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966年》 东方出版社

王小妮：吉林省长春市人，诗人、作家。1985年起居深圳。曾插队。1982年毕业于吉林大学中文系。最新出版有旅行随笔集《看看这世界》，著有小说《人鸟低飞》《1966年》、随笔《上课记》《上课记2》《随手》、诗集《我的纸里包着我的火》《有什么在我心里一过》等。

自我屏蔽是我这一代人的悲哀

作者：王小妮

来源：凤凰网文化

凤凰网文化：《1966年》被评为深圳读书月“年度十大好书”，又入围了新京报2014年度好书。这么受欢迎，您之前想到了么？您觉得大家为什么喜欢这本书？

王小妮：因为它写的是讳莫如深的1966年。

凤凰网文化：书中写了11个故事，全都是您的创造，还是其中有身边真实事件的呈现？

王小妮：有恍惚的真实的碎片，但它们是小说，人物事件都是虚构的。

凤凰网文化：《1966年》是在写文革，早先的《方圆四十里》写知青，也是文革题材，很多和您同龄的作家、诗人都以文革为重要写作内容和思考内容。您觉得文革对于您人生和写作的意义分别是什么？

王小妮：每个作家都有对自己作品的定位，我想，好的作家身上应该有的不是趋同，而是差异。

《1966年》和《方圆四十里》都是虚构的叙事，其它文体不容易承载这段历史。如果有一本日记就珍贵了，当然前提是“真日记”，它的还原性应该更可靠，可惜，在那十年里，几亿人里，恐怕没几个人能留下一本“真日记”。没有记录只好虚构。当一张嘴说出来的，都不是心里所想的，这种情形延续多年，无数真切细微的感受都流失掉了。

短篇集《1966年》和长篇《方圆四十里》，都有特别留意“真切”和“细微”，更想向读者传达身在其中的感受。

1966年的人们恍惚和惶恐，到了《方圆四十里》写到的1975年，大家已经开始习惯分离人格和部分的看透，这变化是用时间用人性悟出来的，可见蒙昧不可能长久。

我正在写一个发生在1966年和1975年之间的故事，一个狂热投入的少年的故事。最后和《1966年》和《方圆四十里》一起，成为文革三部曲。

童年遭遇文革，很不幸，它成了自己的底色。而近年更多的资料和现实让我们逐渐理解了，它太不仅限于10年的时限。把身处其中的感受还原出来，现在变得急迫和重要。

凤凰网文化：文革成了您的底色，该怎么理解？这种底色以什么样的面貌呈现出来？

王小妮：恐惧和怀疑，对群体的天然防范，遇到信誓旦旦的事，不会听信，自己判断。

凤凰网文化：《1966年》是用一系列个体性的小故事讲述了一个历史重要年份，而且文字平和。这让人想起了杨绛的《干校六记》，有很多相似之处。您自己觉得呢？这是不是女性作家书写历史的一种特殊能力？

王小妮：对不起，没有读过《干校六记》。各种各样的作家，有各种各样自己的风格，共性应该很难归类个性。

《1966年》写在上世纪90年代末，已经是15年前了，最开始是给文学月刊《作家》杂志，原准备每月写一篇，一年连载12篇，后来有点编刊上的变化，只完成了11篇，第12篇手写的提纲现在还在，没有动笔。

凤凰网文化：其实1966年在某种程度上还是一个敏感话题。所以如果不是现实这种写作环境、话语空间，比如可以揭露更多鲜为人知的事实等等，《1966年》还会选择一种避开正面冲突的灵动的写法吗？

王小妮：永远没有被写尽的题材，1966更如此。写的时候，心里的感觉是“烽火连天”的，可能隔着一面墙壁一条胡同就有很惨烈的事情正发生着，当时非常清楚，我要写的仅限于这些心理的，难以言说的。也得看到，自我屏蔽的功能常会自动自觉地打开，是我这一代人的悲哀吧。

如果有更自由舒展的“写作环境”，我的切入角度也不会是直统统的，但是会更多的直面当时，努力恢复能感知到的所有，全息的，而不是有躲闪有回避。

凤凰网文化：自我屏蔽的功能是一种怎样的心理意识？恐惧、失语，还是什么？

王小妮：自我屏蔽的功能早荣升为所有国人的基本功能，一个五岁的孩子已经学会了见什么人说什么话。选择性发言，人人以“趋利避害”为先，最后形成的观念是“人不为己天诛地灭”。这个“己”永远见不得台面，永远委身在高调又正确的集体之下，只为求得安全的存在，它渺小和隐蔽，却结结实实凝固成一个人的内心之核。

