一个黎族诗人的行走笔记

——读唐鸿南散文诗集《一个黎人的心经》■ 杜光辉甲辰年初夏的傍晚，我阖上黎族第三代优秀作家唐鸿南的散文集《一个黎人的心经》。霞光灯光聚集在书的封面，素雅而夺目，由不得长长叹息，陷于深思。数千年的黎族同胞居住于深山密林，经济落后、交通不便、信息闭塞，有本民族的语言却没有本民族的文字。黎族文学及文化记忆只能以口头流传的方式得以传承，无法用文字形式固定下来，文学和文化记忆非常薄弱。进入21世纪，黎族作家中一批人数众多的新秀步入文坛。唐鸿南以诗歌、散文诗的创作，成为其中的佼佼者。上世纪八十年代中期出生的唐鸿南，他的童年、少年、青年时代，就被现代性的大潮裹挟，深知自己肩负的责任。“他们还要废寝忘食地读书，学好家乡话，说好普通话……他们知道，乡亲在依靠他们，村庄在等待他们，大山在仰望他们……他们，就是一路扛举大山的沉重，寒窗苦读的我的兄弟姐妹。”（《他们》）。读过大学的唐鸿南和他的文学同道们，用知识的视角，“从船型屋的毛孔里窥视一种透亮的眼光。”（《向往大海》）。他们有了思想的大脑，有了更高的眼界，有了更深的思考，看到了“故乡的脸在变”和自己的“别无选择”（《故乡的脸》）。他和他的同道面对数千年从未出现过的变革，向族人发出振聋发聩地呐喊，“我的父老乡亲啊！今后，你们该往哪里走？”我想到了杜鹃啼血！唐鸿南知道，“我一个人无法改变你的命运”。只有通过自己的知识、目光、思考，使自己站在历史与未来结合点的高峰，洞察历史，展望未来，用诗歌的方式，发出变改的呼吁。“把书桌打造成你喜爱的港湾。”“竖起一支会走路的笔，从山里迈向山外。”“让我们躺在纸张上，用黎语指挥风帆，划向玻璃色的大海。”（《告白》）唐鸿南的“走路”，“从山里迈向山外”，不是物理意义的走，而是思想、意识、观念的走，是把自己从深山老林的传统思想、意识、观念里剥离出来，走向大海，走进全国，站在变革的潮头浪尖之上。他诗作里的“大海”，也不是地理意义的大海，而是充满惊涛骇浪的现代性。于是，他“左手画着中国地图，右手写着诗歌散文。幻想与现实之间，北上的诗歌散文确实有许多话要说”（《带着诗歌散文北上》）一个毋庸置疑的事实，现代性带来了科技、经济的发展，交通的便捷、信息传递的畅通、价值观的冲突与融合、思想的多元与并存、生活方式的多样与宽容。必然造成黎族生活和其他民族生活的同质化，随着现代性的发展，同质化将越来越严重。唐鸿南又处于矛盾的焦虑之中，担心本民族的优秀传统文化被现代性销蚀，又担心本民族疏离现代性，重新回到贫瘠落后的过去。我们读到了他对现代性的向往，“我发现祖母远去的背，驼了。拱成一座匍匐大地的桥。这座桥，背过儿子的山，流过孙子的水，淌过曾孙的歌·····于是，山外的小镇请她出去走走，小县城叫她出去转转，大都市拉她出去看看。看着走动的楼盘，看着走动的车流，祖母的手握紧儿孙走动的手，总是说，我来得太晚了，太晚了！”（《祖母的背》）。同是黎族的文学教授王海评论这首散文诗时，“这段平白而简略的讲述，饱含着晚辈的许多深沉而复杂的情感，同时也折射出民族历史的变迁。”我也认为这是唐鸿南借老祖母的话，诉说黎族同胞走出深山老林的时间太晚，太晚了！如果再审视我们中华民族的近代史，我们走向工业化、走向海洋，是不是也太晚，太晚了？