侯马：探寻本质身份的诗人
           ——兼论诗集《大地的脚踝》

                                   孙晓娅


       近三十年的诗歌创作，使我终于认识到，诗歌从本质上讲，正是人的本质身份的本质证明。诗人身份具有公共性质的私人身份。
       侯马是一位求变的诗人。上世纪九十年代，他被隆重地贴上“民间写作”的标签；进入新世纪以来，他曾孜孜于长诗的耕耘，有《他手记》、《进藏手记》、《梦手记》、《访欧手记》等7部长诗问世；近年来，他短诗创作的诗情又再度爆发，一反长诗的写作路数，开始凝练诗章、短排诗句，注意语言的别致与纯正，追求内在的深度与容量。对他来说，诗歌形式的长短不再是限制诗歌表达的关键，“一首短诗足以呈现一个世界”，[侯马：“一首短诗足以呈现一个世界，只要你写得足够好。应该说这几年，特别是近一两年来，我对短诗的创作更得心应手了，对它内在的艺术的精髓，思考更深了，追求也更细致了。过去可以说是靠灵感，希望可以冒出一首诗来，足以名震江湖，有点那种愿望，或者说更多的靠自己的那种冲动，有就有，没有就没有。现在经常会刻意打磨，有这种刻意要制造经典诗歌的追求，对一首诗主题的诞生、如何呈现、怎么推进得更完美，每一步都下了些功夫。”
见《在文明的传承中捍卫人性——侯马访谈》，访谈人王世强，《山花》2014年第4期B版。]
       而将这些“世界”收集在一起，侯马就拥有了一个诗歌的宇宙，2014年4月出版的《大地的脚踝》也由此诞生。
       诗歌创作近30年的侯马，求变的同时，有一点他始终格外深情地坚守——探寻本质身份——人的本质、存在的本质、生活的本质、写诗的本质、人性的本质、社会历史的本质……他以探寻各种本质身份的诗人姿态，写诗、工作和生活。

身份与存在：私人视域对公共空间的介入

爱德华·萨伊德认为：“知识分子特别的问题在于每个社会中的语言社群(language community)被已经存在的表现习惯所宰执，这些习惯的主要作用之一就是保持现状，并确保事情能够平稳、不变、不受挑战地进行。”
[ 【美】爱德华·萨伊德：《知识分子论》，上海：生活·读书·新知三联书店，2002年4月版，第29-30页。]
侯马恰恰是一位自觉警惕既有的思维模式、并反对程式化、逆反“已经存在的表现习惯”的诗人，他善于从普通人的日常生活经验和细节出发、从大众的社会交往活动出发，探究人的身份存在在现代社会中的合理性和应有的位置，引发人思考在公共领域交往活动中社会存在的现世性和公共性对个体的主体性和独立性的冲击与吞噬。他的诗歌创作始终在清醒地以私人的视域进入公共视域，最终回归对人的个体境况的反思。
身份的认定和存在的认定，是社会学与哲学的本质话题，消费主义至上的时代，将其置身于网媒资讯爆炸的大众化语境中探讨，尤显个体被公共消解的后现代性意味。在刚刚出版的诗集《大地的脚踝》中，侯马以敏锐的警觉挑战身份的真实，打破身份的稳固性，在《你是哪村的？》、《有一个人他自己还记不记得他是谁》等诗作中，他通过对身份的直戳和身份真实性、变动性、异化问题的质疑来对抗“保持现状”的思维习性。他以生活的亲密者的姿态进入身份的公共性和存在的惯常性之中，继而秉赋诗人的良知，从信仰对个人身份的改变、生存环境对身份表征的影响，身份的自主性焦虑，身份的意义、特性 ，自由身份的尊严和尊贵等不同维度探触、关注和反思不同人的身份底色。在诗集《大地的脚踝》中，我们可以看到：转山者的两种身份的转换与宗教情怀对灵魂的坚固（《转山》）、留学生不同境遇的真伪身份印记与民族性身份的剖析（《留学》）、太阳身份的置换及由此带来的意义重构（《是什么竟然奴役太阳》）、麻雀的身份隐喻与尊严缺失的时代症候的思考（《麻雀。尊严和自由》）、直至自己的社会身份的确证与我是谁的哲学命题的叩问（《上帝的安排》）……。
显然，身份是生存的资格和模板，它既现实又残酷：“他是一名出门背着被褥的人，这就是名片，这就是身份。”（《他手记》）侯马以诗人的私人视角探入身份的能指和所指，由此介入社会复杂的公共视域，完成对思维的惯性和现实的反思与批判。当私人性的个体展现，作为一种存在被容纳进公共领域之内，这就形成了展现与被展现之间的微妙关系：“由于我们的存在感完全依赖于一种展现，因而也就依赖于公共领域的存在，在这一领域中，事物可以从被掩盖的存在的阴影中走出并一展其风貌，因此，甚至是照亮了我们的私人生活的微光，最终也从公共领域中获得了更为耀眼的光芒。”
[ 【美】汉娜·阿伦特著，竺乾威等译：《人的条件》，上海：上海人民出版，1999年版第39页。]