这就是我们的底线，所谓的社会风气怎么能由坏变好？

写字是自救方式 微小柔弱懵懂或许更有空间

凤凰网文化：您的文字有种说法，“描述针刺的常有，涉及刀伤的几乎没有”，这是一种不忍心，还是认为针刺的力道更大？

王小妮：没有不忍心。忍心承受，不忍心写出来？

虚构作品和非虚构相比，前者的优势是有选择性，它可能很个人化很不客观，我始终以为微小柔弱懵懂，或许更有空间。

凤凰网文化：虚构作品比非虚构更有选择性，也可能很个人化很不客观。那么您会尝试用非虚构来写文革吗？

王小妮：最有力的当然是非虚构，可惜没有可信赖的素材，可遇不可求。见过几本文革时候的私人日记，除了抄语录表忠心，没有任何个人色彩。比如这一天干了重活，很疲倦，他不会写今天很累，他写“下定决心，不怕牺牲，排除万难，去争取胜利”。一个人要有意在日记里模糊掉真实的自己，这已经不是“非虚构”而是“虚构”了。也有人在日记里夹藏暗号暗语，可时间一久，忘了暗号的代指，成了一本失效的日记。

凤凰网文化：您是一个是诗人，开始写小说会有哪些不一样的地方？

王小妮：我只是一个爱写字的人，换一个文体不困难。和诗比，小说要耐力，也更舒缓更理性吧。

凤凰网文化：您是东北人，小说中的场景和人物语言有明显的地域特征，这是任何一个作家都会体现出来的写作经验。我不知道在诗歌写作中，这种经验会不会有？毕竟诗歌比小说要更加抽象、想象力也更加发散。

王小妮：小说中的方言是有意的，特别在《方圆四十里》中的所有人物对话。写诗的时候，方言几乎没跳出来过，我的感知系统不是方言的，如果是，就不一样了。

凤凰网文化：小说为什么有意使用方言？

王小妮：为了还原。

凤凰网文化：您的感知系统不是方言的。那么这对于思考产生了什么样的影响？

王小妮：东北方言应该不是个独立语系，其它方言可能影响思考，我感觉东北方言没有这个功能。

凤凰网文化：写作《1966年》和之前写《上课记》有什么不一样的？哪个难度要大一些？

王小妮：没有遇到难度，只要遵循每部作品的独特性，自然会清晰顺畅。《1966年》要还原得恰如当年，《上课记》面对大量原始材料，在取舍定位和忠实记录上花费心思。

凤凰网文化：很多作家叙述自己写作过程时都会谈到各种各样极致的体验。我想知道，您的写作是不是总是一种愉快的自然的经历，不会有什么大起大落，因为看您的文字总是平静、稳当的。但是在大学任教那几年有些除外，您常常感到失望和悲哀。

王小妮：写字是自己帮自己，自己救自己的方式，不止是愉快，还有写出来以后的纾解和各种各样的意外。创造的快感。

不只是在大学任教的几年，只是《上课记》，特别是《上课记2》把这种心情透露出来了。失望和悲哀，几乎凝固成了人生底色，前面说过它始于那个年代。

凤凰网文化：您说两部《上课记》写的是心情，那您会怎么评价当下的教育？

王小妮：今天一早看见教育部说四个决不。建议把外语和外国文学外国哲学等和中国无关的课程一律取消，我们的教育就是最好的了。

凤凰网文化：《上课记》出来以后，很多媒体都在找您谈教育，把您当成了一个教育专家。或者至少期待您能像陈丹青一样在离开教育体制以后转身开炮。

王小妮：两本《上课记》就是我的开炮方式。我和我的学生说过，不要做一个愤青。

当然不是教育专家。非要说专家，做个写出真感受的专家，那才好。

精神最匮乏的几年 人们逮住诗填补自己

凤凰网文化：外界把您的诗歌起点划进朦胧诗，您自己认可吗？您对自己的诗歌经历有一个怎样的分期和定位？

王小妮：别人怎么说是他们的事，有些做评论的也太刻板太爱给人定位了。

我只是不想重复自己的一个爱写字的人。

凤凰网文化：您说过“写诗不可努力”，该怎么理解这句话？是不是说诗人都是天生的？

王小妮：并不想特别强调天赋，更想说的是写诗不要太有“目的性”，写下来就是全部目的，然后是另一件事。

凤凰网文化：您对与自己同时代的诗人和那个诗歌年代怎么评价？与您前后成名的许多诗人，后来都抛弃了他们曾经的诗歌语言和思考方式，或者在诗歌形态上进行尝试，或者高度的形而上，或者追求史诗效果。您怎么看待这些转变？

