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多媒体时代的“欢乐诗学” ——序诗集《一路欢歌》
马启代
读刘元民的诗集，让我想到了很多。刚刚参加完第二届泰山诗会，由此想到在诗会上大家围绕“网络时代的诗歌写作”所涉及到的诸多诗学命题，如诗歌的回暖等等，觉得有必要多说几句。 按我个人的精神倾向和审美趣味，如果世间的写作分为悲歌和颂歌，我更看重的是悲歌。但无疑颂歌同样有着古老的艺术源流和恒久的情感力量。不说中国的风雅颂，就国外而言，颂歌体也是古老的诗体形式。不说耶和华的祝福是欢乐的，席勒的名篇《欢迎颂》同样闪耀着温情和音乐的光芒。赞美生命、自然、神灵和美好的向往，本是人类与生俱来的情愫，但我们1942年后逐步形成滥觞并与权力深度苟合终成主流的颂歌不是来自人的本质情感而更多是异化的欢乐。直到今天，欢乐诗学成为迎合权力和物质的表层精神呈现和文化献媚，背离了“欢乐”这一人类情感的深刻体验。当下，多媒体时代无障碍发布的技术支持，在推动诗歌迅速普及大众的同时，也加大了此类写作在虚拟世界的蔓延。这类迎合一体政治和消费文化的行为成为多元社会中值得警惕的现象。有人将以满足感官和低俗为审美诉求的现象称为“欢乐诗学”，有着与尼尔·波兹曼“娱乐至死”呼应的意味，但我所认为的“欢乐诗学”不应是世俗的颂歌体，而是基于人类生存险境和苦难、直面心灵和现实而高扬着人性和审美的精神歌唱，它与悲歌写作一样，比悲歌更容易送给普通人福音，因而带有天然的神性音乐元素，因而“欢乐诗学”应是自然和神灵的颂歌，是基于灵魂信仰的赞美之诗，诗行中应贯穿着心灵解脱的自由精神。如此返照，“欢乐诗学”应排斥世风日下、道德沦丧的文化现实，而有着还魂古老艺术精神、直抵生存信仰的趋向。因此，那些沉醉于消费和感官审美中的诗人，不是直接出卖自己的灵魂，也至少是无意义的幻想娱乐，所写的作品和显现出的灵魂风貌与真正的“欢乐诗学”是相悖的。我之所以简单地交待这一认知，皆因为当下多媒体时代存在着写作乱象，很多人对诗学的理解是混乱和模糊的，“网红”们跳不出点赞模式的怪圈，把“欢乐”当做浅薄的调味品和顺从主流意识的手段，主动放弃了诗歌对于精神、生命和心灵的承担。我们知道，今天的发达媒体正提供给我们这样一个技术平台，但正如一些优秀知识分子所忧虑的，人类文明和科技发展之间是否存在着二律背反？ 在这里说这些，我想对于全面理解刘元民的创作和诗歌是有益的，对于他本人全面审视自己的文本艺术也应有所帮助。因为刘元民总体上游离于从传统诗学向现代诗学发展的边界地带，他身上有着明显的古典诗学和现代文学以及1949年以来诗歌美学的影响，更有着从凡俗的生活中捕捉动人诗意的能力，生动鲜活地保留着他热爱生活、细心体悟人间快乐的热情和执着。按他自己的说法，他说自己“兴趣来了就读诗，灵感来了就写诗，随感而发而已。写点口语诗，简单明白，写点打油诗，信手拈来。写点意象诗，练练才气，从少年开始喜欢格律诗，后来渐渐就淡了”，这样轻松地描述自己的创作，除了有意掩饰着写作的甘苦，也暗示着他的诗歌一直与自己的生活息息相关，他不去对人类精神的纵深做艰辛的探寻，但注重眼下生活的点点感动。态度决定走向，视野界定格局，我们对一个数十年钟情于诗歌的人更应当采取的方式是认真进行文本的细读和分析，从中我们可以发现许多值得进一步思考的命题。