本帖最后由 陈喜瑞 于 2018-8-9 11:05 编辑
伊蕾·七月诗社·《诗人报》
扈其震
2018年7月。冰冷之13号，黑色星期五。这一天，伊蕾在遥远的寒地，仙逝。 噩耗传来，是在当晚，刹时惊诧，震憾，悲伤。心房地震，泪水涌出。连夜赶忙核对消息后，就以七月诗社的名义向天津及外地文学界各微信群发出讣告。转天接到各种电话询问证实。随之，我忍痛写下了缅怀诗歌《大姐，永恒在七月——写给诗人伊蕾》。又为天津日报文化记者查找提供一些相应的资料。16日上午，应邀与市作协副主席黄桂元，到天津电台做了怀念伊蕾的专题直播节目。17日，我召集七月诗社的社委们，紧急开会，商议如何为伊蕾举办一个隆重的全市性的追思会。然后就忙碌着，完善方案，查看场地，印制布标，邀请名流……天气酷热，心情沉重。21日，“著名诗人伊蕾追思会”在天津美术馆顺利进行。8月1日，又参加天津市作协操办的“伊蕾遗体告别仪式”…… 这半个多月，真真度日如年啊。大姐，你怎么走得如此突然，如此决绝？
一、
认识伊蕾，是在1987年前后。那时，她声名鹊起，佳作连连，成为中国诗坛一颗耀眼新星。我那阵儿业余时间以写小说和报告文学为主，不算诗人，但任职在和平文化宫，负责七月诗社的日常组织工作，也很敬重诗人，就和伊蕾结识了。初见一面，就给我留下美好印象，她的坦诚、善良，平和、睿智，高雅、大气，使人倍感亲切。她那发自心底的真挚笑容，她那女性的轻柔话音，一下子就征服了我。从此我就尊她为“大姐”，尽管我虚长她三岁。她则称呼我“老扈”，有时直呼我大名。 那时她的人事关系还在河北省，正在北京读书深造。但她是地道的天津人，从粮店后街一个胡同里长大成人。正巧我的家在水梯子大街上，离她家不远，于是每逢春节，就到她家拜年。记得一次她没在家，她的叔叔热情接待我，说起文学来，她叔叔很是感慨，说：“我爱好文学一辈子，古今中外的名著几乎都看过，几十年写了很多作品，却一篇也发表不了。桂珍这小丫头，年龄不大写诗歌，却写一篇轰动一篇，这年头到哪儿讲理去？”“桂珍”是伊蕾的本名。我笑了，就和他探讨起人的天赋、才华在文学艺术创作中所起的重要的决定性作用来。 后来全市危陋平房改造，她的大杂院故居拆迁，伊蕾也因多种缘故成了居无定所的流浪诗人。这些年中，我和她见面聊天的机会不是很多，但她在北京798附近的住房我去过几次，在宋庄美术村的居所我也造访过几回。也吃过几次她亲手做的饭菜。她的手巧，不论布置居室，还是烹调技艺，都浸透出那女性的细腻和聪慧。每逢她出版了新诗集，总会想着送给我，或从邮局寄给我；每逢年节，我也会打电话或发短信向大姐问候。她在天津创办的“喀秋莎美术馆”，我应邀去参观过，对她倾尽积蓄所精心收藏的如此多的当代俄罗斯画家们作品而震撼。她与一些诗人在天津梅江小区搞的全国诗人书画展，我接到电话后，前往祝贺，其中有她的数幅油画作品，题材有花卉、自画像、风景，等。同时参展的诗人还有王向锋、萧沉等。她画油画是半路出家，自学成才，因为具备灵气，一上手就呈现鲜明的个人风格。 那年，我曾问过她：好些年你不写诗歌了，多么可惜！你又游历过这么多国家，写写游记散文也好啊。她回答：写诗要靠激情，现在没有写诗的冲动了。游记散文我也不想写那些人云亦云的东西。现在我画画，感觉很舒服呀。她就像空中的彩云，很享受任风吹拂的生活，独来独往，随意潇洒。 写作的事是别人劝不来的。我只能暗自深深惋惜，看来今后想读大姐的清新隽永文字，会很难的啦。