王小妮：曾经精神最匮乏的几年里，人们忽然逮住诗来填补自己。那时候，它通达到每个人的速度最快，传播障碍又最少。

尊重每个人的选择，写或者不写，这样写或者那样写。

凤凰网文化：“曾经精神最匮乏的几年里，人们忽然逮住诗来填补自己。”对于诗歌而言，这是幸还是不幸？

王小妮：诗本身只是个形式，没情感没选择。万幸的是还能写诗的人。

凤凰网文化：今后还会不会有这么一个诗歌时代？

王小妮：也许有，诗歌时代出现的前提很可能伴随一个极不正常年代的出现或过去，从在个角度说，还是没有好。

不喜欢被关注 我和萧红不像

凤凰网文化：您好像一直都远离群体，无论是知青身份，还是诗歌上的某种流派，好像都被大家忽略掉，因为您哪里也不怎么出现。

王小妮：我不喜欢被关注。

凤凰网文化：您很多年前写过《人鸟低飞》，是关于萧红的。今年正好有一部关于萧红的电影被谈论的挺多--《黄金时代》，其中关于萧红的一句话被大家频繁提及--“想怎么样，就怎么样”。我猜想，当时您写萧红传记是不是就是被萧红这种性格吸引？是不是在这点上，您和萧红是相似的？

王小妮：《人鸟低飞》写在20年前，忽然萧红很红，是这几年的事情。关于她的电影我一部没看，演员是很难演作家的，或者说，一个人是很难演活另一个人。插一句题外话，如果未来有一天，1966年不敏感了，我要自己把《1966年》改成一部电影剧本。

当年写萧红，是喜欢她的作品，和我们相识的人都很难真了解，何况一个历史人物。所以，《人鸟低飞》是一部小说，不是严格的人物传记。

按我对萧红的理解，性格上应该很不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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普希金在锅炉里

选自王小妮的《1966》，全书由11个故事组成，是全书的第一个故事。

   有这么一家人都坐在双人大床上。一个男人，一个女人，四个孩子。两个大人的脸上不好看，陈年老土豆的气色。就在这一天以前，孩子们爬上父母亲的这张大钢丝床，总忍不住要互相推撞踮脚蹦跳。今天，他们都老实极了，圆黑的眼睛望望父亲再望望母亲。

   父亲说话了，他说：现在，你们都坐好，我们要开一个会。

   四个孩子都是刚从室外被叫回来，由寒冷进入了温暖，他们的脸好看地发烧变红了。两个大点的孩子心里说：开会的意思，就是要讲一件坏消息。这是一个男孩和一个女孩。

本来，他们一家人都应当坐到吃饭的房子里，各有各的位置，那才更像开会。但是，从夏天以来，那间房子谁都不愿意多呆，太阳再也照不进那间朝南的房间。很多整张整张的大纸，黄黄绿绿地糊满了玻璃窗，一层压一层。纸上写满了字，带着墨汁的臭味，有时候来几个看热闹的，把纸上写的内容大声读一段。这一家人的餐厅变成了谁都不想停留，又躲避不掉的地方。

    父亲说：天冷了，过去一到冬天，单位都会派过来一个锅炉工，给我们烧锅炉，现在，我们要明白，我们家才这么几口人，让一个工人阶级来给我们干活是不对的，不应该，非常错误！

    最大的那个男孩打断了父亲：这不怪我们，谁让这个锅炉只管我们一家的，这是以前建房子的日本鬼子的错。

    父亲打断儿子说：你小点声，我们住在这，现在就是我们的错误，从明天起，你们四个也要学会劳动，劳动最光荣，反正都不上学了，老大负责早上钩火，火要是灭了，你负责点锅炉，老二负责添煤，三儿和四儿一起负责倒炉灰，从今天往后，万一家里大人不在，这个分工也不变，你们都要记住。

大人怎么能不在，哪个家里没有大人光有小孩呢，四个孩子想。

    最大的男孩说话了，他有点不情愿：去年来的那个叔叔，天还没亮就把暖气片烧得很烫，点锅炉得几点钟起床呵？

    母亲第一次说话，她说：妈妈和你一起来，早上我帮你。

    最大的女孩说：爸爸从来不让我们进锅炉房，我不懂在什么时候该添煤，我怕把火给压灭了。

    父亲说：世界上怕就怕认真二字，共产党就最讲认真，只要认真，没有学不会的事情，共产党人死都不怕，还怕困难吗？他才说了这么短的一段话，就引用了两条语录本上的话，懂喊爸爸妈妈的小孩都知道，那话不容反驳。

    太阳在这一天提前降落了。窗户上结了薄霜，凝血那样的暗玫瑰色。因为还没开始烧锅炉，一家人都感到哆嗦，不只是皮肉，骨头节儿都在哆嗦。父亲站起来说：早点上床吧，进了被窝就不冷了，我给你们烧热水鳖去。

    父亲把开水壶的壶嘴儿对准了白陶瓷的水鳖的嘴儿，它的形状的确像一只硬壳的鳖，有点憨笨，装了热水它很快变烫了。

    父亲听到流水声，在他能控制的均匀的流动以外，还有没有其他声响？他试着辨别流水以外的响声。从1966年秋天开始，他一直在暗中等待一阵山崩地裂的敲门，然后是一群人猛扑进来，喊他的名字。他的腿会立刻软一下，然后，又马上从自己家的某个角落里挺身起来，他要喊得响亮一点，他说：到！这个提前等待着的预演，紧张短促，像一段折子戏，已经在父亲的脑子里彩排了无数次，从大杨树开始满街落黄叶到白霜下地，他都感到了不耐烦。