正如这次泰山诗会上宗焕平所言，他说诗歌创作的回暖应当从“人”的解放和技术的进步两个层面来解读，可惜由于时间的关系，我们对如何理解“人的解放”和“技术的进步”没能展开探讨。但在我看来，如何理解“人的解放”比如何理解“技术的进步”更为关键。艺术史上的每一次进步都是从“人”开始的，文艺复兴是这样，新文学是这样，八十年代的文化现象也是这样。“启蒙”也许对于当下的国人（当然诗人尤甚）还是一个最重要的课题。阅读刘元民的诗歌让我仍然想到这一问题。无疑刘元民已经形成了自己的价值体系和情感体系，诗歌是他人生理想的一个美学载体，从创作发生学和接受美学的不同视角，通过对他这一代人社会背景和教育谱系的剖析，我们可以发现那么多诗性的潜质被隐藏在了岁月的风尘中。在《山东诗人》给贺敬之先生做“名家档案”时，我曾谈到过类似的问题，那次我从《乡村的夜》中选出了贺先生1942年17岁时的七首作品，堪比如今当红的口语诗人，但此后先生的作品虽风靡神州，但已令人感慨唏嘘。当然，刘元民作为这样一个大语境下的写作者，既没据守旧有的审美规范，也未被新诗潮完全裹挟，秉持着自己的内心，无论我不看好的“欢呼”，还是令我心动的赞叹，其声音都显得真纯没有伪饰。 诗歌是有意味的语言形式。这里的“意味”分多个维度，刘元民的写作是其中一个维度，在当下的中国也有着广大的接受群体。诗虽然不能直接记录生活，但能记录心灵和精神的变化。故事是小说的特长，抒情是诗的特点。当然，这些说法，可以辩论，诗的本质到底如何定义，其实在高层思维中没有一言九鼎。越是写向深处的人，越能感觉到理论的灰色，但没有理论的启迪，诗性思维会停留于灵性本身或者满足于平面化。刘元民诗的感觉和诗思都不完全是现代的角度，但他明显感觉到了饱满的诗情来自形式的迫压，因此，他用不同的诗行排列形式，甚至不同的诗体来表现自己。向前一步，刘元民会有豁然开朗的灵光闪耀。这本诗集他分了五辑，分别为“故乡情深”“情暖人间”“人在旅途”“人生感悟”和“杏林漫步”，据他说，他还有不少诗歌会陆续推出，可见他长年不断的思索和对世界保持着何等亲密的感悟。从辑名上不难看出诗人与故土、乡情、亲人、职业的关系，这些题材都是别人常写的，“物象”基本相同，关键是写出自己的真实“心象”。刘元民的诗最大的特点就是他独特的属于个人的情感体察，其所不经意间抓取的情感和心灵悸动经由文字的传递非常美妙，缺乏诚挚的爱心与细腻的感觉是无法完成的，这恐怕是刘元民作为一个诗人最值得称道之处。比起当下许多口水诗和伪现代派来，刘元民扎实的写作值得给予鼓励，因为说到底，如果诗歌成为一门纯粹的技术将是艺术的末路，诗歌只能与真实的生命相连。也正因此，他的诗句都有着他自己的体温，尽管多从“欢乐”的视角入笔，也尚不能达到我所理解的“欢乐诗学”的高度，但其真情的倾诉和灵动的诗思支撑起了一首诗的血肉体魄。