当下诗歌创作的“三化”警示（二） 马启代
二是僵尸化。就是那些主张技巧性、纯艺术的写作，也是吴冠中先生曾说过，光练技艺出不了大师。现如今，那么多高级知识分子其实很多是在冒充知识分子，那么多作家诗人很多精神麻木，惰性十足，其文本艰涩，故弄玄虚，还总以大师自居，这类写作大多来自高校，我把它看做知识分子自我阉割、自我逃避和自我欣赏的自慰式写作，事实上他们真得只能叫作“伪知识分子”。“盘峰论战”之后，中国很多诗学问题和社会问题暴露在世人面前，诗人群体中的精神差异和美学分野也显现无遗。民间写作群体中的很多诗人在伊沙们不知疲倦的招引下继续向口水化发展，还到世界各地兜售（其实是卖弄）自己的作品，充当当代中国诗歌的代表，甚至有人傲慢到唯我独尊的境地。如果说他们的影响遍及整个社会，那么知识分子群体对在校大学生的影响更大一些，其影响所致不但割裂了“世道”，也割裂了“人心”，使大批写作者从汲取西方滋养的模仿者发展到冒充西方的“假现代”。我在另一篇文章中谈到百年新诗在“白”（从白话到口水）、“新”（从反叛到猎奇）和“西”（从先锋到炫技）的狂飙突进中失魂落魄的“三度”失度，其中就谈到了知识分子的僵尸化文本及其审美误区。如果说“庸俗化”大量来自民间写作，其中的反崇高成为没有崇高追求的借口，后现代的解构成为他们放弃难度和精神高度的自杀口号。那么，“僵尸化”则大量来自知识分子写作群体，他们中缺乏正常人类情感和体验的故弄玄虚和装神弄鬼导致文本缺乏生命经验和生命活力，其书籍中的教条观念成为文本苍白和空洞无物的遮羞布。当然，他们中都有几位优秀者，但未见更大的气象。可以说，两者为了泾渭分明都走了极端，背离了各自的初衷和愿望。另外，僵尸化的批评文本也多产生在学院派批评家中，王士强在《近年诗歌批评：丰富与贫乏》一文中多有反思，他身在学院之中，对大量流行的僵化批评有着少有的清醒认知和批判勇气。如果批评既不能直面鲜活的诗歌现场和文本，又不能梳理和阐述作者和作品的丰富内涵和精神走向，一篇篇为了安全和高回报的项目而牵强附会引经据典所完成的所谓学术论文又有何意义和价值？ 三是体制化。也许体制化是造成平庸化和僵尸化的主要根源呢，因为如果体制不能保证“真”和“正”成为人们的共识，并流行于全社会，那么被圈养和意识上主动被圈养的作家诗人就会自然而然患上违背“真”和“正”的通病。他们根本忘记了或有意识放弃了或根本不知道作家和诗人首先应当是真正的知识分子，是社会的良心，是第二个政府，是要站在鸡蛋一边发言的体制监督者和批评家。作家诗人不是政府和某组织的宣传工作者。还是吴冠中所言，他说文艺的意义在于批判性。宣传部、文化局、作协文联是不一样的机构，即便当下实质上很难分开，但你当作家诗人的最起码心中要有底线。“真”是一切的前提，这在社会学、历史学、哲学和美学上都是如此，艺术也不例外，看你从哪个层面去看，能否看到表面之下的深层。我倡导的“为良心写作”首先强调说“真话”，当然，我已经多次说过，那是我的精神宣言。梁小斌先生把它提升到诗人所应秉持的旗帜和方向的高度上。“正”就是不歪不斜更不邪，写作要守住生命中本质的感动。这不仅是“正心诚意”的“正”，它还需要深刻唤醒自我的良知和正义感，作为作家还要把它上升到人格尊严和文学精神。当然，体制化与体制不一样，体制化就是钢筋水泥化，是政治正确的写作，离开“真”很远，还自以为“正”，这类写作因为大多是工作和任务型写作，因为主体不够清醒导致与主流意识价值观高度重合，加上容易得到官方的支持和认可，基本在体制层面享受现世的荣光，对于作家而言，其主体境界和个体意识愈加薄弱，其作品多成为时间的垃圾。自然，体制化是一种精神和意识的固化矮化钝化甚至沙化，与真实生命的血性和艺术的野性相背离，事实上，这类写作是无效写作即伪写作，多数加入主流话语的大合唱，最低也是帮闲的行为。但我承认并非身在体制内的作家都是体制化的，民间的很多作者其体制化热情也很高涨。与此相连，很多批评文字都是教科书和社论思维方式和价值观体现，成为助长平庸化和僵尸化的帮凶。这类文章有的还是国家级课题结题论文。更有甚者，如当前批评方方《软埋》的一些文章，完全丢人现眼的文革再现，竟然还振振有词，可悲可叹又可怜！ 还是那句话，人学就是人性之学，真正的写作应从大地与人心出发。叶延滨曾告诫诗歌作者要“不黑不黄不灰”，我没有给他们冠之色彩，而是认为有这样三种现象值得警惕。不要去为了茅奖鲁奖甚至诺奖去写作，更不要整天参加比赛，我不是反对大量的比赛，但那却不是产生真正诗人的活动——这话有点绝对，但肯定有道理。当你与这些奖项保持距离的时候，你“沉”下来写作，也许会离真正的荣誉更近。我曾多次讲过，科技永远向前走，而艺术永远指向后。如果说这是一个平面的比喻，那么我们也可以说，艺术所谓的永无止境并非单指高度，还指深度。因此我可以告诉大家，我这个出版了22部诗文集的人感觉自己不是因为这些书垫高了自己的海拔，而是让我的目光看到的更高远也更深邃，用立体的比喻来说，我感觉自己是不断向着那些美好的过去和深处向下“沉”的，“沉”入生命经验的底部，“沉”入生活的细微处，“沉”入名利的枷锁之外。冯骥才在韩美林先生的美术展览会上曾说，艺术的来源其实就是两个地方，一是远古，二是民间。这与我自己的体悟吻合。与作协体制比起来，民间就是一种精神，而不仅仅指一个作家的社会身份。你身边的很多人崇尚所谓的“高、大、上”，殊不知，真正经得起时间检验的都是“低、小、下”所构成的作品，因为它们与大地自然、心灵悸动和芸芸众生离得更近，有着同病相怜的血肉之亲。没有几个人达到伟大的境界，不过心中要存在伟大的向往，这样想想，你就会拥有更多伟大的情感和精神感应。 这不是一个常规时代，而是一个充满大变局的时代，是一个可以孕育甚至产生伟大精神和诗篇的时代。 （马启代，诗人，诗评家，“长河文丛”《山东诗人》《长河》主编。曾获第三届当代诗歌奖创作奖、首届亚洲诗人奖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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