二、
七月诗社是1985年7月，依托和平文化宫，在“和平文学社诗歌研究组”的基础上成立的。诗社大本营落于天津繁华的中心区，每周坚持活动，又汇聚了天津一批有活力有创作力的中青年诗人，诗社内部遵从百花齐放，先锋派诗歌大有市场，所以，七月诗社令伊蕾大姐感到惊喜，并很快与诗社里的众多男女诗人结为挚友。她在一篇文章里写道：“1988年我调回天津后，很快结识了七月诗社的朋友们。我为他们对诗的疯狂热情而感动，继之为他们对诗的深刻感觉而震惊。对他们的印象与我对国内优秀的‘第三代诗人’的印象融在一起，我相信，七月诗社拥有了天津最有实力的青年诗人群。” 七月诗社从此成为伊蕾在天津的又一个家，我聘她为诗社顾问，七月诗人们则视她为良师益友。她在全国诗坛很红，名气颇大，但与我们接触，随和低调，平易亲切，像极了自家院里的大姐。每逢诗社有重大活动，只要我打电话，她只要有时间，能脱开身，就肯定前来参加。哪怕在北京呢，也会特意坐火车赶来莅临。对诗社委托的事，她总是放在心上，认真去做。1989年，七月诗社编选了第一部合集：《七月：现代诗精选》，由百花文艺出版社正式出版。我们请大姐写序，她很快就读完了所有作品，并写出了一篇很有深度、很具文采的序，为诗集增色不少。她在序言中说：“这些诗给我的第一个感受是她的现代精神气息。朦胧诗派高尚、忧伤的理想主义色彩在这里仍然闪闪烁烁，而更多的诗蒙上了或浓或淡的现代主义色彩。”伊蕾从诗歌的内在精神、语言运用等方面，精辟论述了七月诗人们的诗风后，鼓励道：“这本诗集的问世，标志着天津七月诗社成熟期的到来，预示着天津诗坛繁荣的前景。我期望着，在汇入世界现代主义诗歌大潮中，看到天津诗人群的一排浪花！” 2015年，是七月诗社成立30周年的日子。一个民间文学社团，能够坚持活动30年，始终团结如一，大旗不倒，活力昂然，创作勤奋，这是多么不易！在全国成百上千的诗社中也属罕见。当年4月，在诗社筹备庆典的繁忙中，伊蕾应我之邀，写来了一封题为《这一个灵魂的家园——祝贺七月诗社30岁生日》的热情洋溢的贺信。如今是作家诗人编辑们通用电脑的时代，当看到大姐的手迹后，我倍感亲切。她说：“诗人，也许是最孤独的人生旅者。而好的诗社，或可以是诗人的灵魂的家园。”她热烈称赞道：“在天津，七月诗社是诗人们的灵魂栖息地，是诗坛的一棵枝繁叶茂的大树，我愿继续与七月诗社同行，与天津诗人们一道，诗意地栖居于这一个灵魂的家园！” 热情如火的文字，心真意挚的情感，实事求是的评价，这封贺信让我读得热泪盈眶。 举凡透彻了解、真心热爱七月诗社者，伊蕾是众多诗坛名家中的突出一位。 这年7月上旬，我们社委会编辑出版了约50万字的上下两卷本的《七月诗社30华诞纪念集》，为诗社做了个里程碑式的全面总结，又召开了一个隆重的庆典大会，表彰了七月诗社中的“韧奖”诗人、“锐奖”诗人。伊蕾专程赶来参会，与大家见面，如同亲人久别重逢。她在会上，特意赠我一尊从俄罗斯买来的珍贵的普希金黑色雕像。和大姐拥抱时，我感受到她那殷切的情谊和满怀的期待。