你看，他笔下的《炊烟》：“我想截成任何一个形状/折叠进我干瘪的行囊/就让乡土的滋味/一直缠绕在我的身旁”；他笔下的《土色的村庄》：“是一块沧桑的补丁/凸显在右脚踝处/如弹丸的疤痕/一不经心/就会把童年的往事/踩得隐隐作痛”；他笔下的《红灯》：“喧嚣过后，夜沉沉睡去/只有闪烁着红光的你/和星星在窃窃私语”；他笔下的《乡愁》：“乡愁是一棵没有年轮的大树/永不老去”；他笔下的《立春》：“早春的雪/跑得飞快/盖不住赶春的马蹄印……拂面的风中像有种子发芽的声音……那些树和绿的植物/正在用力把春天树立起来”；他笔下的《菊花枕头》：“让我的夜晚/轻轻地睡在了/秋天柔软的心上”……这些靠真实和细微的情感体验取胜的诗句，让我记起韩国已故诗人许世旭先生的诗句，他曾写到：“自从我用双足，踢开了/母亲那么温暖的羊水之后/连襁褓都已经是/他乡了”，而“乡愁”和“漂泊感”作为中国诗人和中国文化的通灵宝玉，几乎出现在每一位诗人的笔下。刘元民在《远行》中写到：“我是一朵漂流的云/漂流在远方陌生的天空上/我就把所有到过的地方/都唤做家乡”，当然，除了这些“大”的情感能从“小”处展现出来，平素生活中的细节也构成了刘元民丰富的诗歌素材。他笔下的“家”是这样的“把自行车停在门前/如船泊进家的港湾/卸下疲惫/叼一支烟悠悠点燃//妻递来毛巾和茶水/爱的温暖消融了/一天的风寒/孩子的笑脸是一张名片/有一位叫幸福的人/不请自到”（《归家》）；他在《打电话》中写到：“她的声音从听筒里飘过来/而思想的部分/在一个女性职业化的/语气里显得有些迟钝/好像只是在黑暗里/为了隐藏好自己/想着各种理由/似乎一点儿痛苦也没有”；他在《读信》中这样写：“你在信纸上洒了香水吗/或许不是/这应是你的心香/少女心灵的芬芳”， 其体味之细腻、深刻，值得肯定。此外，他的诗中还常常透露出哲理的思考，虽篇幅不多，但确实是个好的端倪。他一开始让我记住的就是抽象的《人性》思索，他说：“明明知道/人 这一生/你啥也没有带来/那你/怕失去什么//明明知道/人 这一生/你啥也带不走/那你/想得到什么”，也许有人说这样的写法陈旧了些，但其包含的哲理来自他的生命感受，我能感觉到一股活生生的气息，因此这是从诗人心里熬煮出来的哲思，理应给予褒扬。在《日子》中他更加入了个人的情感，他说：“日子犹如春暖花开/缓缓地绽放/我是其中一朵/当你走近/请你细听/我是喘息得最急的那朵”，在《我们两个人是一本杂志——致妻子》中他说：“我们两个人是一本杂志/赏心悦目的封面是你/深沉浑重的封底是我/那中间厚厚的纸页/是我们俩曾经的故事”……无需多举此类的例子，刘元民的写作是朴实无华的那一类，靠着真实的体悟和体验，不靠五花八门的炫技。尽管在诗歌的经验含量和精神开掘上还有很大的空间和很长的路要走，但我们无权否定任何绽放的花朵，何况刘元民的诗歌有着很多现代派诗人早已漠视或丢失的那种对人类微妙情感的体味和展现。 行文至此，言归正传，我试图在高蹈的诗学思维和具体的文本细读中找到契合点。很显然，刘元民的写作与我理解的“欢乐诗学”不完全是一脉景观。有意思的是，同在多媒体时代写作的语境中，刘元民所代表的一类写作能否切入时代的根茎，从而在民族性与现代性的融合中熔铸出具有美学特色和个性气派的诗歌，也许，同样无法背离环境的影响，但刘元民的写作以及他的下一部诗集在更广阔的层面对生活和生命做深入的探寻则是可以期许的未来。 祝福刘元民，谨为序！ （马启代，诗人，诗评家，“为良心写作”的倡导者，现为中国诗歌在线总编辑，“长河文丛”主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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