    热水鳖窜热了四个孩子的被窝。现在它卧在父亲穿着棉衣的怀里，他的胸腹前面格外诚实而温暖。母亲在掀平一张绿色细花瓣的棉被，她说：你不睡吗？父亲低声说：我听见起码有三个人从窗户下面过去，就紧贴着我们家的墙。父亲和母亲忽然静止，同时停止了一切动作。

    烧锅炉这种事情，这一家人谁也没做过。天还没有亮，父亲母亲和他们的大男孩一起在小锅炉那儿忙，木头劈柴燃着了火，发出树木的香味，煤被劈柴点燃发出臭味，也许木头喜欢燃烧，煤厌恶燃烧。屋子里很快注满了烟，三个人都在擦眼泪。父亲说：有烟最好了，有烟说明煤还没灭，有烟就有希望。

    就在这个时候，出现了敲门声，透过狭长黑暗的走廊深深地传进来。父亲垂下两只抓煤的手，他停了一下，才说：都别动，别慌张，我去开门。

    在乳白色烟雾的锅炉房里，父亲看见妻子和儿子的脸跟两只瓷挂盘那样定在空中。敲门声并不很急促，有点虚弱。父亲想，这几乎就是我在敲门呢，除了我这种岌岌可危的家伙，还有谁这么胆小？

    父亲用了点力气，打开结霜的门，外面站着个穿棉大衣的高个子，嘴唇里正吐出一串长椭圆形的白气。等气散了，很年轻的脸才露出来。你找谁？父亲问。

    年轻人放下狗耳朵一样立着的大衣领子：我去年给你们烧过锅炉的，不认识了吗？

    他们就站在门口的一个下深的台阶前说话。这是一栋日本人战败撤离后留下来的老房子，他们站的那角落，在日本语里叫玄关。

    年轻人说：今天是给暖气的第一天，去年就是今天，我来你们家烧锅炉的，我日记上都记着呢，今天我又来了，还带了引火的松树明子。

父亲感到很为难，他的嘴唇里不断地说：可是，可是……他不知道他要说什么，脑袋里像注进了混凝土。终于，他尽量委婉地说话了：可是，烧锅炉，这是单位里才能决定的事情，再说，我们已经想好了，自力更生，这个小锅炉，今年我们自己烧，今年和去年，不一样了，你明白我的话吧？

    年轻人把两只手从很窄的大衣袖管里抽出来，这之前它们一直抄在袖子里。他说：再不一样，冬天也是得冷，锅炉也是得烧，对吧。

    父亲突然用很低的声音问：是我们单位叫你来的吗？

    说完这话，父亲感到身上的毛孔都立起来了，他像一只受到了突然袭击的刺猬，带着浑身的刺，他想：现在，可不敢相信这种突然冒出来的年轻人。

    年轻人又吃力地把手袖起来。他说：是我自己来的，我没报考大学，在家里也是闲着，想找个事做。

    父亲打断了年轻人：可是，烧锅炉得请示组织。组织上不让，你就不能来，同志！你和我，谁能不听组织的？

    这时候，大男孩从长廊另一侧跑出来喊：爸，灭了！

    这个孩子带过来的煤烟味一直顶到了大门口。

    年轻人说：你的意思我都明白了，我不是要跟你们单位领一个月十五块的锅炉工钱，我就帮你烧几天，我连单位也没有，一个社会上的大闲人，等你们自己能烧了，我就不来了。

    男孩子和他的母亲，还有刚爬起来的三个女孩都站在玄关后面的台阶上，把屋子里暗黄的灯光几乎全挡住了，使两个说话的男人站在暗处。

    母亲说：上班快晚了，我还要去开会。

    父亲听到开会，开始移动身体，他抬起脸，看见最小的女孩穿着已经变短了的棉猴儿，短头发睡得全部翘起来，瘦弱哦，像根满脑瓜挑着毛刺的蒲公英站在那儿。父亲说：这样吧，你      教教我孩子，让他们一个礼拜以后就能自力更生，一个礼拜，以后再不麻烦你，就不劳驾你来了。

    在马路上，父亲和母亲分别推着自行车走。在路口分手的时候，父亲说：如果晚上我不回来，你锁好门，千万不要去找我。然后，他又说：那个非要来给我们烧锅炉的，不是谁派来监视我的吧？

    母亲说：看着不像，去年他住过来那几个月，除了烧锅炉，就躲在他的床铺上看书。

    母亲伸出手，在丈夫的自行车座垫上推了一下，父亲感到了一股力，他的自行车自觉自愿地向前滑行，两个人就分手了。就在这个时候，天上开始飘雪花。天还没彻底亮起来，还保持着深蓝墨水的颜色。雪线是斜的，一直向着这个城市的西南方向奔走，像很尖的狼毫笔在黑纸上勾出无数白线。父亲被这场雪下得满心烦乱，开会这个词，在他心里是一个多可怕的漫天旋转的怪物哦。现在，他又要去开会了。