以《存在》一诗为例，我们能够深度感知侯马恰恰是“照亮了我们的私人生活的微光，最终也从公共领域中获得了更为耀眼的光芒”的诗人，他完成了个人身份的价值反思以及公共视域下个体性存在感的虚无的隐忧之叹。

存在

我穿过
一段走廊
忽然发现
怎么没有听到
脚步声
我立刻
郑重起来
确保每一步
都发出声响
踢踏
踢踏
踢踏
扮演着自己的
拟音师

以《存在》终结的诗思为进入文本的原点，我在想：为什么诗人强调扮演自己的拟音师？存在与虚无纠结着怎样的必然与矛盾？为何我们需要通过寻找（什么）来证明自己的存（在），为何一定要通过（现）“实”去对抗和消解（存）“在”的虚无？为何生活的场景需要重新证实它的当下性？诗人充当拟音师引出百年来我们始终等待的“戈多”，戈多真正出场时，我们又会将他混淆在公共人群中无视他的个性之在场，并残忍地消解他的个体意义。诗人需要靠“诗”证实自己的存在或显示存在的意义（价值）吗？如顺此思路解读这首诗，就轻化了更深层的文本喻含：行走世间，谁需要“确保每一步/都发出声响”？为何要凭籍外界之在证明身份的在场而不是消失无谓？莫忘了最后一句中的“拟”——“踢踏”的出场是拟出来的，声音对身份的昭示是拟出来的，主体的确立为何需要行为之拟证？存在为何需要外界给出理由和启示？走廊，生命或宿命的通道或轨迹，众生必经之途，可是有谁审视过这段此在的路迹？有谁敲击过这或长或短的经行？寥寥几笔，多维隐喻，诗思不尽曲深。
侯马是一位善于以不经意的轻言叙说隐蔽主体洞见和诗思的诗人，正因此，他的不少作品易于给人造成轻松接受的假象，忽略其作品的实验性质。细心品鉴，当其作品内在的深隐被发掘后，读者会发现与文本表象背离的惊叹。当然，这其间的“度”其实相当难以把握，处理不好则流于做作，或者是主体性被彻底地封闭遮掩起来。以《应臧棣之邀参加一个诗歌节》为例：

应臧棣之邀参加一个诗歌节

快十年没怎么开过诗会了
谢冕老人一见面就告诉我
在西安见到伊沙了
与诗人田原一握手
他就告诉我
在天津见到徐江了
吃饭时与孙文波坐在一起
他讲起上苑刚搞了一个诗歌婚宴
“沈浩波也去了”
友谊恰如闪电
照耀暗夜孤人
2010 年7 月

