在东汽将近四十年的生涯，本想在四川度过余生的我，转眼也到了该随风而逝的年龄。如今，生活在几千里路外的上海，回忆竟如此厚重，想“赤条条来去无牵挂”，恐怕也难。手机铃声一声轻轻问候，心便顿时温暖起来。在东汽企业文化的滔滔大河中，我很有幸成为其中的一朵浪花。漪涟虽小，但浪的歌喉始终是快乐的。即使是现在，我依旧能徜徉在梦想的路上，在大上海的诗歌之乡—顾村，继续从事着诗歌的创作，并担任当地诗歌刊物的编辑，不能不要上溯到我和《曙光》文学社和相应刊物的夙缘。

我是从1979年开始写诗的，比起70年代初就开始文学创作的东汽文坛许多老前辈来说，起步相对要晚，但离开东汽文坛的时间也晚得多，一直坚守到退休之后两年，其跨度将近四十载，自嘲自己已成为见证东汽文坛沧桑变化的“活化石”了。当年的《曙光》刊物上曾发了我的第一首诗，题目是《时间篇》；还发了一篇散文，题目是《春天的歌》。初次投稿，便能一炮打响，心中颇有些自得，于是就勾起了我的创作**，一发而不可收拾了。那时的作品，从现在看来，无论是表现手法或是内容的提炼，都是非常稚嫩和浅薄，但却是许多人的文学创作上必经之路。此后，我不仅写过诗，还写报告文学、散文诗、小说，甚至电视剧本，可以说患上了一种创作“饥饿症”。我的大部分作品在《曙光》上发表了，例如小说《路》发表在1982年的《曙光》上，散文诗《在试验台》发表在1982年2期的《曙光》上，散文《汽轮机回想》发表在1983年2期的《曙光》上等，其特点是均以工厂的生活为背景，对工厂的开拓和发展进行赞美和讴歌。1982年3期的《剑南》（绵阳）上发表了我写的诗《架线工》，这是我的第一篇外发作品。记得不久后，还专门和闫可亮去了一次绵阳，参加了剑南杂志社组织召开的小说创作会议呢。此后，就越写越勤了，在省级刊物上发表作品的机会也多了起来。那些年，我写的散文诗《海恋》发表在《星星诗刊》上，诗《天涯海角》发表在《青年作家》上，散文诗《拓路人》和《倒春寒》发在了《黄河诗报》上等，都应该归功于团结在《曙光》文学社周围文友间的良好学术氛围。