胡亮诗学研讨会纪要
                         （小文整理）



        2018年12月8-9日，胡亮诗学研讨会暨《琉璃脆》《虚掩》《窥豹录》首发式在四川省遂宁市举行。该活动由遂宁市文广新局、文联和文物局指导，成都《草堂》诗刊、四川宋瓷博物馆和遂宁市作家协会主办。
       诗人、学者、西安财经大学文学院教授、北京大学中国诗歌研究院研究员沈奇，学者、中国社科院研究员、四川大学教授刘福春，诗人、学者、西南交通大学教授柏桦，诗人、四川省作协副主席、成都市文联主席、《草堂》及《青年作家》主编梁平，学者、四川省作协原副主席曹纪祖，诗人、作家、学者蒋蓝，诗人、学者、电影学博士、重庆大学教授暨文学系主任范倍，诗人、学者、文学博士、四川师范大学教授刘朝谦，诗人、经济学博士、四川大学教授暨经济学院副院长邓翔，诗人、作家、《草堂》执行主编熊焱，翻译家、西南交通大学教授林克，学者、成都师范学院副教授丁瑞根，学者、四川大学副教授石羽佳，江苏文艺出版社原社长黄小初，诗人、江苏文艺出版社副总编于奎潮（马铃薯兄弟），诗人、学者、文学博士、西华大学副教授暨人文学院副院长王学东，诗人、学者、文学博士、西南大学副教授余旸，学者、文学博士周东升，诗人、遂宁市作家协会主席蒲小林，民间学者庞惊涛，诗人、作家、学者、北京大学博士后杨碧薇，学者、中国艺术学院硕士刘孟箬，诗人安遇、尚仲敏、阳飏、哑石、凸凹、李永才、吕历、喻言、陶春、赵晓梦、胡马、王国平、熊游坤、雪君、茶心、樱然、吴小虫、阿依卓、张杰等应邀出席。

                 沈奇主持研讨会

       沈奇全程主持研讨会。
       沈奇受托宣读著名学者、首都师范大学教授吴思敬贺信。吴思敬说：胡亮的研讨会，由于时间冲突，我不能前来参加，请代我在会上向胡亮表示祝贺。他是新世纪以来诗歌理论界的一匹黑马，身负公务员的重担，把有限的业余时间都付与诗歌评论事业，产量高，质量好，形成了独特的评论风格，才华横溢，为人可靠，极为难得，我看好他。即颂冬日快乐。
        蒲小林代表主办方致辞。他说：胡亮虽然成长于遂宁本土，其诗学意义和诗学价值却众目倶瞻，他已是当代极具代表性的七〇后批评家。胡亮不学谁，不像谁，胡亮只成为他自己。在批评处于相对浮泛与沉寂的当下，胡亮诗学的脱颖，完成了仅属他个人的“旁逸斜出”。宋人叶绍翁诗云：“满园春色关不住，一枝红杏出墙来”，也许，胡亮正是中国诗学界的这枝“红杏”。故而，我们有理由相信，胡亮的诗学已然或者必将受到诗学界越来越多的关注与深究，而作为青年批评家，胡亮本人，也必将以其独特的文本价值、独具的诗学价值和闪耀于别具风情的字词纹理之间的光焰与理想，而在批评界当仁不让地占据应有位置。

    胡亮近著三种

        黄小初代表《窥豹录》出版方发言。他说：我从事编辑工作三十多年，认识很多作家，参加过很多研讨会；但是认识胡亮，参加胡亮诗学研讨会，却有另外的意义。去年10月，我与胡亮相识于西昌，交换微信后，很快就读到了《窥豹录》（部分篇章），确实文采飞扬，独具慧眼，真是比诗还好看的诗论。才华横溢，又认真，这就很可怕。所以，我主动寻求与胡亮合作。此次出版的《窥豹录》，有才华，有学养，有立场，有操守，可说是一部毫无愧色的杰作，一部还没有离开就会怀念的天生经典。随着时间的推移，其价值，其魅力，还会越来越大。我没有能够出版胡亮的处女作，是我终生的遗憾；希望江苏文艺出版社能不断出版胡亮新著。
在研讨会上，柏桦、梁平等嘉宾作了口头发言，胡马、王学东等嘉宾提交了书面发言（或论文），范倍、陶春等嘉宾既作了口头发言又提交了书面发言（或论文）。本纪要勉强以问题为纲，以观点为目，择其要义胪列如后。

