制。所以一行说得很对，它是几方媾和、相互妥协的结果，大家在体制里都找到自己的安身之所，大家都可以在其中论资排辈，年轻人也可以进入这个体制，但必须要知道自己的位置，是属于谁的系统、从属于谁、要按哪种方式写作、要认同谁……进入体制前要做好这样的准备。所以，建立诗歌体制的标准并不是诗歌的标准，其标准是为了维持体制的坚固性，并且在某种意义上，它看起来是以诗的美学自律或本体论的角度出发，去否定、压抑创造性的标准的。但这根本不是诗歌本身的自律，而是权力机制的再次延伸而已。
所以，这个诗歌体制最大的问题在哪呢？（一行用了“僵尸”一词）它是一个僵化的、内部循环的逻辑。只有诗歌圈内部的人知道这里在干什么，而其他人文社科的人根本不了解，它不与大的文明价值的生产系统进行沟通，而只在内部中循环。诗歌体制不是按照诗歌标准来建立意味着什么呢？其实，今天我们读当代诗无法满足，正是因为我们在当代诗中看不见那些与我们生命最深层相连的东西。在这里，我不是要直接指认某种诗歌类型，而是想说诗的朝向变了，今天的诗不再朝向一种真理的、与生命生成的有关的东西，而是朝向一种文本化的东西，好像完成一种文本化的作品就可以了。现阶段的文本化的写作在某种意义上可能是僵化的写作，比如“我写的比较牛，因为你们从来没写过”、“这是用计算机符码写的”或者“我写了壁虎而这是我曾经不敢写的”等等，这种写作只对他个人有意义，对我们整体来说我觉得毫无意义。诗歌体制要求的就是这种文本差异的文本化的写作，它在某种意义上会抑制生命，因为它不提供生命所需要的那些能量，也不能迎接历史的势能，这也是一行所说的，这样的诗歌体制会抑制争论，这也是它无法承接历史势能的原因。
所以，当下诗歌体制暴露了一个问题：诗歌的真理性开始减弱并逐渐丧失了。因为诗不是凭借诗自身的力量在维持，而是依靠惯性，比如，新生一代是按照某种认同标准进行写作，并寻求该标准的制作者的认同，以获得诗歌圈内的成功，诗歌体系正是这样维持下去的。因此诗的真理性也越来越弱，而且惯性和体制反对革新，反对那些和自己完全不一样的诗，以至于非专业的人写了一些大家觉得还可以的诗，但大家仍觉得与专业还有点距离，仅此而已。这就是体制的傲慢，这就是一个体制的权力机制在执行它的游戏规则。诗歌体制是如何依靠惯性的呢？在这里，今天的当代诗最重要的是将诗作为一种方法论，即一套制造文本的方法，而这种方法论和认知是分离的，它不提供认知，只提供诗的制作。就如一行所说，我们太知道山水诗该如何去写，知道地理诗、旅游诗可以承接什么样的命题……这正是文本化变成方法化的一种体现。方法论会固化自己的经验，因为它不创造新的经验，会限定人的现实感，让人无法看到当前正在发生但没有给出的那些东西，而只能困在已经给出的东西中去完成写作，因为它的方法论是与认知真理脱节的方法论。
这个意义上，诗服从的不是现实，也不是历史，而是服从的书写。“写”位于第一位，成为一个诗人努力的全部，而依靠书写原则维持的诗，是非常个人化、私密化和主观化的诗，它没有能力与更大的东西建立联系，也无法与现实发生的事产生关联。此处也是回应一行的说法，因为他给我们提供了重要的视角，刚才他谈到，这些反思并非从现在才开始的，当代诗歌于新世纪初已经开始了转向，它试图挣脱九十年代的诗歌逻辑。转向问题中很重要的一处就在于，如何从单纯个体的诗歌转向历史的诗歌，我把这种转向称为“历史诗学的转向”。这个话题很早之前就已经在讨论，我觉得2011年在北大开的“重建诗歌的出发点”研讨会，以及姜涛发表的《巴枯宁的手》，已经预示到了当代诗的内部自觉，已经试图让目光超越九十年代的逻辑，并朝向当下正在发生的历史的东西。另一个非常重要的转折点是敬文东的《从唯一之词到任意之词》，这是当代真正开始朝向内部的批评，他的思路和一行相像，指认那些僵化的、阻碍的、陈旧的、还自以为是地以为占领了诗学高地的诗学主张。如果说姜涛的《巴枯宁的手》是一个朝向历史的思考，那么2018年敬文东的这一篇是真正的当代诗的批评的开始，即当代诗中历史诗学的批评转向的开始。所以，朝向未来诗学的这种转向从很早就开始了，只不过在体制掩盖之下，没有真正作为一种诗学的标准被启用。