这首诗将所有人物的出场放置在几个生活片段场景中，全诗采用了戏剧化的叙事技巧（这与穆旦当年创作《从空虚到充实》《防空洞里的抒情诗》《蛇的诱惑》等诗作，把许多具有生活原生质的故事片段融入诗中的设置有异曲同工之妙），《应臧棣之邀参加一个诗歌节》看似追述了（师）诗友见面招呼的细节：学院派——知识分子写作者们见到我，直观地问及“我”的诗友——他们无一例外是“民间写作”的代表，而“我”不需质疑地被列入这个圈子和诗歌阵营之中。作为具有现代质素的诗人，侯马显然不是在呈现诗坛中大家熟谙的“知识分子写作”和“民间写作”这两个诗群之间的诗人的友谊或两个队列的排站方式，他从一个最日常的细节入手引发我们或其自身思考诗人身份的确认问题。诚然，在当代汉语诗坛，私人与他人实现一种存在联系的关系日益被符号化，诗人主体的身份其实早已被符号类群化，不管你接受与否，这是既定的存在现实，每一个人不可避免地被卷入身份既定的窘境之中。
“诗人身份是具有公共性质的私人身份”（侯马），侯马的不少作品都在审视、反思现代生活、体制社会、观念设定对个体性存在的私人空间的消解，《应臧棣之邀参加一个诗歌节》中，诗人间身份的互映和关联，成为不必说明的存在，诗作看似是勾连同盟身份的友谊，诗人看似模糊化了私人场域与公共场域的隔障，但是不要忽略，这种公共视域的同盟，正消解着诗人的主体性和私人身份的独立存在的意义。诗人身份具有公共性质的同时，还有另一个鲜活的维度却被无形中淡漠了。侯马的诗具有戏剧家丁西林的“瞒”与“骗”，反对审美的刻板模式，其深度的思考恰恰就隐藏在表象的隐瞒之间，这正是诗人先锋性诗学特质所在。

真实的力量足以穿透现实

   当代汉语境的诗歌创作，我们的诗坛：不乏深刻地思考现实的“思想家”，不乏沉潜于精湛诗艺的手艺人，不乏跨语际交流的诗歌活动，不乏官方、民间的大小诗歌奖项……然而，我们缺少超越想象、直击生存真相的诗人，我们缺少富有气魄与力度的足以戳穿现实和灵魂的虚假面纱的优秀诗作。如何创作出这样的作品，侯马在《酷评》一诗中掷地有声地抛出自己的诗学观念：

酷评

二十五年前
某晚
舍友徐江
不知在哪儿看了一张碟
回来告诉我
一个顶级的杀手
设法经过严格的安检
来到目标面前
他摘下眼镜
把镜片往桌子上一磕
用锋利的玻璃
一下切开了对手的颈部
大功告成
二十五年后
我写诗
修炼出像那位杀手
一样的功夫
就是
用日常的材料
攻致命的部位
其实最大的秘密
始终是你
怎样才能站到生活的面前
2013 年11 月30 日

“怎样才能站到生活的面前”？探究这个贯穿古今中外的诗学命题，我始终认为：作为诗人，修炼“怎样才能站到生活的面前”比精雕写作的技巧重要得多。侯马正是不伪作虚假、不彰显夸张、以世俗性的主题以生活的目击者的姿态大大方方、无遮无拦、义无反顾、冷静且斩钉截铁地“站到生活的面前”的诗人，他的诗具有浓厚的生活质感和现实穿透力，他的诗牢固地“植根于当代生活的土壤，而不是过去的幻想之中。”
[于坚，《诗六十首》[Z]，昆明，云南人民出版社1989年版，第168页。]
他的诗视角平视，却不低浅，叙事沉静却饱含情感。作为一个拥有社会责任感和忧患意识的诗人，侯马以现实的目击者的身份从现实生活中索取养料和创作塑材，并隐藏了他对过往人世、生命存在的忧患和悲凉感悟，这类作品具有丰富的叙事张力和内在精神强度。

有一个人他自己还记不记得他是谁

有一个人
不知道死了还是活着
这个人我连见过都没见过
我听我哥讲有这么一个人
东杨村里有这么一个人
贾老四
实际上他不姓贾
也不叫老四
老四死了
老四的遗孀又嫁了一个男人
村里人说他是假老四
就这么叫了他一辈子
贾老四
2012 年9 月7 日

震慑活人的殡葬

葬礼上难觅真悲伤
丧户不可阻挡乡亲猜拳行酒令
围观者也不担心声嘶力竭的哭声
诱发了女眷的数番昏厥
孩子们披麻戴孝
在难得见到的照相机前
表哥竟然露出了笑脸
他一辆一辆把自行车数清
这就是他的亲戚们
近在同村 远及邻县
不出五服 血亲姻亲
虽无一权贵 无一富户
但是他们要震慑的
也是穷人 无非乡亲 足矣
他就在二八自行车阵前
趁着哀乐狂奏
把一个往日叫板的鼻涕虫打翻
2009 年3 月