                  梁平在发言

                一、文化立场
  
        柏桦认为：为什么胡亮式的批评那么少？因为当前中国高校论文的格式和文风，是美国式的，换句话说是美国人在教我们如何写，再推而广之，是西方人在教我们如何说。西方是我们心中永恒的优先的他者，说得通俗一点：西方是我们的“万世师表”。在西方文化面前，我们有着“双重焦虑”，亦即“典范焦虑”和“迟到焦虑”。西方式论文是我们的典范，对他们制定的规则，我们只有遵守和模仿，而且永远是亦步亦趋，久而久之，我们就失去了自行说话的能力。这正是曹顺庆教授曾经说过的“失语症”——在西方人面前，我们变成了沉默的他者。可否将《管锥编》作为汉语写作的规则呢？可否置疑鲁迅所说的“汉字不灭，中国必亡”呢？为什么必须是西方，必须是美国？可否将《管锥编》作为论文的规则？为了治疗前面谈及的“失语症”，为了从西方标准的围城中突围，胡亮式的诗性论文和随笔写作已然出现。胡亮游刃在中西之间，既要突破西方规则，又要承续中华古典精神。这似乎是个悖论，但是胡亮就是要在悖论里面求得生存。亦中亦西，中西合璧，诗话与文论兼济，这种颇有自我设计的、方向感很明确的写作策略，令我十分赞赏。总之，我很认同这种“胡亮式”的写作范式。丁瑞根认为：胡亮对这种内在的焦虑，内在的紧张，还表现得不够。但是他的文论特征，“不规范”，已经构成对文牍主义的故意冒犯。我们能够接受诗的“不规范”，何以不能接受批评的“不规范”？余旸认为：当代诗批评如果试图摆脱其专业领域限制，进而升进为一种高级的文化批评的话，它必须能够在“通古”的前提下朝向更为丰瞻、充满了各种创造力与可能性的未来。胡亮明确地宣示自己的老派立场，亦即“去西方中心主义”，“去白话原教旨主义”。我自己做不到；但是又不免有些困惑：好的当代诗批评，是不是应该突破这种二元论思维呢？胡亮回应：“去西方中心主义”，不是“去西方”；“去白话原教旨主义”，也不是“去白话”。二元论思维是“革命”的产物和后遗症，以此作为“文化批评”的前提，当然就会得到站不住脚的观点。凸凹认为：西方诗学，东方诗学，现代诗学，古典诗学，这四个维度确立了胡亮的思想坐标和写作立场。陶春认为：要清晰而准确地认知胡亮的文化立场，必须读其《大江健三郎书店》，“中国文学传统和外国文学传统都应该是开放的传统，只有两者的不断互动，才能共同臻于更加深刻和丰富的境界。在文学的阅读、写作和批评方面，黄色时代（复古）早已式微，蓝色时代（崇洋）尚未消颓，接下来，我愿意参与建设一个中西古今相会通的绿色时代。”

            胡亮著《琉璃脆》

          二、汉语和文体学自觉

       沈奇认为：我与胡亮相识十年，结下忘年之交，基于我们对“文章千古事”的共同体认。恰是“文章”，而非“西方思维”，乃是我们共同的价值观。我当初读到胡亮，很吃惊，似乎这家伙在代表我说话。所谓现代汉语，已经降解为“外语”，具有浓重的“声音的阴影”。现在是该提出这个问题了：何以学院派如此纠结，而胡亮如此潇洒？我早就认为，并经由胡亮得到再证：文章，情怀，有时候比立场还重要。“文质彬彬”，“文”在前，“质”在后啊，——我们可曾深思过老祖宗留下来的这个成语？柏桦认为：我想借胡亮抛出一个问题：写作究竟应该用什么样的语言？说到底，语言最重要。写作的语言，批评的语言，需要很多人去努力试验。胡亮是这个试验中的一环，有意思的一环，他已经形成了“杂于一”的学术随笔式的批评风格。有科学，也有诗性，两者实现了巧妙的融合。这个意义，不可小觑。马铃薯兄弟认为：胡亮的文体，在学理之外，还有文理和情理。他的文字之美扑面而来，有思想，有激情，又能节制，可谓从容自信驾轻就熟。胡马认为：《窥豹录》写得飘逸、灵动、活泼、佻达，充分体现了“汉语之美”，处处闪现着思想的火花和闪电。褒扬处，字字珠玑，神采飞扬。针砭时，一语中的，深入骨髓。全书真力弥满，机锋百出，充满言外之意，意外之味，读来妙趣横生不忍释卷。丁瑞根认为：胡亮的批评，近年来出现了“豹变”。“君子豹变，其文蔚也。”然则，胡亮何以成为胡亮？我认为，就在于“以诗心解诗”。他的批评，进入了被批评者的创作过程，因而是一种“代入式的批评”。胡亮以诗心进入文本，以审美体验，取代理性判断，造成了批评文体上的巨大差别。胡亮在“必须在场”和“必须缺席”中游刃，小中见大，举轻若重（当然也能举重若轻），填补空白，开启文风，已经在新诗批评中占有一席之地。梁平认为：《窥豹录》所收都是小文章，拿去学院，可能都不算成果，但是却具有很高的学术价值。不像有些大块文章，是近亲繁殖的结果。胡亮的确写出了不一样的批评，“怪怪的”，有自己的鲜明，有自己的个性，有自己的语言，——姑且不论是否创造出一种新的语言。胡亮的“自由书写”和“文体革命”，在某种意义上，是对李敬泽先生、谢有顺先生的跟进。余旸认为：胡亮主要在两个方面——“感性批评”和“词条式批评”——强化其批评文体学自觉。我特别羡慕同时也非常敬佩胡亮所具备的批评文体学自觉，以这样一种诗话随笔的方式，苦心孤诣地接续上他所理解认同的古典诗学批评。曹纪祖认为：胡亮既受到西方文论的影响，又受到古典文论的点染，将两者结合得很好，既有现代思维，又有古文笔调。给诗以诗意的解读，是一种“再创作”。在冗长、沉闷、庸常与学究的风气中，胡亮的随笔式批评显现了“文体之新”。熊焱认为：胡亮开创了一种文风，准确，鲜活，乃是有温度的写作。凸凹认为：胡亮的一大批诗学随笔，文法孤茕，文式醒目，文格高成，文字精妙，独步于江湖，收获了文体革命与文体创生的赫然成功。邓翔认为：批评与写作，应该互动。在中国，很长时期，批评都落后于写作。胡亮的出现可望促进批评与写作的互动。当然，胡亮还应更加紧密地关注新诗的先锋性。这是其一；其二，就是胡亮的文体。这些方面，也许就是胡亮的“边际贡献”（contribution margin）。批评的至高境界，还是布罗茨基（JosephBrodsky），——我曾经在剑桥大学参加过他的研讨会。布罗茨基？对胡亮要求是太高了。但是，我相信，胡亮还会做很多的工作，有更大的贡献。