这是我讲的第一个层面，现在讲第二个层面，也是我对当代诗的另外一个判断。不仅九十年代，包括今天，我一直强调我不对个人做点名批评，因为我觉得当代诗的困境不是一个个体的所为造成的困境，而是整个历史的困境，是今天我们所出生的时代给我们施加的难题。这个历史的困境难题，或者说九十年代的当代诗的困境，它从一开始就蕴含在自身的逻辑当中，只不过是在其与八十年代承接时，即我们把它作为一种新型的诗学范式进行接受时，我们没有认识到这些困境，而到今天来看这个困境就很明显了。
诗学的困境就是当代诗自身历史的困境，我是用两个概念对此进行表述，这个两个概念词就是我在《当代诗的“危机论”》中提出来两个说法，在此我把它们解释一下。首先，我把当代诗的最大的历史困境称为“现代主义的贫困”。现代主义的贫困是从朦胧诗萌发的，它与1949年开始的政治抒情诗之间的分裂，造成了当代诗的内部性转向，即朦胧诗的系统其实是从政治抒情诗的系统分裂出来的，这使当代诗日益陷入了现代主义的书写逻辑，而这就是现代主义的贫困。贫困意味着它本身不能满足我们全部的精神与生命所需要的东西，只不过在我们对抗一个更强大的（系统）时，它具有很大意义，但是当我们发现历史翻开了新的一页，我们所要面对的不再是当年政治抒情诗的系统时，这个困境就显现了，也就是，朦胧诗以来的书写模式无法应对我们当下的历史困境与现实了。
我认为“现代主义的贫困”包含四个层面。第一个层面：历史的消解。总体性的历史消解了，普遍的历史不再可能。无论对于个人还是对于社会，像1949年或者像当年新文化运动那样的普遍历史已经消解了。历史消解带来的巨大困境导致了虚无主义的与个人主义的盛行，对此，每个人都能感同身受，人无法再建立一个宏大的、能够去为生命指明方向的价值观，而只能活在碎片化的、个体化的历史当中，人们只知道个人的经验史，而不知道更大的历史是什么。它带来的困境不仅是对于我们，对整个人文学科来说也都是致命的。今天整个人文学科也在某种衰败当中，整个学科越来越技术化，越来越分层化，而且越来越无聊，越来越无关痛痒。所以，当代诗的困境是一种历史的困境，它和整个人文社会科学同样面临着普遍历史消解的危机。这种消解使人失去庇护之所，但人不能活在真空的状态里，不能活在一个真正无意义无价值的状态里，正是在这个意义上，普遍的诗对于整个现代主义诗歌来说是一个重要的前提。
第二个层面：个人写作的盛行。诗的写作开始强调个人体验的真理，这种真理以个人私密化的、主观化的、内在化的、审美化的东西作为文学的原则。这不就是当年我们欢迎的东西吗？只不过再没有一个大他者来监视我们了，现在我们就只需要保留个体独立性的完整就够了……但实际上不是这样的，我们越来越发现九十年代所提倡的个人写作，其遭遇的困境非常严重，因为这种个体是无法归类的，它是与总体性脱节的个体，无法准确地判断并把握它所处身的时代与历史，它唯一所拥有的、被强调的是它的独一性。我们往往忽略一个事实，即没有将个体问题与九十年代以来历史的加速相结合。历史的加速是技术的加速造成的，这种加速会产生无灵魂的躯体，因为它太快了，我们这种肉身的灵魂根本跟不上技术的更新换代，由此产生无灵魂的躯体被那些所谓的陈规所轻易捕获。这是一种速度的暴力，在暴力中产生的无灵魂的躯体，正在重新定位我们今天的感知、行为，以及我们的审美原则。当脱离了总体的个体，自身都找不到自己生存意义的个体，自身无法建立与更大的历史相关联的个体，遭遇了这样的加速时，就被一种我称之为“技术无意识”的东西控制了。