黎族同胞走出来了，拥抱了现代性，现代性也拥抱了他们，现代和传统在碰撞，在融合。我们在唐鸿南的散文诗里读到这样的画面，“男人和女人并肩着唱，黎话和汉话混搭着唱，四亲调和千家调分合纯白酒和山兰酒碰撞着唱······”（《作雅村》）。我们看到了唐鸿南对现代性中的同胞，充满赞赏和喜悦，“侄儿看着晚归的爹妈。看着一车又一车的收成送出去。看着从未见过的庞大的卡车，侄儿笑了，笑了······灰尘滚滚，沸腾了整个村庄坎坎坷坷的色彩。”（《采摘芒果的季节》）。“仍然舒展着清粼粼的温暖，在阳光的呼唤中展开富足的生活”（《倾听草儿们》）。著名学者吴辰给《一个黎人的心经》写的评论《超越焦虑》中，以精神生态和自然生态的视角写道：“百余年间，尤其是最近的三四十年，那些传统的习俗不断被现代性所吞噬，一些赖以维系民族血脉的东西也渐渐地随着人口的流动而无人问津，作为80后的黎族作家唐鸿南，对这个问题有切肤之痛。随着二十一世纪初叶海南经济的发展，新的生活方式和商业开发不断地冲击着群山，也冲击着生活在群山之间的黎族群众原本宁静的生活。”唐鸿南《一个黎人的心经》里许多篇幅，都写到了过度开发给自然生态造成的危害。“那片闪亮登山的灯，独有一盏。昼夜不停，照应庞大的机器，深挖巨石······如春首场暴雨，扑灭不了灯光，进而颤动了病慌的山体。高山冷得发抖。青蛙啼喊。群鸟纷飞。野兽逃亡。村庄翻脸。高山的命运，危机！”（《高山的灯》）“一生与土枪为伴，与打猎为友。茫茫大山里，祖父也算是一座高高的山。有一天，大山异常寒冷。一群人没有被寒冷吓跑，祖父把枪对准围猎的人。猎人，却用枪口概括了祖父整个人生。”（《祖父和土枪》）。社会学家路易斯·亨利·摩尔根（Lewis Henry Morgan）认为，人类文明发展需要经过三个阶段，愚昧、发展过程、文明。发展过程是走向文明必须的阵痛，也称为阵痛过程。这个过程把旧的秩序打破了，新的秩序正在构建。唐鸿南的《一个黎人的心经》，使我们读到了现代性给我们带来的阵痛，作者为自己民族承受着这个阵痛的焦虑。也清醒地知道任何一次变革，尤其是关系民族命运的变革，阵痛是不可避免的。我们面对阵痛需要的态度是尽量缩减现代性带来的阵痛，尽快从阵痛中走出来。唐鸿南从阵痛里走出来了，“我要让你，我的民族，在山歌嘹亮的召唤中，重新醒过来。”（《告白》）；黎族同胞从阵痛中走出来了，“并与此同行，一路荡过群山的屏幕，形成一道直线的风光。”（《向往大海》）。黎族诗人郑朝能为《一个黎人的心经》的评论：“一个黎族人，一个黎族诗人，他要通过诗歌这种经文，为他心中纯洁的、高贵的、民族的一切美好事物，传送到山外，让世界知晓。”。从黎山到大海的路，很坎坷，很漫长，只有一步一步地踽踽前行，才能抵达理想的圣地。我们欣喜地看到，唐鸿南和他的同道，在攀行，在攀行。
      作者：杜光辉，中国作家协会会员,曾任海南作家协会副主席。




        唐鸿南简介：
      唐鸿南，黎族，中国作家协会会员、海南省作家协会副主席、五指山市作家协会主席。作品散见多种报刊、年度选本和获奖。海南首批“南海乡土人才”培养计划人选、海南自贸港高层次人才。散文诗集《一个黎人的心经》入选中国作家协会少数民族文学重点作品扶持项目。