是啊，我担任诗社社长一职，承蒙众多七月诗人们的抬爱，已有多年，推脱不掉，今后，我必须小心谨慎，任劳任怨，一如既往，奉献公益爱心，将诗社继续推向前进呵！ 2017年夏天，为庆贺七月诗社成立32周年，我们举办了北戴河诗会。除了七月诗人，还有天津其他的诗人和诗歌爱好者积极到会，总计50余人。我特邀大姐参加，并请她搞一个主题讲座。她欣然答应了。我们主办诗会，采取的是AA制形式，吃住行全部自费。我私下对伊蕾说：“大姐呀，你搞一场讲座，我们就不给你讲课费了，因为诗社实在没有经费。但你的吃住行费用，我给你免了。”我说得甚是愧疚，但她一听，马上收敛了往日常常挂在脸上的祥和笑容，很郑重回答：“不，你对别人收多少钱，我就交多少钱。咱们一律平等，这里没有名人老师，都是老朋友，好朋友。”这样说着，她那清澈眸子里，泛起几丝异彩，好似责怪我拿她当外人了。 看她态度坚决，我只好服从。多好的大姐呀！她是新时期中国诗歌史上有地位的著名诗人，不仅不摆任何架子，从没想过要靠讲座索取名家出场费，反而以七月诗社的老朋友为荣。那一刻，我的心仿佛被融化了。 那次的北戴河主题讲座，真是精彩至极！她认真做了准备，洋洋洒洒，从容自若，条理清晰，提纲挈领，从怎样做一名纯粹的诗人，讲到如何运用诗歌的语言；从当年创办的《诗人报》，讲到全国诗坛的缤纷流派，将近一个半小时的演讲，让参会者听得如醉如痴。很多的诗人们大呼过瘾，解渴！从伊蕾的讲座中，我再次近距离地领略了著名女诗人的高雅风采和人格魅力。 七月诗社和大姐伊蕾的友谊与感情，恰如江水滔滔，绵绵流长。问问那数十位七月诗人们，哪个没有一肚子的故事呢。就连伊蕾数次出国游览，也要拉上七月诗人王晓满为旅伴。伊蕾购买衣帽服饰，也让七月诗人孟海英当参谋，做评判……真是一篇短文说不尽，满纸诗情道不完。 七月，七月！敬爱的大姐，你热爱七月诗社，你把七月当成故乡，怎么就偏偏在七月里永恒了呢？七月，难道是你踏入天堂的一座牌楼吗？
三、
缅怀伊蕾，自然就会说到《诗人报》。也不能不说《诗人报》。 七月诗社自诞生后，很快就显示出它蓬勃兴旺的朝气和锐意做大事的勇气来。它像太阳般炽热，似刀子般犀利。上世纪80年代，正是改革开放、思想活跃大潮骤起时期，那时天津市新闻报刊管理部门有规定，每个区县的文化馆，允许创办一份内部报刊，自己承担经费，以促进群众文化事业的发展和交流。我所工作的和平文化宫，领导班子思想开明，对我非常信任和支持。我是单位里的专职文学干部。写到这儿，读者别有错觉，认为我整天上班可以写自己的作品了。不！我的工作任务是组织策划开展文学活动，培养文学人才，办班培训，修改学员稿件，配合区里的中心工作完成文学创作。我的几百万字作品全是业余时间完成的。当我与诗社的社委们商议，如何开展工作时，大家一致要求，办一张天津地区没有的诗歌报纸。 于是，我经过思考，写了详细方案，向领导游说，讲创办诗歌报纸的重要性和独特性。领导问我，文学范围很广，不仅仅有诗歌，那和平区作者写的小说、散文什么的，在哪个阵地发表呢？我就讲和平区的诗歌力量很强大，是咱们的特色，七月诗社有能力办好报纸，云云，一席话，将领导说服。领导说，那你就放手干吧，我们相信你，给你试验的机会，你把各种费用做一个预算，列入单位的开支。现在回忆起来，如果没有我宫领导班子的支持和经费资助，哪会有《诗人报》的问世？