  为什么将这两首放在一起研究呢？这两首诗是侯马近年来创作的比较有深度的作品：用朴拙的口语朴拙地讲出人死后发生的事情，引申出身份问题，外人对死者的死的麻木，死者被作为符号埋进尘土墓葬。死亡在诗中是如此之轻啊！轻得消解了死者生前所有的存在价值、消解了亲情、消解了感情甚至消解了死者生前存在的真实性，这就是血淋淋的现实啊！两首诗在平静中讲述，叙述者（诗人）异乎寻常的冷静无情，恰恰是这无情的冷静和清淡震慑着还存活的人思考死亡与身份，生命的轻与重，生活的况味和人性的情境，以及死亡对于活着为什么会带去那么多的虚无。
   除上所述,这两首诗还给人带来了反思死亡的陌生化效果。“陌生化”使我们能够重新体验和感受所有对于我们来说再熟悉不过的事物和现象。
[ 马新国：《西方文论史》，高等教育出版社，2002年版，第385页。]
什克洛夫斯基在他的著名论文《艺术作为手法》中提出：“那种被称为艺术的东西的存在，正是为了唤回人对生活的感受，使人感受到事物，使石头更成为石头。艺术的目的是使你对事物的感受如同你所见的视象那样，而不是你所认识的那样；艺术的手法是事物的‘陌生化’手法，是复杂化形式的手法，它增加了感受的难度和时延，既然艺术中的领悟过程是以自身为目的的，它就理应延长：艺术是一种体验事物之创造的方式，而被创造物在艺术中己无足轻重。”
[ 什克洛夫斯基：《关于散文理论》，转引自方珊，《俄国形式主义文论选》，生活·读书·新知三联书店1989年版。]
死亡与葬礼必定要与悲伤关联，然而侯马在两首诗中呈现的是死亡的被熟视无睹，他更为关注活着的人而非死者本身。这种旁观者情感零度化的客观叙写，带给我们的不是情感的审美体验，而是真实的震撼力——一种陌生而超越现实的力量。
优秀的诗人不一定要对峙生活，以对峙问题的姿态写作，未必会产生强大的张力、撞击力，然而优秀的诗人必定具有善于将平静的瞬间和现实焕发出永恒的精彩的能力，当然，每个人的创作路向与驾驭题材和调控语言物象的能力有所不同，其进入真实的入口和出口甚至是对真实的理解也大相径庭。侯马说：“我写的诗在很大程度上是非常现实的，我就考虑，你写现实怎么才能抗衡住超现实这种艺术魅力？那就必须在真实上下功夫，就是你无限真实，比别人走的更远，这样一来这种真实的力量可能才会产生超越现实的艺术力量。”
[ 《在文明的传承中捍卫人性——侯马访谈》，访谈人王世强，《山花》2014年第4期B版。]
那么，如何在真实上下功夫？从侯马刚刚出版的诗集《大地的脚踝》我们可以看到，近几年来，侯马越来越善于从个人职业经验中选取素材，汲取养分，在感性与理智的融合中展现人性的真实、生存的真实、灵魂的真实，沿着这一思路，他的诗路也越走越远，越拓越深。亦如他自己的剖析：“而我为什么相对来说，能走的这么远、这么真实，我觉得跟我的职业是有着很深的关系，就是你的思考更理性，观察更客观，下笔更冷、更酷。所以我觉得在这种意义上，反过来讲，这个职业的矛盾性反而给我带来了增长性。”
[ 《在文明的传承中捍卫人性——侯马访谈》，访谈人王世强，《山花》2014年第4期B版。]
诚然，无论当下诗歌批评界怎样强调欧美新批评派的文本细读意义，我们都无法绝对淡化诗人的职业或社会身份对其创作的影响，亦如分析特朗斯特罗姆的诗，无法忽略他的心里医生的身份；解读布罗茨基，我们不能无视他的流放生涯；欣赏继里尔克之后最有影响的德语诗人保罗·策兰的诗作，我们不能跨越其父母死于纳粹集中营、诗人本人历尽磨难的命运礁石。诗集《大地的脚踝》中充分显示出职业与写作间正增长的促进，诗人将其职业生涯中很多可以写入小说的案件以短诗的方式讲述出来，一方面显示出诗艺的精炼纯熟和自信，但最为重要的是为当代汉语的诗写带来新经验，丰富了当代汉语诗歌的写作。
   