          柏桦在发言             三、随笔、断片与跨文体

        蒋蓝认为：我注意到一个问题，胡亮很看重其“随笔作家”的身份，《窥豹录》也正是典型的随笔式批评。“随笔”是一种很伟大的文体。随笔能郁积，能穿透，能突然。随笔不是茶余饭后，也不是抽烟喝酒。随笔以外，还有“断片”（断片也是随笔），我注意到胡亮的《屠龙术》（今天大家较少谈到胡亮的《屠龙术》）就采用了这种形式。在《冷记忆》中，波德里亚（Jean Baudrillard）曾说过，“断片式的文字其实就是民主的文字。”在《一个随笔主义者的世界观》中，我也曾说过，“断片是古希腊以降的演绎思想的最佳的文体。”断片是另一种伟大的文体。随笔和断片要大于和高于散文。鲁迅的文体，比如《热风》，就来自尼采（Friedrich Wilhelm Nietzsche）的断片示范。胡亮的断片式写作，体现了一个诗人非常独到的叙事功能，诗学话语迈向了诗性随笔的大河景观。专业的狭隘的诗学批评，扩展为人生意义上的诗性批评。李健吾，朱大可，耿占春，都能够如此。随笔和断片，不是论文，不是散文，其伟大力量，很多人还不理解，他们更愿意自陷于文学性的散文式的喧嚣。但是，胡亮一直在努力，他必将以随笔的方式展示自己。我个人认为，随笔写作，要变乱散文的节奏，要摇曳多姿，要鱼龙幻象，要静水流深，要在五百个字以内出现至少一个“突然”，要造成“歧义”，要有“变数”，要更厉害更凶险。胡亮已有很深体悟，期待他做得更加漂亮。胡亮回应：这些见解，深获我心。最近读到树才老友翻译的《齐奥朗访谈录》，齐奥朗（Emile Michel Cioran）有说，“只有当哲学是碎片的时候，才是可能的，以爆炸的形式”，“所有系统（哲学）都是专断的，而碎片化思想保持自由”，这些观点，极其深刻，可以呼应蒋蓝兄的“断片诗学”。杨碧薇认为：《窥豹录》采用了札记的形式，是札记的“形”，却有学术的“体”。札记的局限性，在胡亮这里，已经得到了克服，并进而实现了自足性。由《窥豹录》的风格，可以联想到桑塔格 (Susan Sontag)的《反对阐释》。安遇认为：茱萸对《屠龙术》有点微词，“缺少前后文的准备”，我却有不同的看法，比如“未知为神”，四个字，足矣，妙就妙在“缺少前后文的准备”。我个人认为，《屠龙术》是胡亮最具“原创性”的作品。尚仲敏认为：胡亮一直坚守民间和先锋的立场，启动了全新的写法，故而能在批评界抢占先机。《虚掩》像侦探小说，《窥豹录》像科普读物。胡亮是批评界的改革派，将给批评尤其是新诗批评带来很大的贡献。喻言认为：胡亮的确善用小说笔法。王国平认为：胡亮的写作，是“跨文体写作”，具有很高的辨识度。沈奇认为：胡亮的写作是有文体的跨文体写作。