哪会有《诗人报》主编、副主编的存在？毕竟所聘请的主编和副主编都不是和平区文化系统的人，他们没有向文化宫领导申报的话语权啊。 这一年是1989年。年初。 给报纸起了很响亮很醒目的名称。申办的报纸刊号也批下来了。我聘请深耕、萧沉、吴翔这三位七月诗社副社长担任报纸的副主编，轮流编稿发稿。这三位都是有实力的诗人，我非常信任他们。还聘任了社委石冰、张晏、清云担任业余编辑。关于主编，大家一致决定，非伊蕾莫属。 我还记得当时的情景，那是春节前，在和平文化宫我那间简陋的办公室，我们召开第一次编委会。请来的伊蕾听我们讲了意图后，颇有些惊讶和意外，又很是振奋与欣喜。她立刻感受到了七月诗社对她的深深信任与殷切期待。大姐表示，办好一张诗报很不容易，让《诗人报》在全国造成影响更不简单。既然你们信任我，我一定会动用我所有的人脉关系，约来有分量的名家稿件。为了确保《诗人报》稳妥发展，我们又商议，特聘天津市人大副主任、原先的《天津日报》总编辑、很懂文化的石坚同志担任诗报顾问。电话打过去，石坚老欣然答应。于是，春节期间，我和伊蕾特意到石坚家登门拜访，并郑重其事地发给这位德高望重的老同志顾问聘书。 《诗人报》为双月刊，4开4版。由和平文化宫与七月诗社主办。除了伊蕾主编和那三位副主编外，我担任该报的常务副社长、常务副主编，负责日常大量的事务性的编务工作。因为主编和三位副主编都有各自的工作，他们不到文化宫坐班。他们的职责主要是组稿、编稿，其余的画版、拼版、校对、签付印等工作主要由我承担。《诗人报》创刊号于1989年5月面世。上面刊登了石坚同志的题词，还有中共天津市委宣传部副部长马献廷同志的贺函。面向全国发行的《中国新闻出版报》特意刊登了《诗人报》创刊的消息，给我们很大支持。 《诗人报》一经问世，立刻就在天津和外地诗坛产生了反响。因为诗报有分量，有特色，有品位。在天津一枝独放，在全国秀色鲜明。《诗人报》从创刊起，起点就很高，我们把它定位在中国诗坛的高水平上。而不是专门刊发七月诗人自己的稿件。伊蕾大姐利用她的诗坛地位和广泛的各地诗歌朋友，多方联络，诚恳约稿，每期都能组到重要的特稿和大稿。《诗人报》的一个重要特色，是在第一二版重要位置，发表国内外第一流的观点犀利的诗歌理论或评论文章。 《诗人报》每期出版后，都需要装信封，写地址，寄往本市和外地近千个单位或家庭；要每天将一大摞自来稿的信件拆封粗览归类；要接很多电话；要接待诗歌作者和爱好者。并且，我们诗社又依托《诗人报》，随后创办了“全国诗人沙龙”，报名者交费很低，寄来诗稿，就能得到我聘请的诗人老师的创作指点，优秀作品能在《诗人报》发表。实际就是一个诗歌函授班，沙龙成员来自全国各省，多达数百人……编辑部人手极少，繁重琐碎的日常性工作常常令我疲惫不堪。很多琐事，诸如给诗歌作者回信等，我就带回家里，深夜加班去干。 清楚记得，《诗人报》出版了几期后，一天我到天津市作家协会办事，在大楼的三楼楼梯口，正巧遇上一位写小说很有名的在市作协担任重要职务的作家，他很好奇又很知己地问我：“我看到了你们办的《诗人报》，很不错啊！其震，你怎么不当主编呢？报纸是文化宫出钱出力，你凭嘛把这么重要的职务让给外人当？” 我当时听了一愣，又一笑。没有回答他。