清明悼念一桩杀人案的受害者

男人从乡下赶来
要把在城里打工的妻子
劝回家
妻子已另有相好
俩人吵翻了
大打出手
男的用菜刀
使劲剁
女的终于服软了
跪着说：
“我跟你回去”。
男人，望了一眼
快砍断的脖子说：
“来……不及了”
2012 年4 月3 日清明假日

太阳底下已经没有新鲜的事情了，这首诗侯马从职业的视角出发，凭籍几十年的警察经验，发现、再发现生活的真实——角落的真实、震撼的真实、匪夷所思的真实、离奇玄妙的真实，他的笔下充盈着更深广的诗写领域。在侯马的新诗集《大地的脚踝》中，将刑事案件入诗，将一部洋洋万字的小说浓缩成一首短诗，揭示生活的残酷和血色，人性的虚假和怯懦，现实的荒唐和事与愿违…… 经验的独特，考量生活视角的新鲜，触及问题的深度，这些恰恰是职业赋予侯马的创作财富。在当代诗坛上，相关题材的写作无疑树立了侯马诗歌的个性色彩，开掘了诗写的新领域。


以口语捍卫当代汉语诗歌的尊严

在现代诗人中，用口语写作或是用接近口语的语言写作，可以说也是一种传统。口语与书面语在表意功能上大致相同。对于二者朱光潜是这样看的: 也还是活的。就大体来说，诗所用的应该是‘写的语言’而不是‘说的语言’,因为写诗时情思比较精练。”
[朱光潜:《诗论》，《朱光潜全集》第三卷，安徽教育出版社，1987年8月第一版，第104页。]
口语写作的特性，决定了语言要真切、平易、冲淡，要杜绝辞藻的堆砌与粉饰，要用语言本身去说明问题，这就需要诗人具备真实的情感。
作为一个先锋诗人，侯马始终坚持用口语写作，他从不夸大语言的能量、淡化辞藻的华丽、炫美，始终用一种最贴近生活本身且最能为普通人所理解的方式“捍卫真正和深刻的抒情”。
[《麻雀访谈录——张后访谈诗人侯马》，《大地的脚踝》，人民文学出版社2014年4月版，第190页。]
多年来，他不断更新和突破口语诗写的可能性和承载力，他的创作为当代汉语诗歌带来新鲜、持续的口语魅力。然而，他的诗并未滞留于口语的清浅俗白，诗人决不进行简单的日常用语的复制，他坚持从自我的深处反叛自我，他的诗歌在表面的口语化背后所呈现的是深不可测的思想深洞和洋溢活力的生动，他以情感节制的精细语言与顾及内在生活逻辑和人性逻辑的真实质地，戳穿被掩盖的虚假，以期挽救人类的道德危机；在那些朴素的口语背后，他暗藏批判的锋芒，诗句常常一针见血，如同“用锋利的玻璃/一下切开了对手的颈部”（《酷评》），直指人性的异化问题与权力对底层的侵略及遮蔽。他以鲜活的汉语，朴素日常的口语，书写着一个知识分子对社会、时代乃至人类的忧思、承担，他的诗作经得起时间的磨炼与岁月的考验，无愧于个体的责任与使命，正如他自己在诗中所写：“即使在梦中/我也自觉接受诗神的审判”（《春节在江南梦到诗友》）。
1996年，诺贝尔文学奖得主维斯拉瓦·辛波斯卡在斯德哥尔摩诺贝尔文学奖演讲辞中说道：“在不必停下思索每个字词的日常言谈中，我们都使用‘俗世’、‘日常生活’、‘事物的常轨’之类的语汇……但在字字斟酌的诗的语言里，没有任何事物是寻常或正常的——任何一块石头及其上方的任何一朵云；任何一个白日以及接续而来的任何一个夜晚；尤其是任何一种存在，这世界上任何一个人的存在。”
[维斯拉瓦﹒辛波斯卡：《诗人与世界》，《万物静默如迷——辛波斯卡诗选》，陈黎张芬龄译，湖南文艺出版社2013年3月第4次印刷。]
诚然，对于诗人来说，没有任何一种诗歌可以脱离日常生活与日常经验而存在，艺术本身即是对世界的模仿，所谓纯诗或当今盛行的口语写作，其区别只在于该以何种形式将纯粹的思想从日常中抽离，并以更为高级的方式对其进行演述与塑形。
从这一点来看，侯马的口语魔力正在于，他无需为他的思想裹上繁重的外衣，摒弃主流话语权力下的公共话语模式，选择以极为平实的语言对处于历史发展中的人与社会进行感性观照，发掘其内在的污点与空虚，但这并不意味着侯马疏于诗艺的修炼，他看重“真实”这一艺术魅力的重要性，敏感于语言去华丽化和去程式化后的精确表达，以最接近生活用语和日常事件的文字，深入揭发人性与权力的污垢。亲历的事件被诗人艺术化地转化为创作的素材，如在《但是只有嫌犯目睹全程》中，诗人写一场火灾的发生与接踵而至的救火行动：“喊救命不会引来援助/喊着火也一样”，“而邻居甘愿做一名看客/一边欣赏一边感叹/把有浓烟的图片发到微博”，这样隔岸观火的行为方式似乎早已成为现代社会中人们司空见惯的场景模式以及危难发生时的第一选择，民众的担当被“独善其身”的思想围困，人类的良知被全身远害的怪圈吞没，对他人的担负“像一个危险的思想/陷入了行动的烈焰”。在这里，我无意于剖析文本的思想深度，而是想表达一直困扰我的一个问题：口语写作能否或如何表达沉重的思想或社会历史的深度？从侯马的口语书写经验中我找到了部分的答案。