    雪从此没停，稀稀拉拉一直下了四天。

    晚上，父亲在雪里回家。自行车的前轮把雪轧得吱吱叫，雪的叫声是最可怜短促的哀叫。父亲尽量把自行车骑得慢一点，他准备在路上把这一天发生过的事情都理清，让自己回到家以后，什么都不再想。可是，他哪里左右得了意识？已经看见家的灯光，脑子里还是污浊混乱的一团。

    父亲用戴手套的手，轻微地敲门，里面一片咕咚咕咚的孩子们的脚步响。那些让他时刻在惊恐中等待着的人，未来一定也是站在现在这个位置敲门，和他现在所用的力气不同就是了。他听到孩子们都在门口等他了。

    父亲的眼镜片在进门以后立刻蒙上了白霜，他把眼镜拿在手里暖着。由于近视，他看见的不知道是几个孩子了，晃晃地很多哦，甚至还闻到了婴儿身上的奶的气味。在这么冷的冬夜里，又能回到家，见到家人，这使他很感动。他坐下来，脱掉棉鞋和毛袜子。四个孩子抢走了它们，每人拿到了一件。鞋袜都贴在温暖的暖气片上，它们每到冬天都有自己固定的位置，居然在这一年也没变。

    最小的孩子说：爸爸，那个叔叔把锅炉里面都烧红了，我看见了！

    父亲问：叔叔呢？

     孩子们一起说：走了。

    1966年冬天第一次下雪的晚上，没什么意外的事情发生，真安静的晚上。

     傍晚时候，女孩戴了一顶红毛线的帽子。她站在家门口，看着街上的孩子们在滚雪球。雪并不厚，雪球不可能滚得很大。街上散布了一些被抛掉的老白菜叶，冻成一条条透明的死鱼形状。有一个干巴巴的声音说：这雪站不住！说话的人在街对面一棵很秃的唐槭树下面站着，是个老太太，围一条毛毡似的织物在脖子上，她的袖子上别着一块红布，不知道她站在那儿，是要管什么的。女孩想，雪是怎么站住的？雪又不是一个小孩儿，又不是一只酱油瓶。她还不明白，雪站不住的意思，是雪会融化掉，肮脏的马路会再露出来。而女孩希望每天都下雪，每一场雪都能站住，这样到处都是白的，这是一个被白雪公主之类童话给蒙骗的孩子。

    女孩从来不会觉得孤独，因为她习惯了，因为她从来不跟其他孩子玩，因为她母亲说：满街疯跑的都是些野孩子。她早习惯了远远地看着别人玩。在她的家门口看不见有轨电车，这中间隔着一些不高的俄式建筑，隔着些洋葱头，电车叮叮当当地在另外一条马路上驶过，它一定正在拐弯呢，头顶上冒着绿火星。

    女孩看见一个人，那人正从树和雪之间走过来，没有戴棉帽子，所以，头顶是白花花的一层雪，他背了一个蓝布书包，好像很沉重。她认出那个烧锅炉的年轻人，他又来了。为什么过去她从来没注意过这个人？

    来到木栅栏围住的院子门口，年轻人伸出两只手，快速抖落头上的雪。他的一只肩膀耸起来，一只手伸进木板门的缝里，灵巧地拨开门闩，动作很熟练。站在院子里的女孩一直盯着这个很少讲话的年轻人，这个来烧锅炉的，她的心里涌现出一种随着雪片倾斜着飘舞的感觉。

    后来，天慢慢变得更昏暗，下班的人骑着车，纷纷在街口拐弯的地方摔倒。有人故意在那个必经之路泼了水，水很快结冰，新雪又盖住了冰，谁骑到那儿都可能摔。几个男孩躲在墙角大笑。女孩觉得她并不在这个乱哄哄的世界上，她自己有另一个世界，暖和又有好看的颜色。下雪的晚上，地面反而比天空还亮，它也顺便给这个安静女孩的心里洒了一层稀薄的光。

女孩的母亲在切土豆丝。过去这是保姆的工作，那个南方口音极重的保姆走了几个月了。母亲一下班就在厨房里乱转，经常自言自语：盘子，盘子，盘子都在哪儿？

   现在，女孩摘下红毛线帽子，听见母亲正和烧锅炉的年轻人讲话。她说：这么晚了，你还跑来，真是麻烦你了。年轻人说：顺便来看看，没想到两个小学生也能烧锅炉了。

    母亲说：饭好了，吃了饭再走吧。

    女孩想，他能留下来吃饭吗？

    桌子上是一盘标准面粉蒸的馒头，每人一碟土豆丝。年轻人客气了一下，最后很轻很轻地坐下来。刚才，女孩从厨房的门缝里看见，他一直在水池前用肥皂洗手，他的手指头像刚剥过皮的水萝卜一样又细又长，水亮亮的。年轻人很拘谨地坐着，正好在女孩的对面，只要抬起头，女孩就能看见他狭长的脸，而且他还有胡子，脸的两侧都有哦。女孩还是第一次注意到父亲以外的男人，原来，他们的脸上都会有胡子。