我们被技术操纵，但是我们竟然以为是我们在操纵电脑、操纵手机，而实际上电脑、手机已经和我们身体形成了回路，就像许煜“递归”的逻辑所说的那样。那些我们不能与之斩断的东西，已经开始影响我们的感官认知，开始影响我们的文学审美，但我们却浑然不觉，这就是技术无意识。可以说我们对个人写作的理解还不够，没有总体历史的个人写作特别容易产生倦怠感，一种被剥夺感，甚至产生一种恐怖感。所以，在现代主义的贫困里，我觉得必须经过反思，才能重提个人写作的东西。其中很重要的是，当代诗是通过主体诗学这一因素奠定了个人写作：主体是从诗人出发的，诗人变成了最高的主宰，他竟然高于诗歌，高于我们所谓的那些标准……我认为这些都是需要重新反思的。

“21世纪中国新诗的出路与未来”主题论坛活动现场

接下来，我讲一下现代主义贫困的第三个层面：语言的本体论意识。这也是我不断批评的那种文本化的东西。语言的本体论意识不是真正认同语言为本体，而是强调写作的文本有效性。文本有效性是确立九十年代诗歌的非常重要的标准，当时由程光炜老师提出，它强调文本的语言性，追求语言本身的新颖性，追求诗歌的猎奇性。以文本作为核心，这使诗不是朝向生命打开，不是朝向长远的历史打开，而是朝向一种文本的制作、文本的生成打开，那么这种文本的生成意味着什么？难道意味着我们今天真的是在从事某种经典化的写作吗？那些说法：“我们跟谁谁已经可以比肩了”，或者我们老重复顾彬的说法，认为我们已经有那种世界级的诗人了。难道真的这样吗？我不是说不是，而是这种表述体现了当代人根本没法真正判断自身的历史，我们只是在自欺欺人，我们无法对我们置身其中的历史进行真正客观地判断，这种靠幻觉的支撑来强调的文本性是非常成问题的。
历史的困境就是当代诗困境的前提，它和我们所习得的现代主义的美学书写的文本原则是有关的，而这是九十年代困境的核心，我们跳不出文本主义，跳不出现代主义的书写机制，我们在这个机制里无法回到真正的历史与当下，我们的历史与当下只是变成一个口号而已，所以在这种现代主义的贫困里面就产生了一个很值得我们今天去重视的现象，我把它叫做“历史分裂症”。我们是分裂的，我们在严格用一种东西去反抗另一种东西，但其实二者是一个更高东西的两面。比如说我们用一种地方的反对世界的，或者用一种个人的反对一种总体的、用一种审美的反对政治的，而用一种所谓的民族主义的，就是一行所说的保守主义的东西，去反对所谓的那种世界主义的东西。这些反对是真的成立吗？在某种意义上我觉得它们是虚假的，因为历史分裂最典型的体现就是左派与右派的对立，但左、右派本身都有非常大的问题，即使他们自以为是完全正确的。历史分裂症其实它已经投射到当代诗的困境中，我认为这是当代诗第二个非常重要的困境，我们的历史被局部化了、被经验化了，它使我们只强调自身的经历。表现得最为典型的就是九十年代，虽然2010年开始我们也有历史转向和批评责任度的趋势，但我们还在挣脱这种强大的逻辑，只有我们在这种逻辑中对当代诗的困境与危机进行反思时，我们才真正朝向一种未来的诗学。我也对未来诗学有一些想法，但时间关系我先讲到这。

王东东：
伟栋谈到了很多问题，我觉得新诗的贫困其实也是历史的贫困，和一套历史主义的逻辑有关。现在来看欧阳江河那篇名文（《1989年后国内诗歌写作：本土气质、中年特征与知识分子身份》）的逻辑应该翻转过来，它更多是一种文学史权力意志的自我主张。中国经历过一场巨大的转型，在某种程度上造成了我们从1980年代所想象的“全面的人”的一种退缩，因此1990年代诗歌在自我辩护的时候其实是有自己的一套逻辑。1990年代我们与世界市场同步，各行各业包括脑力工作都进入到了历史的繁荣状态，但同时也是在“历史的终结”之后所带来的新一轮自由主义的繁荣，主要是市场经济的繁荣。