身体书写与意识观念的构建

侯马说：“我写的诗是‘人之诗’”，“我的作品传达一种捍卫人的价值观”，这样的价值观“总是跟一定的经济基础、社会形态密切相连”。
[侯马：“我的作品传达一种捍卫人的价值观。这是一个最低标准，也是一个最高标准，因为反人类的东西太多了，戕害人性的事比比皆是。艺术就是要在最自由、最底线的角度去捍卫人性，否则要它干嘛？吃饭、睡觉、生殖就可以了。我觉得美其实就是一种善的超越，善就是一种价值观。当然它在不同的历史时期会有复杂的表现形式，更需要一些辨识。而且特别残酷的是，它总是跟一定的经济基础、社会形态密切相连，所以通常我们也不容易辨识出真正的价值观、核心的价值观在哪。当然如果只谈捍卫人性的话，可能会回到那种非常简单的身体表达，甚至是非常简单的欲望表达，这肯定不是超越，我觉得文明反而是一种高级的欲望形式，这种文明的进程就是以复杂对复杂、以深奥对深奥，捍卫最简单的东西也需要最复杂的心智。一切没那么简单，简单反而实现不了。”
见《在文明的传承中捍卫人性——侯马访谈》，访谈人王世强，《山花》2014年第4期B版。]
以此为基点将侯马的自我省视纳入其诗歌的意识观念中诠释，就可以发现隐含在他的诗作中相悖反的两极——权力与民间主体的对抗与交锋，这乃是源于诗人警察与先锋诗人——一个社会的觉醒者这双重身份的相克相生。并非一种无意识的偶然，侯马的新诗集命名为《大地的脚踝》，无论是大地还是脚踝，都有特别的含义，我更为关注其诗集中关于权力和身体的书写——权力和底层的隐喻。
诗集中，身体的概念有明确而广泛的指涉，诗人以身体或者更准确的说以一系列身体形象来重塑底层民众的主体性，这些形象通常以碎片化断续的方式呈现，即是说它们是作为整体的身体的一部分，是作为身体有机构成的器官，如“脚踝”、“手”等等，它们或因为从整体脱离“丧失了有机性而诉苦。”
[ [英]特里·伊格尔顿：《审美意识形态》，广西师范大学出版社，2001年7月第2版，第340页]
或因为活力的消亡而成为被异化的权力与暴力的身体形象，而当身体被看作是一个活生生的人时则未被赋予主体的自觉意识。伊格尔顿认为：“活的身体把自己表现为一种表达性的整体，只有在它被残酷地破坏、分裂为众多的碎片和具体的片段，戏剧才能够在这些碎片中提取意义。意义并不存在于和谐的形象上，而是在身体的废墟以及被剥离的肉体中成熟的。”
[ [英]特里·伊格尔顿：《审美意识形态》，广西师范大学出版社，2001年7月第2版，第341页。]
侯马在身体的基础或者说身体的废墟上重建人的价值观，为底层民众争取应有的权利，重新修复被现实社会所吞噬的人的本质力量，就成为了无可非议的选择。
在侯马笔下，权力与底层的身体形象是截然相反的两极。权力的身体形象是异化的、畸形的，是失去健康与活力甚至趋近死亡的生命形象。如《反目成仇》中被仇恨的铁链勒弯的肋骨，显示着人性的缺失终将置自身于万劫不复的境地；如鸟“蜷缩起来的脚趾/拥有了抓牢万世枝条的权力”（《为什么电不死》），在“电不死”的奇迹中暗含着诗人对权力的嘲讽。在这样的形象中，意义与物质达到了分裂的边界，完成了生存意义的流失：