    玻璃窗上结满了霜的花朵，这间房子在夜晚变得古朴和温暖。今夜的霜花像许多条孔雀的长翎翻卷着，冬天的白孔雀把窗外面的一切东西都挡住了，深蓝的晚上是孔雀翎的晚上。但是，女孩的父亲沉着头不说话，桌上只有吃饭的声响。女孩非常小心，她吃得尽量轻而且慢。塑料台布上那些暗绿色的小格子，是女孩一直都喜欢的图案。她把两只手并排按在几排格子上，感觉这个姿势很优美。

    父亲抬起脸来：他问：小二，你吃完了吧？

    女孩马上收回手，她悄悄地离开了桌子。连她自己也不知道自己是不是吃完了。

    父亲和母亲住的房间地板上堆满了书，很久以前就捆好了。女孩早侦察过的，有几捆书都是孩子们的。她摸着黑，用力抽出其中一本，赶紧溜回到自己的床上。

瓷碗和瓷碗相撞的声音。女孩听到父亲在玄关那儿说：以后就不麻烦你了，他们能烧好这个炉子，都说穷人的孩子早当家，十几岁的孩子早该锻炼锻炼了。

    年轻人说：我还是抽空来看看吧，也许白天来，也许晚点，反正我也是个纯粹的闲人。

    父亲又说：去年冬天，让你住那间洗澡房里实在太不好了，对不住了，工人阶级有充足的理由住得好一点，过去思想有问题，做的错事太多。

    年轻人说：没什么，我住哪儿都一样，都很好。

    后来，通向外面的门很沉重地关上。那个年轻人一定是穿上他的棉大衣走了，踏着雪。霜花太厚，使女孩不能通过玻璃看见他。她身上出现那种刚喝下一大杯甜葡萄酒之后晕晕的感觉。

    在走廊里，父亲问母亲：这小伙子家里是做什么的？

    母亲说：刚才问过了，他父亲是教书的。

   父亲说：教书的？教书的怕一个也躲不掉。

   女孩听见父亲走近，马上把刚偷的童话书塞在被子下面。父亲的黑影落在房子中间。他手里托着热水鳖，侧着脸，一动不动地听。女孩觉得父亲在这一年里变得很怪。

    下雪的天，分不清上午和下午，天反正是昏的。女孩看一眼钟，是下午两点钟，这种时候家里最安静，其他的孩子都在午睡。

    女孩来到洗澡房，那扇房门松垮垮的，快掉下来了。整间房子比一张单人床大不了多少，木架子上面铺了几条木板。去年，为免得早起，免得赶很远的路过来，烧锅炉的年轻人在这儿睡过一个冬天。到了夏天，保姆在这儿摆放大笼屉，几年前，母亲还在这儿藏过盛白糖的铁盒子。

   现在躺在木板上的是她了。女孩的身体很小很轻，她身下木板的吱吱声也微弱。天花板上有墙皮剥落以后留下的图案，女巫的鹰钩鼻子顶着一只硕大的灰桃子。那个烧锅炉的年轻人，     每天也是对着这个女巫和桃子睡觉的吗，也像她现在这样平平地躺着望着天？

   就是这时候，女孩发现木板最里侧放着一个蓝色书包，很鼓，前一个晚上，年轻人来的时候背的正是它。书包旁边有一个硬皮的本子。对于这个小女孩，这世上最神秘的就是藏在角落里的这个书包和本子。女孩看见本子的封面有一行竖写的金色小字：江山如此多娇。她知道，这是关于雪的一篇诗词，金字当然是伟大领袖的笔迹，除了伟大领袖，没有人能写出金色的字。女孩打开那本子，看见了下面这些字：

啊！这就是我曾爱过的人，

我火热的心曾为她那么紧张。

你的气息有怎么样的火焰，

殷殷的目光怀着多少情意。

在琥珀珠链下，

你洁白的胸流着红色，

在微微地颤动。

昨晚上，她竟如此微妙从铺台布的桌子下面，

向我伸来小小的脚。

我过得孤独而忧郁，

我等着，是否已了此一生。

天啊，这是写的什么，女孩好害怕，她从来没见过这样一些中国汉字组合在一起，还是纯蓝墨水写的，整整齐齐的。这是烧锅炉的在对什么人说话吗？

女孩看过的唯一一本父亲的书是《红岩》，她没再看过任何别的大人们的书。可是这烧锅炉的是个怪人，这些可怕的字把她吓坏了。合上有金字的本子，手指头还在发抖。女孩飞快地爬下光秃秃的木板床，一边跑一边听着心跳。拉着她自己的棉被，缩紧着躺下，又拉棉衣盖住脸。可是，有一团东西继续追过来，她不停地想遮挡，不停地躲。她想：一个好好的人，为什么要写这些吓人的字呢？这一定就是被抓住捆起来满街游斗的流氓吧，就是脖子上挂着大牌子低头认罪的人吧，一定是的，是最坏的坏蛋。可是，那些水汪汪的蓝色字迹，总跑到她眼前来闪烁跳跃，好害怕的词哦。