                    胡亮著《虚掩》

                四、感性转向

        柏桦认为：胡亮的“感性批评”，文采斐然，很好看，应了宇文所安（Stephen Owen）所说的“娱乐一个思想”（entertain an idea），也应了巴特（Roland Barthes）所说的“文之悦”。其实，“entertain an idea”可以直接译为“娱思”，用以指认一种充满官能之美的邀请式的让人欢呼的写作，“落霞与孤鹜齐飞，秋水共长天一色”式的写作，具有“一种令人感到好奇与着迷的可能”。范倍认为：胡亮的文字好看，也许还好吃，当然肯定好玩。他让我想起博尔赫斯（Jorges Luis Borges）的“迷宫”，处处都是令人惴惴不安的靡丽的智慧；也让我想起隋炀帝的“迷楼”，处处散布了令人流连忘返的奇异的美。杨碧薇认为：胡亮的批评是肉感的，有呼吸的，甚至是有指纹的，读来有一种难得的鲜活之感，可谓“性感批评”。哑石认为：胡亮很注重炼字，炼句，文章好看，好吃：这是情色主义者的明显特征。因而可以说，他是一个具有“情色”意味的批评家。阳飏认为：阅读胡亮的《窥豹录》，我想打个比喻：我们去买“菜”，最后居然买到了“美食”。胡亮直接避免了“生”和“隔”。他的文字如此灵动，具有迷惑的力量，具有不分东西南北的混杂，让人读罢即有大快朵颐之感。在文字麻木的时代，胡亮的感性批评尤为难得。曹纪祖认为：他的文字比较“野”，却有“浸润之美”和“刺激之美”，却非常有趣好读。张杰认为：胡亮写得很高级，文字精灵古怪，是用黄金在阐释黄金。他写任何对象，都要与之竞赛，与之热恋，又能在营养的摄入和输出之间实现快速的平衡。尚仲敏认为：与那些学院派不同，胡亮写得很诚实，很犀利，很直接，很风流，夹杂了顽皮和调侃，可读性很强，乃是典型的“小语种写作”。邓翔认为：《窥豹录》单刀直入，庖丁解牛，“直觉”和“角度”都很好。比如《陈东东》就写得很有意思，说陈东东的决定性因素，乃是两个海（“爱琴海”和“东海”），和两个上海（“玻璃”的上海和“传奇”的上海）。《顾城》也是佳例。丁瑞根认为：胡亮的角度很刁，写得分外妖娆。《梁小斌》可称佳例。刘朝谦认为：胡亮最让我震惊的，还是寓于感性批评中的那种“灵性”。很多学院派，已经丧失了感性的能力。喻言认为：胡亮写得灵动风流，又很幽默，可谓独树一帜。但是，胡亮成不了榜样。他的才气不可复制，他的方法论不可推广，他的批评文本也没有在其他批评家笔下“重现”的可能。胡亮回应：感性批评，是我的小招牌。从德勒兹（Gilles Deleuze），到福柯（Michel Foucault），再到克里斯蒂娃（Julia Kristeva），现代西方文论已经实现了“感性转向”。这个“感性转向”几乎可以与现代西方哲学的“语言学转向”相提并论。我的小招牌，响应了某种大潮流亦未可知。

                  五、细节、肖像与评传

        杨碧薇认为：我对胡亮的“评传写作”印象深刻，从最早读到的《诗人之死》，到后来在《虚掩》中读到的《孙静轩》《“且去填词”——读<纪弦回忆录>》《“隐身女诗人”考——关于若干海子诗的传记式批评》，我都能看出评传的特征。评传写作并非易事，“评”和“传”，既要考验抓取的功夫，又要考验叙事的能力。萧红评传那么多，何以唯有葛浩文能脱颖？胡亮的评传写作可谓举重若轻，能够用最简单、最轻松的话，解决最困难、最复杂的问题，迅速揭开某些晦涩作品的“谜底”。写得既古典，又能回应西方评传写作的经典。凸凹认为：胡亮对中国新诗及其个案，作出了令人兴奋不己的考古式查索和田野考察式勘掘。林克认为：《窥豹录》写到九十九位诗人，每篇都可以视为诗人小传或诗人评传。杨碧薇认为：《窥豹录》每篇“选点”都很独特，胡亮就像一位经验丰富的摄影师，总能发掘模特身上的闪光点，他用“镜头”记录它们，并充分结合了胡亮式的理解。在胡亮这里，批评正如独一的镜头，来自于个人认知，而非其所面临的某种语境。周东升认为：《窥豹录》 描写了诗人的“动态过程”，而不仅仅是单调的“肖像”。王国平认为：胡亮很重视“细节”的力量。喻言认为：《窥豹录》密布着精彩的细节：既有诗歌的关键细节，还有诗人和历史的关键细节。