他是我敬重的作家，但这个问题确实不好回答。况且我不是那种善于表白、到处吹嘘之人。匆匆一见，就匆匆分开。彼此都挺忙么。 为何扈其震自己不当主编，拱手让给伊蕾？这个问题提得既浅显又好笑。说到底，提问者还是不了解扈某的为人。 我怎能不清楚自己吃几碗干饭？聘请大姐出山，是我经过慎重考虑，并根据她的人品和能力，根据大姐的诗坛知名度和对诗歌艺术的精辟认知，所做出的高明决策。我们诗社办报，不是为了个人争名夺利，不是为我扈某在文学界出风头、露脸面、争名气，出发点是真心实意地要为振兴中国诗坛、繁荣发展诗歌艺术，贡献七月诗社的一份微薄之力；要为培养各地的诗歌新苗破土生长，提供一块肥沃滋润的土地。伊蕾当主编，会让《诗人报》立刻腾飞，高空远翔。换了我或其他七月诗人挂帅，就很难在短时间内打开局面。道理是明摆着的。 诗歌事业和个人名气比起来，孰轻孰重，谁小谁大，我难道心里没有定盘星吗？ 事实证明，请伊蕾主掌帅印，是非常正确的抉择。大姐干事认真，利用一切机会，向全国著名的诗人和诗歌评论家们宣传《诗人报》，并诚恳向他们约稿。毕竟《诗人报》是内刊，刚刚创办，稿酬极低，发行量又小，一些诗坛大咖，是不会理睬它的。但伊蕾总能约来很厚重很有力度的好稿子。在《诗人报》存世的两年多里，报纸首发了多篇有影响有深度的稿件。譬如，著名的诗人、文学评论家陈超、张颐武、陈仲义、韩东等人的大块文章，在全国诗坛都产生了很大影响。 创办一张民间诗报，不售卖，无广告，干赔钱，我单位拨给的经费又不宽裕，所以对几位主编、副主编及编辑，文化宫仅象征性地发一点儿很可怜的编务费。换句话说，他们基本是为《诗人报》做义工。伊蕾他们都有各自的公职，抽出业余时间，能够在办《诗人报》过程中付出大量心血、热情、时间、精力，这让我深深感动，并感谢，七月诗社也会铭记在心。 1989年年底，我们在和平文化宫召开了“迎新春《诗人报》恳谈会”，主要目的是宣传报纸，征询各方意见。天津诗歌界的名流和天津几家出版社与报刊的文学编辑们悉数到会。我主持会，伊蕾对《诗人报》的创办情况进行说明。几位副主编做了发言。大家对《诗人报》给予了高度评价和赞赏，并对诗报的栏目设置、内容风格、排版印刷等等发表各自见解。 1991年上半年，北京大学等单位在中国诗坛教父级人物谢冕的主持下，召开了为期数天的“1991：中国现代诗的命运与前途”学术讨论会。会议结束后，主办方想刊发会议纪实的大篇文章，全面反映会议观点，但鉴于当时的政治形势背景，很多报刊不敢接稿。谢冕找到伊蕾，请求能够发出，要为诗歌史留下印刷记录。伊蕾从北京打来电话，和我商量。这是有风险的大事，我稍做思索，就一口答应下来。我说，为了尽快见报，干脆出版一期增刊，专门刊登这次重要会议的纪要及相关发言文章。伊蕾非常高兴，在电话中我能感受到她当时的激动话音。尽管她是主编，但事件和文章很敏感、出增刊又牵扯到经费等等这样的大事情，还是需要我来决断，并请示文化宫领导批示的。当时我暗忖：这事向领导汇报时一定要打马虎眼。如果以后因文章出了问题，上面追究责任时，我就把事情揽过来，将脖子一伸，任凭处理吧，为了诗歌大业，豁出去一把！ 《诗人报》增刊出版后，伊蕾带上厚厚一摞报纸向谢冕报功，谢冕看后，很是感动，评价说：“《诗人报》是中国诗坛暗夜里最亮的一颗星。”