母亲下班回来的时候，两个最小的孩子跑到门口去说：姐姐病了，整个下午，她都不起床，蒙着头睡觉。

母亲的手上还带着雪腥味，她去摸女孩的额头。母亲说：不热，没有发烧，是头疼吗。

女孩的眼泪忽然向这世界的左边和右边簌簌地流出去了。

这个晚上，雪依旧时停时下，女孩家的楼上发生了大事情，把他们全家人都惊醒了。这是一栋两层的小楼房，上面住的另外一户人家，楼板上不停地有很重的东西翻倒。有很多的人喊，很多的人穿很重的皮鞋跺脚，铁钉刺刺地划地板。父亲站到孩子们的房间门口，他说：不管出现什么事情，都不要哭喊，我们没有做一丁点儿的坏事，没有什么可害怕的。最大的男孩说：爸，睡不着。

父亲说：塞两棉花团，往耳朵里塞，很快就能睡着。

过了很久，楼上才平静。下雪的夜里，只要没有特殊的事儿都会是格外平静的。

女孩光着脚走过地板，摸到父母亲的房门口，她也不知道自己要做什么，她在犹豫。父亲的声音传过来：是谁起来了，不是告诉你们塞棉花团了吗。

女孩站在一团漆黑里，她说：爸，我做了坏事儿，我看见了一些很不好的话。

两个大人很快起来，拉亮了灯。

我们的麻烦还不够吗，那个小子，装得真够老实的，把什么普希金什么莱蒙托夫这么一堆东西都弄到我们家来了，他这是想害死我们？父亲把有金字的硬皮本子打开又合上，反反复复，好像在考虑是不是要动手给它个耳光。

两个大人把书包里的书和硬皮本子都抱到锅炉房，书都倒进盛煤的木箱里。父亲说：真不明白，害人还要怎么害呢，真是不明白，我们无冤无仇啊。

锅炉的小铁门上铸着几个日本假名，父亲打开炉门，把硬皮本子在锅炉角上重重磕了一下，塞进炉口去，没有看到火苗，也没有烟。父亲又把书一本一本地卷成筒状，都塞进炉子。他说：本来咱都就够受了，明天，他再来，不让他进门，赶他走。

炉膛里面的火被煤压着，书本暂时没有燃烧，平展展地摆在里面，它们都还保持着原来的样子。父亲起身四处找火柴，什么地方都去摸几下。大人的慌张，让女孩更害怕，站在锅炉房门口，她想自己一定是做错了，那个本子应该是他的东西，没经过他同意，就这样被父亲给塞进了锅炉，那些字就要起火苗了，这么做对的吗，那个年轻的锅炉工不会伤心吗？

父亲当然拿到了火，他划，火在他两只手里捧着，他喊女孩过来用铁钩挑开炉门。最后，他接过炉钩翻动瞬间变成灰的那些纸。这时候，母亲慌慌张张过来，手里拿着一本书，她说，这书我们家也有一本。父亲说：我也买过普希金，真是不可思议，我们家也有一本普希金抒情诗，还是一模一样的。这回，是自己的书，燃烧速度比刚才快了很多，炉火已经燃起来了，这本书刚进炉膛，只有很短的一小会儿，它坚持保留着一本书的现状。

很久很久，两个大人都没留意锅炉旁的女孩，好像她根本不存在，好像她是这锅炉房里自然升温的热空气。她太小了，除了小，她什么也不是，虽然幸好在这个平静的晚上，她发现了暗藏的危险，通知了大人，让他们做了避免危难发生的补救。

终于，母亲回头看见了她。母亲说：快上床睡觉去，你怎么还在这儿站着，还光着脚，快上床去。

什么是普丝巾？她问。

父亲推她的背，推着她走向走廊说：一个写字的坏人，还有锅炉工，他把普希金抄在本子，他也是坏人，和普希金一样坏。

女孩一直走向她的床，捂住两只冰凉的脚，怎么都睡不着。她感觉对不住那个人，她把他出卖了，可是，如果是一个好人，他为什么要写那些恶心的字，如果真有一个又恶心又坏的，那应该是普丝巾，不该是烧锅炉的人。

雪并不准备停。偶尔一盏还没被打破的路灯面前，必然扑动一团晶亮又过度活跃的雪花。突然这样的路灯也灭了，因为，天就要亮了。烟囱里吐出来的烟都不愿意离开街面，它们压着大地走，冬天里的北方人又醒过来了。