                六、开放式（召唤式）结构

        杨碧薇认为：胡亮的批评有“结论”，也有“反结论”。他对研究对象宁可发问，也不轻易下结论。他所剪开的所有“文口”，都处于张开的状态。这是一种对话式的批评、综合式的批评，内含极大的“对话空间”。丁瑞根认为：胡亮经常给出一种“召唤式结构”，邀请读者展开共同判断，试图在语义以外去建构语义。这样的批评，像椅子，像甘泉，让你坐，让你喝。文本，文本读者，批评文本，批评文本读者，可以形成多方互动。沈奇认为：这就应了德里达（Jacques Derrida）的名言：“批评不仅是阐释，更重要的是生产新的意义。”
                     
                七、文本中心主义

丁瑞根认为：胡亮是一个“文本中心主义者”，其批评，颇得美国新批评的“细读”（close reading）之长。梁平认为：即便是非常优秀的批评家，很多都还在反复炒作八十年代的一批文本。胡亮却长期坚持用心细读文本，并跟进关照最新最年轻的文本，下了大功夫，其对诗人的把握，对诗坛的呈现，才来得更有力更有价值。曹纪祖认为：胡亮对所论及诗人及其作品吃得很透，《窥豹录》每篇，文字很少，却已做到游刃有余。但是对张新泉的“通透”，尚仲敏的“机智”，似有未能尽意之憾。尚仲敏认为：胡亮的阅读量很大，这让他的批评显得既客观，又宽宏大量。写诗要偏执，要极端，评诗却必须具备包容性，尊重丰富性。沈奇认为：好的作者，必定是好的读者。好的老师，必定是好的学生。胡亮就是这样，他一定会更成熟更饱满。

                八、问题意识

        余旸认为：出于对胡亮在这三部书里展露出来的惊人才华，我就禁不住想从我自己理解的当代诗批评的角度对其提出更高的要求。在阅读《窥豹录》的过程中，为其语言表述心醉神迷之余，同时还有一些隐隐的疑惑。按照我对批评的理解，有一个前提，就是必须清醒地意识到当前批评所处的位置。我个人对臧棣的很多观点颇不认同，但是接受他对当代诗的基本判断，就是迄今仍处于“未完成”的形态。与此相应，当代诗的批评，也处于“未完成”的形态。在这样一种路上状态中，批评的重心并不表现在对诗歌风格的鉴赏，也不表现在对文体的探求，而要将当代诗的写作，放置在变动不居的现实、政治、社会的进程与现场，并在深入历史的过程中敞开文学的问题意识，从而呈现新诗的无穷远景与隐藏在当下的危机。所以，我激赏胡亮的抱负，但又不同意将当代诗批评模糊地指斥为西洋现代诗歌的“影响研究”。当我以这样一种带有较为强烈的个人偏见之眼打量胡亮的诗人论时，非常有意思，我也看到他其实对此已有自觉。他说：“每篇只有一个自然段，每个自然段只有一两千字。所有闪转腾挪，综合也罢，分析也罢，均不得跨出这个小房间。综合者，宏观之论也。分析者，微观之论也；两者，却不可偏废。尤其是词条式批评，更要自相矛盾地实现小角度破门。未能寸铁杀人，或可尺水兴波。”仔细阅读，可以感觉到他寓评于叙，精简的笔墨中，隐含着得体的立场与有分寸的态度。比如他对黄灿然的点评，对郑小琼的点评，一言破局，含蓄而尖锐，既有个人判断，又富含人情味。《窥豹录》全书压卷之句，“干卿底事”，正话反说，颇有未尽之意。虽然如此，我还是觉得，优异的当代诗批评，可能恰好要从胡亮戛然而止的地方重新开始起步：我们需要更强的问题意识。哑石认为：希望胡亮在中西古今之间，不要急于做选择下结论，要有更多的问题意识并得出个人的见解。王学东认为：对我个人的评论事业来说，胡亮是一个绝对绕不过去的重要学者。近几年，在持续主编《元写作》之外，他连续出版了《阐释之雪》《琉璃脆》《虚掩》和《窥豹录》。其阅读强度之大，范围之广，展现出一种全面透视当代诗的野心。其批评实践溢出了学院派的写作模式，以批评者主体汹涌的直率与真诚，融汇激情，直抵繁复而空灵的魂魄，彰显出傲然的风骨与幽邃的诗性。在体系化、理论化、程式化的当代诗学研究中，在我们无法“存在”的困境之中，我期待他更为厚重的“思”，为当代诗学建构走出一条具有平衡之力的开阔之路。熊焱认为：在思想独立性方面，胡亮或可进一步加强。胡亮回应：有问题意识的批评较多，有文体意识的批评家较少。如果两者不能得兼，我会舍问题而取文体。按照我的偏见，文体是个很大——有可能是最大——的问题。沈奇回应：胡亮是一种苦心孤诣的弥补，而不是否定高屋建瓴的、体系化的批评。各自在各自的区域，做各自的贡献。恰如奥威尔（Orwell George）所言，“每个字都是我们逃向自由的小路。”范倍认为：胡亮写过关于新诗现代性的札记，确确实实，现代性蕴含了一种必须的反身性。我们写作，同时，得为我们写作的意义进行必须的辩护。正如胡亮所言，“你是谁，为了谁”，你必须作答。我们为“主体性”发愁，也为“主体间性”发愁，这正是当代诗写作和批评所面对的现代性处境。胡亮以一种关于当代诗写作的写作，一种具有强大行动力的批评，一种深谙现代性之渊薮的实践，反抗甚至打破另一种现代性，也就是以科层化和制度化为表征的现代性的“玻璃铠甲”。他为我们，不，应该是为我，树立了一个特别的榜样。王国平认为：胡亮的诗学随笔，除了对新诗，还有对人类本身的追问。刘朝谦认为：胡亮也能够暗通学院派，比如他写《翟永明》，有谈及翟的“男性或英雄主义纹理”，就暗合了女权主义中的“性别紊乱”理论。周东升认为：胡亮与学院派的相异性，不会大于他们之间的相似度。胡亮有科学精神，也有历史意识，其论述建立于大量的文献基础。他并非依靠体悟或冥想，在骨子里，就是一个学院派。

