今天我其实要说的主要还是第三点，即“人与当下”的关系，也就是孔孚先生对于诗坛和文化艺术现状的意义。在谈论山东新诗的几乎所有场合，我都强调孔孚“远龙诗学”和“减法”以及桑恒昌“情感诗学”和“寸法”对于新汉诗创作的贡献。孔孚先生对于我们个人、对于深刻认识我们的文化艺术精神都有值得肯定、不容忽视的地方。但作为一个写诗、编刊物，偶尔也写点评论的我，回过头来看，今天我们纪念孔孚先生还有着重要的现实意义。特别是我们的文学院、我们的师大来纪念，不仅对孔孚先生是一个极大的安慰，也显示了我们学院作为大学的某些清醒。杨存昌院长说得很感人，的的确确是这样，许多尊重可能来得迟了些，但并非大家心中没有一杆秤。因此，无论从哪个方面说，今天纪念孔孚先生，我觉得都是对我们的一次唤醒、提醒，是促使我们反省的一个转折点。为什么这样讲呢？因为我们面临着艺术和精神各个方面的挑战，知识界和社会精英阶层心灵层面都遇到了很大的问题。其实不管今天会场上前辈们对我们现在人文精神失落的批评也好，对知识分子的批评也好，还是对我们当前汉语诗歌的批评也好，我觉得都没有回避问题，大家都在反思，都在思考，所以今天的会议把孔孚先生放置到文化艺术精神的背景上来缅怀真得契合当下。我前几天写过一篇文章叫《当代诗歌的三化》现象，指的是当代诗歌充满了庸俗化、僵尸化和体制化。很长的年代里，虽然我们无法仅仅用庸俗来概括那些年的所谓文学作品，但庸俗化是真正的“先锋精神”的失落，是在社会全面功利化的潮流中产生的写作倾向，而且随着权力商品化的侵蚀筋骨尽失。孔孚先生敏锐地察觉到了“伪现代化”“伪先锋”的软肋，我觉得他是那个年代里把文学从“有用”拉回到“无用”，也即拉回到审美本质上来的人之一。他让我们对沉睡的、被遮蔽的东方美学有了新的认识，开始发现我们自身伟大的传统。在如今多媒体的时代，更加验证了孔孚先生独自发掘和承续光大自己的可贵。你看我们现在搞分行的那么多，其实好诗非常少，能称为诗人的就更少，写作变成了娱乐，娱乐与精神堕落牵手。人的生理的、恶的欲望被一度地激发了，但是我们大家都忙于点赞和被点赞，批评几乎变成了相互按摩，缺乏精神深度，失去了精神品格，净化、升华甚至招魂的力量从文本中退场。阅读孔孚是否让我们再一次感受到，一位超越命运的不公、执拗地坚持自己美学发现的诗人，那短短的几行诗句，需要多坚强的意志和精神支撑。现在有几位这样的诗人呢？而孔孚先生体现了一种自由精神、一种独立思考的精神，这是他给我们的警示，也是纪念他的意义所在吧。

再说这个僵尸化，其实和我们的很多伪知识分子是有关的。上午孙国章老师说着说着发了一通感慨，我看他批评得很好，至少他说出了确确实实的感受，在我们大家一片的顺从的表情和人云亦云、官云加倍鼓掌的时下，先不论对错，人人发出自己的真声音才有艺术的进步和社会的前进。事实上，我们国家的知识分子的声音其实非常的微弱，有真声音，但是好像不是主流，尽管大家内心还有杆秤，还有个底线，但是表面上我们大家实际上都在得过且过，若形成冷漠，作为知识人，我们知道，那会是什么后果。写诗的人、搞艺术的人心灵僵化了，感觉钝化了，一切习以为常了，不知道或不敢说真话、不敢喊疼了，艺术还有希望吗？社会会是什么样啊。在座的大多数都是高校教授，实际上大学精神作为我们重要的人文精神的体现，如今却在快速地坍塌，学术道德、学术伦理非常严峻地考验着每一位教师，这个问题我想大家比我认识得要深刻，感受得更到位。

大家知道“盘峰论战”以来出现了所谓的知识分子写作和民间化写作的划分，实际上双方都走了偏路，所以就诗歌而论这种僵尸化表现在那些过度的口水化写作，网络上充斥着很多这样的垃圾——我在这里声明，我不反对口语化，但坚决抵制没有难度的写作。同样僵尸化更表现在我们诗坛上一些非常有名的诗人身上。譬如一些很著名的大学教授诗人，写出的那些诗知识化很浓，意识空转，基本上离开了鲜活的生命感受，没有那种生命的血性，也没有那种艺术的野性，所以像于明诠老兄，你说他是丑书，但是他体现出来的那种精神我觉得可能很多人是没有的，他不可能给你一个规定的方向，但他能提供一面勃发着创造力的镜子。是的，每个人都有每个人的个性，但要超越了技术层面你才可能成家，超越不了技术永远是个匠人，这个问题实际上非常严重。更严重的是这些大学教授诗人的弟子们，长期生活在特点氛围里读书写作，渐渐形成了一个面积很大、话语权很强的圈子，实质上是画地为牢、自我封闭，比起所谓的民间的江湖上的那些诗人，更应当引起我们的警惕，因为他们应当相信了知识，拒绝了生命。当然了，两种写作各有利弊，这里边都会出优秀者，但是大面积地出现了这种失去真正写作本质的潮流却是心灵僵化的证明。市文联的刘溪主席也在这里，我们的宣传部、文化局、文联、作协，实际上这些地方承担着目的一样的功能，是培养不出作家和艺术家来的，被养永远出不了真正的艺术家。在这一点上我们参照孔孚先生的人格和精神风骨，我们就该设身处地地反思一下，我们该怎么样，该有什么态度，该秉持什么方向，这是艺术家必须要重新思考的。

第三点是体制化，我不想多说了。体制本身无所谓好孬对错，可以在不同的时间空间获得存在的合法性和合理性，但体制化，特别是思想、精神、艺术的体制化就是僵尸化的固化，就是钢筋水泥化。刚才说了，包括我们成建制的这些个对艺术家的“圈养”组织和团体。然后就是我们的思想、批评，其实都渐渐陷入这种欲望和利益当中了，所以说我们真的声音出不来，真正的感动表达不出来，最后就不会表达甚至不想表达不能表达了。艺术实际上它不是知识，所以说我一直这么认为，就是说科技文明可以一直往前，但是呢，艺术是要往后看的，寻找我们民族和自然最初的活力，那种最初的感动，那种勃勃的生命力，那样才会有艺术，才会有前途。孔孚先生他把我们拉回到自然，拉回到大地和人心原始的感动，拉回到最初产生艺术精神和文化思想的地方。我们现代人已经不自觉地远离了这一些，今天这个会让我们坐在一起缅怀孔孚，也让我们能够回头看一看自己和现实，缅怀孔孚先生的时候，也来重新思考我们自身、思考我们的文化、思考我们的前途、思考我们应当担负起什么责任。

胡乱说一气，孔孚先生不见怪，大家也多海涵。我简单就说这些，谢谢。

（此文为马启代在2017年12月28日山大师范大学文学院和山大师范大学中国现当代文学国家重点学科研究室主办的“纪念孔孚先生座谈会暨孔孚与中华文化艺术精神学士研讨会”的发言，由山师研究生根据录音整理，经作者本人校正。）