孔孚的意义（一）

——在纪念孔孚先生座谈会暨孔孚与中华文化艺术精神学术研讨会上的发言

马启代

谢谢各位，今天在座的好多耄耋之年的先生和前辈，我就不再说客气话了。大家的发言不时有照亮我精神和思想的闪光，我今天是想洗耳恭听的。但是既然是缅怀孔孚先生的一个座谈会，又置于孔孚与中华文化艺术精神的背景上来谈论，我觉得在当下的语境里特别有必要。孔孚先生离开我们20年了，我们的文化艺术精神出现了哪些问题，我们为什么将一个人与一个民族的文化艺术精神相联系？这恐怕就是孔孚的意义。因时间所限，我就简单地说三点吧。

第一点，作为一个纪念会，我首先想起的也是与孔孚先生相识的过程。那是1990年的春天，我刚大学毕业不到两年，在莱芜第五中学教书，学校在一个盛产生姜大蒜的乡镇——寨里，空余时间就写诗做评，没有其他应酬。记得曾给孔孚先生的一首诗写过简短的赏析文字，与先生便有了书信往来。那年4月曲阜有个规格很高的孔孚诗歌研讨会，我得到的通知晚，赶写了篇《孔孚山水诗简论》想送到会上。孔孚先生说启代你可以来，直接到会交流。我就骑着自行车，先到了莱芜，找当时唯一的一家四通打字社打印了半天，油印了几十份，骑行了100公里，带着我的一个爱好写诗的学生——我的那位学生后来被山大破格录取，也出过诗集，可惜现在不写了。我们深夜骑到瓷窑的时候，实在骑不动了，是第二天一早坐火车赶到会场的。大会还安排了我发言——肯定是孔孚先生与大会协商的吧，在会上发言的我是最年轻的一个。我下来以后，记得非常清楚，孔孚先生是满脸流泪地抱着我，人与人相知很多时候无需言语，紧紧一拥，千言万语就都有了，而且这种情感超越时间，岁月越长，味道越醇厚，历久弥新。那篇文章后来收录在我的第一本诗歌评论集《仰看与俯视》中，至今我也没改动过一个字，今年我在自己主编的《山东诗人》夏季号上为孔孚先生做了一个80页的20周年纪念专集，分朋友卷、家人卷和典藏卷，在第一卷里收录了这篇简论，后面的日期我也没改，就是1990年的4月。总的说，孔孚先生有一些卓越的贡献，钱中书先生说他是开门立户的人，他自己有自己的诗学，在诗意上他唤醒了我们汉语诗人的灵性，唤醒了汉语本身的诗性，另外他的诗歌在本体论上有很多方面值得研究，我那篇简论对他诗歌语言的贡献结合第三代诗歌的语言主张和实践有一些简单的论述。当时年轻，也是无知无畏，敏锐、直接、单刀直入、敢下断言，虽不无妄言，但有一些认识现在看来也还是对的。

如果说上面是从“人与人”的角度勾起的回想，那么第二点，我想到的是“人与艺术史”的关系。在做《山东诗人》孔孚纪念专辑时我重新梳理了一下自己对孔孚诗歌包括书法艺术的认识，尽管书法我是外行，但孔孚先生的书法其标新立异的运笔、用墨和构图给我一种特立独行的精神激励。从艺术史这个角度，也就是从中华文化的艺术精神这个源流来看，我们每一个人都是置身其间的承继者和创造者，只是有的是急流大浪，有的是涓涓细流，当然也有逆流和浊水。孔孚先生所体现的艺术精神在大潮里面不是显赫的、外在的、激越的那种，而是潜隐的、内在的、低徊的一类，但他的倔强、坚韧、自由放到更广阔的时空来考察，显然是另一种主流。孔孚先生唤起我们对自身艺术传统和自由精神的回眸，其以“隐现”“灵视”“用无”等“象现”艺术所构筑的“远龙诗学”不仅在山水诗的艺术精神流变中属于隔空对接，而且在当代诗坛特别是在二十世纪九十年代的背景上，其为新汉诗的美学转型所提供的关于诗和人、诗和艺术史的有益经验和理念参照都非常珍贵。人们说他属于东方神秘主义，我一直在思考什么是真正的东方神秘主义，它和我们的中华文化艺术精神哪一点本质是相同的。我觉得这是一个常思常新的学术问题，每个艺术家会有不同的理解。孔孚先生与中华文化艺术精神到底是什么关系，恐怕离不开从艺术史的角度进行流变考察。

    但从1993年以后我和诗坛交往很少，沉寂了17年，因此这中间与诗坛的交集非常少。我于1997年写过《悼孔孚》的文章，收录在自己至今唯一的散文随笔集《心巢》里面。我写得达观、超脱，许多心结有着真诚的袒露，属于更多记录自己心路变化的文字。但是我把孔孚先生的“减法”诗艺和“远龙诗学”看作构成我艺术谱系的三大源流之一。在做纪念专辑的时候，我曾亲自到孔德铮老师家里，所以说在座的各位与孔孚先生的书信我几乎都看了，孔老师把他几箱子存稿拿出来，包括孔孚先生一些手迹。这让我从精神上重新梳理和认识了一个更真实和更完整的孔孚，我觉得我与先生是能进行心灵对话的，这对于我个人艺术精神的塑造大有裨益。