          九、南方性与蜀学传统

      蒋蓝认为：胡亮是蜀中当代诗批评的伟岸式呈现。在谈胡亮以前，我想先谈扬雄。扬雄在汉代就想到一个问题，并呈现出一种野心：《周易》和《论语》，无关西蜀，于是发奋另著《太玄》和《法言》，用以抵抗北方文化的进攻。可以这样说，扬雄开启了蜀文化的谱系：这是怪才的谱系，百科全书式人物的谱系。这个谱系，不是在某个领域，而是多向度地显示了光芒。郭沫若、李劼人都属于这个谱系；胡亮也属于这个谱系，他也是一个怪才，也是一个百科全书式的人物。胡亮的写作，具有某种“南方性”，确实呈现为对北方文化的抵抗。其《可能的七里靴》，谈敬隐渔，也正是在弘扬蜀学传统。刘朝谦回应：《太玄》和《法言》，其实是在分别仿写《周易》和《论语》。凸凹认为：胡亮颇有蜀人的急智，怪异而陡峭，潮湿而飘逸，诡谲而神秘。其浓茂的故乡情怀，除了所编诗刊《元写作》（已出版八卷），所编诗选《力的前奏：四川新诗99年99家99首》，还将集中展现于正在写作的专著《涪江与唐诗五家》：该书谈陈子昂，谈李白，谈杜甫，谈贾岛，谈李商隐，谈他们的蜀中诗，也存了这样的心意。胡马认为：欧阳江河与胡亮，同为蜀人，但是《窥豹录》删繁就简，直指人心，与欧阳江河的“过度阐释”，构成了截然相异的景观。沈奇认为：蜀人都不愿意做“类的平均数”。前边有钟鸣、柏桦、欧阳江河和敬文东，现在呢，轮到了胡亮。他们都不是“类的平均数”。余旸认为：对置身其中的地域文化，我自己较为迟钝。对我来说，传统如同白纸，我为此深感沮丧。我在博士毕业以前，一直游学北方，长期接受北方诗和北方风土的影响。我却也很私爱巴蜀当代诗和当代诗批评，在传统诗的现代转化中，除了少数例外，较有成就的诗人及批评家几乎都与巴蜀之地有着莫大关联。他们（包括胡亮）的诗与批评中的传统，非常迷人，但又始终让我感到有些隔阂。                 