中国诗人也得以进入国际交往的圈子，幻想分一杯羹，知识分子派和民间派成了两个可供选择的AB套餐，陷入了伟栋所说的历史分裂症，其潜意识是：既要强调我是民族的诗人，又要强调我是世界的诗人，至少在国际诗歌圈我可以代表中国诗人。那么，两派诗人在新世纪握手言和，是否表明了幻想的虚妄？新世纪之后，保守主义诗人进一步将九十年代诗歌的逻辑揭示出来。新诗出现的问题，可能是由于历史的加速而出现。其实历史的减速和停滞，缘于历史的挫折和创伤，正是历史本身的贫困。而九十年代诗歌在某种意义上，正好处在历史主义的虚假繁荣的逻辑当中。现在历史突然加速了，或者说真正开始加速，在全球范围内出现了经济、金融、政治甚至军事冲突的全面危机。那么在这个意义上，九十年代诗歌很可能也随着九十年代以来自由主义的经济泡沫一起破产了。
我认为如果谈论个体的话，仍然是在谈论历史困境的体现。我和伟栋的看法有点不同，我觉得，像敬文东教授谈西川，同时也是在谈论我们1990年代以来的历史的贫困和历史的问题，所以我非常理解将个体的批评与总体性的批评结合起来的方式。

青岛大学副教授冯强

冯强：
一行和伟栋是我的两位兄长，在他们身上，我能深刻感受到一种文化范式的转变，感受到文学革命切切实实在他们身上发生了。他们打掉了我的很多先验，包括刚才伟栋兄讲到的，当今个人写作的盛行，我们要突破个人写作，他还告诉我要“打掉主体”。个人写作和主体，这些东西对我来说已经构成一种先验，是不言自明的。但是现在他们突然告诉我，这些东西其实都可以质疑的，可以重新探讨，包括东东刚才提到“‘九十年代诗歌’破产论”，我其实是震惊的。还好这段时间我跟他们已经有了一些交流，这个场合听到这些，已经减缓了震惊的程度。
今天我想简单谈三点，首先是一行兄刚才提及的文化保守主义，我会稍微以欧阳江河为例来展开一下。再一个就是保守主义四个转向中的情感转向问题。最后，我要想象一种新的主体，虽然现代主义逻辑中的“主体”需要被打掉，但是个人的内在性在何种意义上还可以被保留下来，我觉得仍然是一个需要严肃思考的问题。
首先，我要以欧阳江河为例谈一下文化保守主义。我在2017年的时候发表了一篇文章，叫“没有身体的饥饿”（发表时题为《新诗现代性的技艺和崇高问题》，《长江文艺评论》2017年2期），其实是针对欧阳江河那几年出版的一本诗集《如此博学的饥饿》，这个书名一看就知道是强调智性的，情感的、身体的维度被压缩。阅读这本诗集你会发现他的《泰姬陵之泪》《凤凰》的确在运用一种“不可公度的反词立场”来写作，反词是反对“圣词”的，“圣词”可以让一个“寻常词语”在升华中自动获得意义，在大的历史处境下，这个词语会变成虚假的词，“反词”就是反对这个的。就像伟栋兄讲到的，这只是一个方法，无法提供认知。这就造成了一个“历史分裂症”。为什么这么讲？他在一开始，是“站在虚构一边”，把词视为物的根源。这也是一种语言本体意识。这种本体意识让他在八九十年代获得一个对抗的姿态，有去崇高、反对崇高的东西。到新世纪，他最著名的一个口号是“大国写作”，完全走到之前的反面。我在文章里称为“伪崇高”“虚假崇高”。从反对崇高到虚假崇高，的确构成了一个“历史分裂症”的典型案例。当然语言本体意识是九十年代诗歌的一个贡献，欧阳江河本人在这个问题上就很有推进，但这一意识的某些弊端也在他那里凸显了出来。同是对语言本体意识的强调，张枣有一个和欧阳江河不一样的地方，就是以汉语性（张枣称之为“物就是词”）来对抗“词就是物”的现代性。在欧阳江河这里，这种悖论、矛盾和对抗消失了。欧阳江河的《凤凰》里，“飞”是一个反词，《泰姬陵之泪》的“泪”也是一个反词，《看敬亭山的21种方式》中的“看”也是一个反词，它们可以无限地替换下去，只有一套方法，一套可以无限自我繁殖的方法。还有一个就是他对身体和物的厌弃。这其实也是一种对现代主义和内在性的强调，过于偏向主观主义，构成一种很难理解、很难公度的诗歌写作。