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发表于: 2020-3-11 22:12:41 | 显示全部楼层

  置身疫灾,洁岷的思与诗

                          夏 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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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灾难之于我们的人类存在,似乎是不遗余力地亲近,所以,我们总是在不断的灾难中度过。那么,作为一个诗人,面对灾难总会有自己的思考,继而在对于灾难的审视与想象中,进入审美的层面,以“从蛆虫织出丝绸的华服”(史蒂文斯)为己任,从逼近的“他者”转而逼近诗。刘洁岷概约如此。但凡了解洁岷的人大都知道,他诗歌文本的气质与形态,得益于其学识修养的润泽,即便在对于灾难的感受与辨识中也显得不同凡俗——有一种深刻的内敛与质朴和“时间的沉淀”,或者说,他更看重诗性的拓展以及诗自身的质素,而对于“炮弹与救生圈的使命”不以为然,对于灾难时期的急就章也只看作“人性的声援”与“格式化话语的复制与放大”,这一切都与诗的话语的生成性相悖。譬如,对于当下疫病时期的写作,他在某微信专题问答里如是说,“在这期间对于情动于衷但形式粗糙的文字不必苛责——除非是谎言、自欺欺人和矫饰”,这话颇有道理,毕竟新的现实之于一个诗人还有待于沉淀与吸收,最终才是诗性的呈现。这些,洁岷是看得清楚的,所以他说,“一位忠实于内心忠实于艺术的写作者,要有等待孕育的耐心甚至要有在众声喧哗下沉默的勇气。这种沉默指的是文学的沉默——因为孕育可能是漫长的,也可能是瞬间的奋笔疾书点石成金,作者只应听从内心的召唤与写作的审美律令。”而我们正是从这里可以窥视其写作的诸种可能。
     当众多的诗人忙于在那些自媒体上的灾难资讯里寻求不在场的激动之际,洁岷就居于疫情灾难的生活中,亲历着亲朋好友的惊恐与悲痛,迎送着不断的死亡与新生,因而他在诗里所写的每一个细节都会成为生活的也是历史的见证。同时,我也注意到一个写作情境,就是在病区中心的一些作者的文本里,看到了某种激昂与宏大的抒情,体现出某些精神上的苍白“在中空的空间里”(史蒂文斯)。这些原本生发于身边的生活经验竟逃离了其体验的真实,从而导致了镂空般的虚幻。这些写作者也许并无恶意,那就应该归咎于某种写作导向,其中就有一种强力意识派生的所谓“战疫”心理并由此衍生的激励与鼓动情感下的“挺住”“加油”与“胜利”的诞妄。在如此貌似崇高的内部其实是一种对于真实生活的抽空与疏离,而经由语言的转换——有时候仅源自一个形容词或大而不当的名词不妥贴的加入、词不达意的偏离或述说中的语言水分的溢出,便让写作走向实际生活的反面——空洞与歪曲,远离了那属于其本质的“真相”,也最终在文本的篡改中构成对自身经验的背叛。这种写作症候自然会在洁岷的戒备之中,不妨说,他在与这种虚假性写作的“隔离”中进入自己关乎灾难的诗性构思。
     面对疫病之灾,洁岷以近乎荒诞的笔法写出了一系列短诗。在《灭绝与高歌》里,发出“我们的城市在我恍惚时被狂风卷走/一千五百万人被驱散到冬季荒凉的现场”的慨叹和“有的家庭灯盏永远熄灭,有的家庭每个人/都被迫搁置在相互孤立的密闭的空间里”的刻画;在《正负能量》里,揭示了有一种丑恶“瑞德西韦都来不及阻遏”;在《没有称呼的人》里对于那位“我们中间没有机会听到警讯和哨声的人”的悲悯;而在《永不明白:纪念一位医生》里,借助“训诫书的签名人死了”为契入,展开了丰富的联想,揭露了那起举世荒诞的平庸之恶,在“一切正常,减去死亡”的医嘱里感受巨大的恐惧,让人们领略了“冬日的寒夜,如同下着漫天的黑雪”。从这些诗里,我们能够体会出一个“在场”的真实感受——那种灾难到来时巨大的无助感、对于患难者的悲悯与同情以及对于人为之恶的痛恨。而最终,诗的完成意味着从感受到的世界到写出的“诗的世界”的美学转换,从而让我们领受到了生命体验中“无言之境”所暗示的“缄默”的启发力量(陈超)。
    洁岷最早写出来的诗是《口罩之城》,在这首77行的小长诗里,与其说他在以一个诗人的身份不如说是以一个普通人的身份描述了自己的耳闻目睹及其感受,并有着加缪意义上的“书写的荒诞性和人心的幽微处境”(高丹《鼠疫、艾滋病、肺结核:疾病的文学阐释》)。在诗的起始,他就遁入某种自我审视的超现实围氛之中——这无疑是在暗示残酷现实面前的难以置信和末日般情境中的自我分裂:

我看到我手提抢来的蔬菜和粮食
踉跄在众多行人与蹒跚者之间
我知道他们是一些被玩快闪游戏的居民
中南路珞喻路石牌岭以及宝通寺即将空无一人
他们的脸部是在凌晨听到讯息后凝固的
他们扯起口罩和最大号的购物车出门
那天阴沉的光线来自飞沫乱喷的口腔诊室


    显然,这种刻意的超现实手法呈现的是武汉封城之后的真实情景——市民的恐慌与抢购,并凸显出来以口罩为特写的城市乱象。接着,又以居高(黄鹤楼)临下的视野重复着“黑白头发下的口罩”的意象叠加,意在揭示人们“半边长相”特别的含义。这时候的刻画是细腻的,

他们的神态在无纺布的干预下空荡荡的
看不见的蝙蝠像清明节的菊花那样飞来飞去
人们断续谈论穿山甲、果子狸,蛇和竹鼠
模拟恐怖片犯罪片战争片人物的口气

    而这些皆为诗人的所见所闻,进入诗里如同身边的生活一样栩栩如生。而当他们回到各自的家里,那种感觉就有了某种可怕的畸变,或者在心理阴影里变得愈加恐怖,家就如同一个个碉堡,关门的咔嚓声居然震耳欲聋,“他们可以用听觉捕获到龟山蛇山上空乌云的叫声/他们来到残缺不全的网络上交换病毒的气息”,如此的夸张反衬出来的避居的心是怎样的寂寥与无奈。故而,作为书写者才有那么多祈使句式与铺排,如此恰与表达的情绪和内容相契合。
     在整首诗的推进中,诗人截取了更多的生活细节,比如冷清的门神和灶王爷,暗淡的春联和贴歪的福字,静如止水的婚礼与热闹的葬礼的反衬,在“从来没有这么”的句式叠加之中,渲染了“他人或自己就是人体投毒嫌疑对象”“他们的居所是临时用来软埋的好地方”的恐怖情状与体弱多病的父亲仿佛是故意老去的,来不及为母亲买好伤心的保险的人生遗憾。同时,我们在洁岷那些假设性刻画里,

那些死去的人像以往死去的人一样没有心理准备
那些有基础病的老者被死神安排在队伍的前列


     让“死者死的过程得以慢镜头回放”而构成一个表达的真切,并在“隐私和暴露银行卡深处的数字”与“未被确诊的速死者眼泪从遗像上滴落下来”看到描述入微的精准,并为之后的沉思作了有效铺垫——诗人在诸多的“为什么”的质问中探寻这场灾难背后的荒诞无稽与诡异,或者诗人就在“一条黑纱连接着死者与生者”中诘问“只懂了三分之一”的呼喊背后的深意,看那些执权人的虚假忏悔的遮掩,最终让“发烧的体温在喜庆的舞蹈中挥霍欢腾”于这座城市,其巨大失序后的崩溃得以上演与“十几万个人参加的被批准的和夸赞的盛宴后杯盘狼藉”的酒神狂欢节的旷世反讽。至此,诗人还意犹未尽,依旧不疲于追问,但得以获取的只是时间黑洞般给予的深刻的无奈中的无语,或让崩裂的“天问”居然在无着中趋于“噤声”——诗人的灵魂最终在“奶牛在死寂的大街上乱逛”的《十日谈》里跌入异域神话的深渊。这一刻,只能说,洁岷的诗完成了——尽管没有句号——然而,对于灾难与罪恶的追责永远没有完成:

把我封在2019年12月21日佛山的一盆水蛇火锅上
在这里在这里在这里先这样然后这样最后这样

窗帘外,东湖梅影像敌军那样成倍地晃动
黑暗楼群间口罩里飙出的歌声有如振翅的枯叶蝶
从各自窗口扑闪而出后滑坠,火神与雷神
驱动着大鸟般的挖掘机日夜转圈狂奔
活着的人与死去的人躯体已衰朽,但身影将
与飘荡起来的文身图案在下一次封城之前缠绵不已
因为所以,厨房的餐桌上有一条虚线连接着我们


    说到底,在灾难的突袭与写作之间,其实存在着一个巨大的沟隙与悖论,那就是灾难本事的不可重复性、即时性与诗性酝酿、发生的滞后性沉淀往往会构成对诗人的严峻考验,很多写作的失败都是缘于没有获得这二者之间的平衡与洞悉,要么写得空洞、粗糙,要么跌入虚假、浅薄的抒情模式。我们看到洁岷的诗学清醒,疫灾以来,洁岷接受了两家媒体采访,谈及灾难与诗的写作的辩证关系,在访谈里不乏真知灼见。在南方都市报的采访中,他认为要把写作“当做可舒缓情绪、抚慰心灵,平息灾难发生时与灾后造成的普遍的心理应激障碍即心理危机的一味良药”,而“缺乏反省之痛的诗的规模化生产对灾难下的众生也是一种轻慢甚至亵渎”,强调“诗人的职责之一是必须抵达并超越人性的深渊,这样,我们才能理解为何世界上有众多的母语会在废墟和焚尸炉上诞生诗的语言。诗的‘抗疫’亟需‘归位’诗的效用,杀死同样捉摸不定的精神上的‘病毒’”(《灾难面前,诗歌在“归位”的前提下大有可为》)。他还在近日一个访谈里如是说:“语言纹理细腻、肌质饱满雄健有质感,那种蕴含其间的愤怒、讽刺、反省和预言的力量是强大又独特的,也只有如此,才能赋予语言以魔力,让毁灭与流逝了的一切得到灵魂的复活。”正是如此,才使得其写作拥有了对于匆笔中的有效整合,和对于临在经验的天赋般地有效转化。
     同时,我们知晓一个写作事实,那就是洁岷曾经对于不同的灾难本体做过诗性的思考与表达——当然,诗人并非沉迷于灾难,而却每每总是灾难沉入他的内心,搅动着他的良知,令他在“那些尚未学习过临终惨叫的童稚的嗓音”里挖掘“残酷的诗意”(马春光),领略神在责怪人“盖了一座假房子,把孩子们骗进”教室里(《灾难的一课》)的无限的罪恶;在即兴朗诵的黄校长的墨镜里窥见邓老师“睁着死不瞑目的眼睛”(《邓世平之诗》)。诗人就是如此地在写作中依赖于想象的力量与敏锐的洞察力获得了意外的诗性表达,有论者曾就《黎明的灾难》题旨的深意和瘟鸟的转喻作过论证(见邱景华《黎明的恐怖》细读)。总之,刘洁岷正是在对于灾难本事的理性思考中,以“同样遍体鳞伤的话语”“在自身肉体上有如此绝望的经历”,可以说,这是一种经验与语言上的“双重的经历”(埃德蒙•雅贝斯《词语的记忆——我如何阅读保罗·策兰》刘楠祺 译),让诗的进入呈现出某种犀利而睿智的可能,又在诗的写作中构成对其写作理念的验证与弥补,二者相辅相成,相得益彰,从而达到对于灾难的双重否定意义上的诗学肯定,这在国内诗坛是不多见的。

                                  2020.3.1-6 言鉴斋


      夏汉(1960.3—),河南夏邑人。写诗,兼事文学批评。出版批评文集《河南先锋诗歌论》(河南文艺出版社,2013年)、《语象的狂欢》(南方出版社,2017年),诗集《冬日的恩典》(黄河出版传媒集团/阳光出版社,2014年)、《街头的证词》(南方出版社,2017年)。兼任河南师范大学华语诗歌研究中心(社会事务)执行主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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