        蒋蓝在发言


            十、古典诗学的现代转型

        刘朝谦认为：我的博士生导师曹顺庆教授，主持过一个课题，《中国古代文论的现代转型》。我认为这个课题或已失败，钱理群先生也认为是个错误。但是，这条路值得去冒险。胡亮在尝试，是一位“先行者”。他自称“老派”，自言贴近“学衡派”。他写《顾城》，就用了《庄子》的“混沌说”。拙著《技术与诗》，也曾借以论及“技生神死的原罪”。我的理解有所不同：庄子的混沌说，重在抹去人之为人的主体性。由“混沌”到“倏忽”，就到了胡亮说的“必死”。余英时说庄子是“反智主义”，其实不是，庄子不是“反智主义”，而是“弃智主义”。有智，不用。很有可能，胡亮受了余英时的一些影响。用混沌说，来谈早期顾城，就冒了一个风险。混沌是“无言”，而诗是“有言”。使用古典诗学工具，要顾及其在古代话语中的整体性，以及使用过程中的自洽性。胡亮回应：《技术与诗》，颇有高论与奥义，待我慢慢拜读深思。我用混沌说，是受了顾城某篇文章的明示。我恰好正是在谈整个儿的顾城——而不仅是“早期顾城”——如何一步步抹去了主体性。“必死”以后，复归“无言”。古典诗学工具不应是“眼前之金屑”，而应是“水中之盐味”。看不见盐粒，喝得到咸味：这个境界，虽不能至心向往之。胡马认为：《窥豹录》采用了诗话的体裁，当然其来有自，比如《诗品》《沧浪诗话》《苕溪渔隐丛话》《随园诗话》或《人间词话》。胡亮用这种体裁对当代诗展开批评，丝毫不惧现代语境下的种种障碍和隔阂，真可谓艺高人胆大，快刀斩乱麻，让读者痛快淋漓直呼快哉。喻言认为：胡亮的文体，有其传承，并非全新。比如，司空图或欧阳修的诗话。虽然采用了传统的文本方式，但又并不拒斥先锋的思维方式。传承以外，又有开创，这就很难得。胡亮从中国传统中，找到了一条路径，或者说唤回了一条路径。这就是开创。陶春认为：“诗话”这一古老文体，因胡亮献祭般的创造性书写、投入、拓展与激活，而绽放出崭新的活力与迷人光彩。从《屠龙术》，到《窥豹录》，惜墨如金，言无虚发，兼具叶燮《原诗》所谓“才”“胆”“识”“力”，可视为胡亮续脉或重构诗话传统的成功践行，更是中国当代诗批评的重要成果。

                胡亮著《窥豹录》

                十一、钱钟书作为影响源

        庞惊涛认为：胡亮堪称钱锺书的隔代弟子。何以见得呢？胡亮曾耽读钱锺书达数年之久，两者在很多方面都很相似，比如学术立场，行文方式，历史学和考据学功夫，对各种学科的综合运用。钱锺书《谈艺录》自序讲到，“东海西海，心理攸同；南学北学，道术未裂。”胡亮《窥豹录》后记则讲到，“中学西学，道术未裂；今人古人，诗心相通。”我已经看到，胡亮将西方与东方、现代与古典、口语与雅语，做了有意思的“嫁接”。胡亮的天才、眼界和学养成全了这个“嫁接”（也就是钱锺书讲的“骑驿”）。我最近出版的小书，《钱锺书与天府学人》，专章讨论了胡亮。我认为：如果说钱锺书先生的《谈艺录》是中国传统诗话集大成之作，那么胡亮的《窥豹录》可以看成是运用《谈艺录》的评骘方法，对中国新诗及其代表性诗人进行综合评议的开端之作。而且，胡亮的《窥豹录》，本来就蕴含了向《谈艺录》致敬的深意。张杰认为：钱锺书是学院派，还是非学院派？胡亮也是这般的难以归类。胡亮回应：我于钱锺书，“如蚁观山丘”，——这是学衡派吴宓的诗句。
  
              十二、野蛮生长

       丁瑞根认为：胡亮待在相对边缘化的遂宁，却有如此成绩，乃是“野蛮生长”的结果。沈奇认为：胡亮实现了“边缘崛起”，并已经获得了与中心对话的资格。梁平认为：胡亮没有待在成都，也没有待在首都，而待在遂宁，但是一直待在中国新诗的现场。他连续不断推出成果，对他自己来说，是个必然，对全省和全国来说，却是个很大的偶然。《琉璃脆》《虚掩》和《窥豹录》，是对中国当代诗批评的巨大贡献。刘朝谦认为：海德格尔（Martin Heidegger）说，“方言才是家园。”我是遂宁人，很想说遂宁话，却说了普通话。对于我来说，普通话具有“非家园”的特征。这个也是个悖谬。昔日遂宁“穷凶极恶”，今日遂宁已然是风情万种。但是，遂宁仍然是文化和文学的孤岛。胡亮孤军奋战，在日常生活中，恐怕很难找到对话的对手。这是一个局限性。不管怎么样，还是要祝福胡亮。希望能够真正建立起“胡亮诗学”，从而成为一个中国的胡亮，乃至一个世界的胡亮。                  