而且他的诗里有很多“天”的角度，“天书”、“天听”和“天问”之类，比如他说“丈量东方革命，必须跳出时间”，其实是关闭了普通人的身体感知，用更大的、超出了普通人感知的时间尺度去写作。如果说早期的《纸手铐》是从受迫害者、从温斯顿的角度充分论证，《凤凰》却真的将“望远镜”颠倒过来，使用了老大哥的目光和语言，在那里，诗人的目光无处不在又找不到诗人的具体位置。这是一个文化保守主义的位置。文化保守主义在历史上也是很常见的，它是以文化的名义抵制文明，文化与文明的区分最早就是德国人发明出来的，把德国的文化想象得高于英法的物质文明，后来的俄罗斯也有这样一种爱恨交织的情感在里面，它们都觉得自己代表更高的文化。它往往会导向战争，比如20世纪和21世纪的一些战争。文化保守主义试图以文化取代政治，但往往是一种知识人想象出来的自我幻觉。
第二个问题是情感转向。从一行兄那里看到秦立彦的一篇文章《作为情感纽带的诗——一种反思》。她批评20世纪以来的诗歌主流有一种“现代病”，认为人趋于原子化，人的情感愈加贫瘠。她认为现代病从西方开始，中国的城市化与工业化也带来了类似的症状。她认为中国有能力不重复西方的老路，因为中国文化悠久，强调人与自然、与他人的情感联系。宇文所安有篇文章《把过去国有化：全球主义、国家和传统文化的命运》，认为过去的文化传统也会被视为一种国有化的资产，纳入到管控范围里。把不同种族的情感也对立起来，这其实也是一种文化保守主义。我们现在讨论情感，往往只是在一种感动、情怀的意义上去谈，其实价值不大，对我们的传统来说，只能算是常识，诗言志，诗缘情。其实现在很多资源我们可以借鉴，包括情动（affect）理论。我本人觉得“情”这个字在我们的汉语传统里至少可以有三重解释——“情感”（emotion、feeling）、“情境”（situation）和“事情”（event）。情境则带有客观性，它不可以仅仅被压缩为一个主观的情怀，事情就是事件，也可以放到事件理论里，作为一个行动去讨论。讨论“情”，就应该同时讨论这三个面向。比如在杜威那里，情感就带有这种三重性，它是可以粘合审美、伦理和政治的。秦立彦这篇文章里的情感，是被压缩过的，是抽去了情境性和事件性的孤零零的情感，可以帮助我们生成一种带有优越性的文化幻觉。
我想在伟栋兄提出的“历史诗学”之后，去想象一个新的主体可能性。伟栋兄的“历史诗学”是一个很宏大的构想，其中真正的主体不是个人，而是历史，个人只是“历史中间物”。他最近在与崖丽娟的访谈里谈到过这一点。他这个提法当然是对抗九十年代诗歌的个体写作和现代主义诗歌逻辑的。我觉得这个提法是颠覆性的。它让我想起耿占春老师把语言、身体和社会放在一起来讨论，占春老师认为，语言、身体和社会之间有一种能量的流转和循环。也就是说，主体其实可以进行元素化的分解和降解，通过语言，主体可以同时具有个体性和社会性，这就可以帮助主体从现代主义的主观主义逻辑中解脱出来，从现代主义审美自律的内在性之中解脱出来。“语言”把个体关联到社会和历史。就像光昕兄在别处的一个说法，语言本身可以成为我们的“他者”。语言和我们可以互为主体。它不再是一种占有性的实体，而是弥散性的，弥散为言语行为，一种“弱主体”。这是在一种“历史诗学”出现时，我所想象的一种可能出现的新的主体形态。

首都师范大学副教授张光昕

张光昕：

前面一行兄、伟栋兄和冯强兄的发言，基本上把当代诗所面临的一些困局和难题谈得非常充分了。一行兄提出了当代诗的绝境论，并提供了一份中肯的诊断报告，让我们产生强烈的共鸣。伟栋兄更系统地剖析了充满危机的当代诗写作现状，长期以来当代诗人都有意无意地汇入了这种末日的狂奔。作为汉语新诗的观察者和守护者，我们今天在这里严肃讨论，有责任找到病灶，提供疗救的可能。冯强兄也提供了他一针见血的批评实践。我觉得这些清醒的反思都迫使我们不得不去面对当代诗岌岌可危的现实处境，诗人和批评家都身在这种困局和绝境的边缘，躬身反思就意味着一种自救。