冬天的脚踝

无论秋风多么浩荡
也难以尽遣
顽强的树叶
直到
冬天塞给它一把寒刀
割断所有的脐带
腿筋、发辫和茎蒂
树
终于光秃秃了
一架架通往
虚无的梯子
冬天
就踩着这些梯子
来到地面
化身为
冷嗖嗖的稻草人
守着空无一物的大地
身体下面
只有那么一根
蒙霜的脚踝
2013 年12 月21 日
  
“冬天”踩着“一架架通往/虚无的梯子”，“来到地面/化身为/冷嗖嗖的稻草人”，“身体下面/只有那么一根/蒙霜的脚踝”。从“冬天”到“冷嗖嗖的稻草人”再到“蒙霜的脚踝”，权力从其隐喻到其身体形象的置换中，无情地割断了所有供给其营养的通道——“脐带/腿筋、发辫和茎蒂”，抛弃道德基点，随意压榨底层人民的鲜血，无视他们的生命，从而割裂了自身与生命的联系，作茧自缚般将意义与内容分离。这显示了诗人内心深处对权力的不屑与鄙夷，他正是要以权力身体形象的空虚与软弱无力来突显底层身体形象的鲜活能量，以坚实的基底恢复身体被掠夺的力量。在《蚯蚓的歌声》中，诗人写道：“暗夜，蚯蚓用粪便建造了金字塔//这人类难以企及的精良的盾构机/它只有一个意念就是吞咽/它只保留一个器官就是肛肠”。看似最卑贱的器官其实却是人类高度文明的推动力，底层民众正如蚯蚓一样，以“吞咽”一般默默无闻的劳作方式“为星球打工，替蛇还债”，而它们表面的沉默决不代表灵魂的钝感与安逸，“那把发声器官和裹尸布合为一体的正是蚯蚓”，底层的身体形象要求生命的尊严与自由，在生命所能触及的最大空间内表达自我对权力的反抗，正如伊格尔顿所说，“对身体力量的控制与僭用的斗争并不会轻易平息，这种斗争将在任何一种试图压抑它的社会制度内刻下自己的痕迹。”
[ [英]特里·伊格尔顿：《审美意识形态》，广西师范大学出版社，2001年7月第2版，第193页。]
    在权力与底层身体形象的两相对比下，侯马以身体为基础重建了一切，他以冷峻与温情两相协调的笔调勾勒着理想与现实的双重图景，重塑人的价值观，重建伦理、道德、人性的历史，在日常生活与政治的离合中，唤醒人类的良知，抵抗权力的吞噬。



结语：

       这些年我始终秉持着一种诚切的诗学愿望参与探讨当代汉语诗歌发展的有效向路；默默地关怀当代诗坛中优秀的汉语诗歌和那些已经名声诗坛或还在小荷才露甚至显为人关注的优秀诗人历时性的或当下的诗歌创作状态等相关问题时，始终有一个无法回避的问题萦绕笔端：那就是究竟什么才是优秀的当代汉语诗歌？我编辑诗歌刊物年复一年，主持的中外诗歌活动越多，参加的诗歌研讨会越热烈，收到的诗刊和诗集越丰富，这个问题就愈是钟鸣般的在耳畔追问。其实，在这篇诗论中，我部分地回答了自己的思考！
可否用侯马自己的一段似乎很不诗歌的访谈问答，为本文做一个很不学术的小结？“我真的越来越不在乎房子，三尺安静的书桌，富足的心灵和智慧，辛勤的劳作和不竭的创作，才是满足精神的家园。”
[侯马：《大地的脚踝》，人民文学出版社，2014年4月，第179页。]

                                                                           



作者简介：
孙晓娅：教育部人文社科重点研究基地中国诗歌研究中心副主任，首都师范大学教授，博士生导师，《中国诗歌研究动态》执行主编。