        刘朝谦在发言


          十三、性格、原则与态度

      尚仲敏认为：胡亮表面上很谦恭，很低调，但是骨子里很孤傲。他有一颗高贵的心，十分爱惜自己的羽毛。他选择研究对象，认诗不认人，绝对没有情面可讲。我曾经写过一些不该写的评论，这些评论，成了我一生的污点。胡亮不会这样做，会走得更远更高，且让我们拭目以待。刘福春、杨碧薇认为：《窥豹录》对论述对象的选择，十分慎重而严谨。对胡亮来说，放弃某些对象，也变得似乎极其艰难。比如，他最终放弃论述某位老先生，这个决定，却是以用一周时间来深入阅读这位老先生作为前提。马铃薯兄弟认为：胡亮非常严谨，能够坚持自我。《窥豹录》的选人选诗，给出了正当性，避免了随意性。尤其是台湾部分，非常有想法，有见识，堪称公允稳妥。全书具有诗歌史的着眼和用心，大致可以看出当代两岸诗歌史的主线索。沈奇回应：台湾部分，还应该关注大荒。凸凹认为：胡亮对诗人和文本的选择，无疑是孤傲的、偏执的、我行我素的，完全不看任何人的脸色。他只遵从内心的道德，制定个人化的谱系。他不认可的诗人，即便是老朋友，即便是青花郎待候，他也绝对不会为写一个字。王国平认为：胡亮征引诗句也很节制。熊焱认为：胡亮严谨而真诚，从不随波逐流，具有很强的责任感和使命感。陶春认为：胡亮超然于“炼字如煮茶”，正是一位罕见的独行侠或苦行僧。沈奇、喻言、凸凹认为：《窥豹录》还可酌减人选。蒋蓝回应：在论述对象的选择上，我们最好不要干涉胡亮。
  
           十四、读者设定与阅读之可能

       刘朝谦认为：《窥豹录》的“隐形读者”是谁？我认为，是小众，是诗人，甚至是专业诗人。有时候，胡亮甚至就是为胡亮而写，在写出某个诗人的同时，还写出了更重要的“在场的自我”（亦即“胡亮”）。《窥豹录》的副标题，“当代诗的九十九张面孔”，已将读者设定为普通读者，这就与我的感受和理解形成了悖论。建议在续写该书时，能有更加周密的考虑，可以面向对当代诗知之不多的普通读者。杨碧薇认为：胡亮已经打破了——并不断打破着——我们的阅读期待（隐含期待）。因而，对胡亮的阅读，就是一种有趣的“双重阅读”甚至“多重阅读”。范倍认为：胡亮以其令人舒爽的脾性，以及迷人的充满智慧的写作，所蕴藏的强大的召唤力，构建了此时此刻这个迷人的场景，使得我们能够面对面而坐，视线交错，心声碰撞，企图揭开胡亮兄的写作之“谜”和存在之“迷”，去发现隐匿在文字的多重面孔之后的那股别有风味的精神源流。胡亮通过他的写作，我们通过对胡亮的阅读，此时此刻，共同构建了一个魏尔伦（Paul Verlaine）所说的“诗人共和国”，一个沉迷于诗之美的“临时共同体”，也举行了一场“嘤其鸣矣，求其友声”的“行为艺术展演”。                    

       杨碧薇在发言
            
             十五、结语

      沈奇如是总结本次研讨会及胡亮诗学关键词：文人风骨，诗家情怀；民间立场，独立视角；现代理路，古典气质；通合再造，秀出班行。最后又说：胡亮因遂宁而宁，遂宁因胡亮而亮。
应邀因故未能与会，但已表达贺意，除了吴思敬教授，还有以下十余位嘉宾：学者、北京大学教授谢冕，诗人、鲁迅文学奖获得者张新泉，诗人、学者、翻译家、中国人民大学教授王家新，诗人、学者、北京师范大学客座教授欧阳江河，学者、作家出版社高级编审唐晓渡，诗人、《诗刊》主编李少君，学者、文学博士、北京师范大学及四川大学教授李怡，学者、厦门职工大学教授陈仲义，诗人、鲁迅文学奖获得者陈先发，诗人、文学博士、北京大学副教授臧棣，作家、学者、文学博士、中央民族大学教授敬文东，诗人、学者、四川大学教授向以鲜，学者、文学博士、中国作协研究员霍俊明，学者、文学博士、南开大学教授卢桢。
                          
                                             2018年12月16日


                        全体嘉宾合影




        胡亮，生于1975年，诗人，论者，随笔作家。著有《阐释之雪：胡亮文论集》（北京，2014；台北，2015）、《琉璃脆》（西安，2017）、《虚掩》（合肥，2018）、《窥豹录：当代诗的九十九张面孔》（南京，2018），编有《出梅入夏：陆忆敏诗集》（太原，2015）、《力的前奏：四川新诗99年99家99首》（沈阳，2015）、《永生的诗人：从海子到马雁》（太原，2015）。创办《元写作》（2007）。目前正在写作《屠龙术》、《片羽》、《色情考》、《涪江与唐诗五家》等著。应邀参加第2届青海湖国际诗歌节（2009）、第1届洛夫国际诗歌节（2009）、第2届邛海国际诗歌周（2017）。获颁第5届后天文化艺术奖（2015）、第2届袁可嘉诗歌奖（2015）、第9届四川文学奖（2018）。现居蜀中遂州。