我后来听到这句评语后，非常欣慰，感觉自己当时的决断是正确的，及时的，勇敢的，有良知的。 至1991年11月，《诗人报》在出版了17期和1期增刊后，被迫停刊。 停刊的原因，我没有向主编伊蕾详细汇报，打电话告诉她这一决定时，她好像早就料到会有这一天，并没有表示出惊愕、怨愤的情绪，只是淡淡地回复我：“停就停吧。《诗人报》已经在中国诗坛留下了痕迹，我们曾经发出过自己的声音，这就足够了。” 事过20多年，很有必要在这里如实追记下《诗人报》的停刊原由： 1991年的一天，我突然接到石坚秘书的电话，让我尽快到市人大办公大楼，说市领导石坚同志有急事找我。走进他那宽敞的办公室，老同志指着刚收到的最新一期《诗人报》头版大块理论文章，大发雷霆，责问我：“你说说，什么叫朴素的个人主义？个人主义能够宣扬吗？这样的文章你怎么也刊登？”然后明确告诉我，他立即辞去《诗人报》顾问职务，并指示我，你们要整顿《诗人报》的办报思路…… 严厉的批评很能理解。我不敢争辩。毕竟人家是市领导，有水平。这篇有争议的大块文章，是《诗人报》一位副主编组来的稿子。他是否请主编伊蕾提前审读过？这事我记不清了。我在排版时，看到文章后，感到文章有些提法过于敏感、出格，和主旋律的观点相左，便和他商榷，但他坚持说不能改动，要原文照发，我就违心同意了。现在，果然是这篇文章惹出祸端，引起领导的重责。没办法，我只能承担责任，向石坚老前辈道歉、检讨。 事后反思，总结出这是我对副主编太放权、少审查所带来的后果。副主编不很清楚，写诗歌和做编辑是不一样的。搞创作你可以自由自在，随意所为，怎样写没人管你。但你当了编辑，就不能不管不顾，你必须有大局意识，必须了解国情，严格把握审稿的标准。你不能为了宣传个人观点而给报纸带来灾难。 导致《诗人报》停刊，这是最主要的原因。这篇文章引出了大麻烦。还有其他小原因，是我单位领导班子找到我，说，区里有关领导感觉，《诗人报》面向的读者群太窄，一个文化大区的文化活动很多，不仅是文学，还有各种展览、汇演、比赛、征文等等，作为和平区的文化系统报纸，应该全面反映群众文化。在这种情景下，我别无选择，只能让《诗人报》停刊，改办《都市文化》报。 痛心，却又无奈。 但《诗人报》并没有被人们遗忘。 2017年下半年，七月诗社副社长付国栋在征得诗社同意后，决定依托远景文化公司，复刊《诗人报》，他任主编，聘请伊蕾任名誉主编。请我和深耕、段光安进入编辑班子。大姐欣然答应，决定在远离诗坛多年后，马上回归，继续为诗歌大业操心出力，为办好报纸出谋献策。万没料到，复刊后的《诗人报》仅出版两期，大姐就突然辞世，这让编辑部成员怎能不悲伤惋惜、痛哭失声！ “独身女人一生独唱；流浪恒星千古流芳。”这是萧沉代表七月诗社为伊蕾撰写的挽联。我感觉写得非常到位，准确反映出大姐的动荡人生和诗歌成就。 大姐，你远在天堂，如果我们用一张张《诗人报》搭成天梯，能把你接回来吗？大姐，我的大姐，我们的大姐……
2018年8月8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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