今日诗界流行的写作无意识，不断加固着一套封闭僵化的体制，每个从业者都沦为“僵尸”却浑然不觉。在这种体制里，每个人都渐渐认同于某个特定的角色，为此参与进一些未经慎思的事件，制造一些貌似堂皇的意义，形成一种彼此割据又暗中联动的局势。一行兄观察得非常准确，当下诗坛几近形成一种新型的“三结合”：主流诗坛呈现为保守主义的主潮，学院派诗歌的知识主体和大学话语花样翻新却暗中帮衬，还有更广大的民间派牵手新闻媒体不断制造种种诗界“出圈”的低端事件。这三界叠加勾连在一起，形成了一派光怪陆离的、景观化的中国当代诗歌现场。
借助哲学家韩炳哲的说法，这种体制化的诗歌圈类似一个平滑型社会。平滑给人一种高级的、完成的幻觉，我们对优渥物质生活的追求和身心体验，迷恋生活方式的舒适感、精神上的安逸感、社会身份的自我满足感，等等，实际上都最终诉诸一种平滑的感受。不同立场、倾向、身份的诗人都在其中找到了位置，彼此之间都制造了太多充满肯定性的信息和价值。在平滑社会，他者和异质性价值消失了，不再给社会带来刺激和生产性，写作和批评的动力也跟着懈怠以致停滞了。每个角色被自我幻象所灌满，逐渐走向自我封闭、迷醉和监禁，最终构成了平滑的一部分，在表面的安稳和舒适之中加剧了诗的危机。
当下诗坛有很多成功者和迅速成名的耀眼人物，对他们写作的判断，可以借助一行兄在《诗歌的原木》里为我们提供的视野。从诗歌语言着眼，我们读到的许多貌似有才华的诗歌，其实都使用了一种被强力压缩和锻造的速成语言，在相当程度上表征为一种诗歌的专业写法。尤其是高校青年诗人，为了追求这种专业认同度较高的语言形式，很容易效仿这种成型的速成语言，并再生产出自己的二手经验和复制时代的艺术作品。同时，因为这种方法论诗歌在一定程度上代替了辩证自新的专业性，成熟的诗人在这种诗歌体制里迅速找到他的安栖地，供他持续地在平滑表面继续享受安逸的滑翔，形成他游走诗歌江湖的基本方式。我们有责任从根本上打破诗界对方法论诗歌和速成语言的迷恋与崇拜，这种现象从本质上看是对诗歌文化领导权的追逐和服从，是诗人主动让渡和交出写作主权和自由探索与表达的权力，盲从于一种危险的标准。从现在开始，我们要想恢复健康的语言生态，就要尝试重新用自然生命的世界观去校正过度权威的方法论，让诗歌重新拥抱从我们生命本源里生长出来的语言，这种尊重生命自身成长规律的语言，便是一行兄说的“原木的语言”。
在这两种木料隐喻的背后，有另外一个相关的形象，就是以赛亚·伯林引用的康德的一句话：“人性这根曲木，决然造不出任何笔直的东西”。既然人性无法自我塑造成笔直的形态，那么人类自身通过艰苦卓越的自我训练去克服人性自身的扭曲而抵达笔直的理想，就显得至关重要而且无比崇高。当下社会的平滑空间，正是被人性的自然扭曲所主导，我们都不知不觉地投入到自动化的写作，从而在方法论意义上构成了现今诗歌的主流品质。我们顺应了人性，在扭曲的轨道上寻找自己的位置，安于平滑的幻觉而对危机不自知，这是必须要进行自我纠正的。我们一定要率先改变我们的语言，才能朝向笔直的真理靠近，而不是追逐短期利益和速成的快感，在一种扭曲、舒适的空间里去认同一种封闭的自我镜像。
既然把这个问题提出来了，我们应该怎么办？这里当然没有一个现成的答案，但我们必须要从微小处开始转向。目前这种满足于追逐短期利益和速成语言的诗学，在表面上营造出一种专业性和高级感，但这只是一种有限诗学。我们的努力，必须要变有限诗学为普遍诗学，真正回归到生命的原发之地。从改变语言开始，去改变我们的存在方式和想象方式，破除对现成体制的寄居和迷恋，解除流行标准的权威性，让我们为新诗写作重新营造一个可持续的、可面向未来的生存环境和开放空间。