年轻的锅炉工走得不快，一辆热气腾腾的豆腐车急急慌慌慌赶路，推车的人戴着肮脏的口罩，只罩住了嘴，两颗大鼻孔黑乎乎地卡在口罩上面。早起的人们紧追着豆腐车，喊着：别走了，你就在这给我们捡块豆腐吧。他们紧围住豆腐车，人人手里举着准备装豆腐的盆，铝的，搪瓷的，磕碰起来，响声不同。年轻的锅炉工绕过热气腾起的豆腐车，在他的喉咙里念诵着俄语：

我过得孤独而忧郁，

我等着，是否已了此一生。

这是一个人内心里不出声的早祷。现在，他在想那张夹在硬皮笔记本里的棕黄色的照片，它在今天就会到达一个最平安的地方，一定要在今天之内把它送走。那张照片上的苏联姑娘有两条粗得惊人的辫子，像两大捆垂下来的亚麻绳子。每次看到她的照片，年轻人都会想：中国有土地爷爷和土地奶奶，她就是苏联的土地姑娘，生着那么茁实的粗麻头发。土地姑娘的照片是年轻人读初中时候得到的，为了强化俄语学习，这座北方城市中学和一所苏联中学结为友谊学校，班上每一个学生都被安排指定和找一个通信对象，苏联的男朋友或者女朋友。烧锅炉的年轻人有了这个苏联土地姑娘的照片和她的五封来信。后来，双方没有再联系，信和照片一直保存在他的硬皮笔记本里。

他已经习惯了没幻想的生活了，既然家庭出身不许他报考大学，他就做一个临时给人烧烧锅炉的零工。他喜欢一个人守着锅炉，把微微喷湿的煤面儿抛散开再添进去，然后，坐下等待，听着风把炉子里的煤变成红炭，它的铁嘴里呜呜地抽出燃烧声，在这时候，读一本屠格涅夫，或者莱蒙托夫，或者普希金，世界就很美好。但是，这个冬天不一样了，这个冬天，跟哪个冬天都不一样。

年轻的锅炉工已经看见那户人家的两层小楼房了。去年，每次离开，他都习惯在这个街口停下几秒钟，抬头看看他的劳动成果，那房子的烟囱扑扑地吐些灰白的烟卷。这个早晨，他走得很快，开始敲门了。

你的普希金在锅炉里了！

年轻的锅炉工看见这家的男人愤怒的脸。

这句话，那四个孩子的父亲又重复了一次：你的普希金在锅炉里，我把它烧了，还有你的书，你的本子，都烧了。外面再冷，我也不希望你进来，走吧你，我们家永远都不欢迎你。

那个母亲站在背后挑着棉门帘，她说：我们很害怕，你能明白吧，你的东西你拿走吧。

他们说的这些话都是足够低声的，又低沉又短促。

锅炉工的手冻僵了，他去接他的空书包。那户人家的门很快关上了，没有等到年轻人离开。两个守着门的大人背后有一团黄色的灯光，本来是人的晃动，从外面看着好像是光在晃。然后，门就关了。

浑身寒气的年轻人，快步走向另一条街，僵硬的手在口袋里搜索到几枚硬币，正好有轨电车来了，早上的车空空荡荡，他跳上了车，像春天刚脱了棉衣服一样轻盈如飞哦。空的电车格外震荡，转弯时候，把人从坐席这边抛到坐席那边，两排吊起来的扶手都在头上欢蹦乱跳。年轻的锅炉工长长地嘘出一口气，想到了某部电影里的镜头，老人在黑夜里敲着梆子，拉着长声吆喝：平安无事啰！

全都没了，一把火，就真的平安无事了。

透过司机前方那块擦掉了霜的玻璃，正前方正冲过一辆广播车，它强行抢在电车前面冲过电车轨道。广播车顶的四个角都安装着大喇叭，四个方向都飘着红绸的旗帜。

年轻的锅炉工下车的时候，雪忽然停住了，背后的有轨电车正吃力地上一个坡路。天空好像干净了，没有什么话要说了，它的工作完成了。

一把火就换来了风平浪静，这把火竟然都不用他动手去点，他冻僵的脸有点笑了，吐向远方的长气，白的，冲出去，跑得远极了。过去的几个月，那个书包给他带来的危险比定时炸弹还大，比几辈子的财主的变天账还心惊胆战，他一直不知道怎么处理掉它。

年轻锅炉工住的是苏式大杂搂，房间是水泥地面，厨房在走廊尽头，是公用的，厕所是露天的，大杂楼附近是过去的满铁管辖区，现在住着很多铁路工人，警惕性极高，到处是长了凸冒眼睛的，他不可能当众点一把火，无论他烧点什么，都能引起怀疑，都是引火烧身。一个书包折磨着这年轻人，最后他想到去年烧锅炉的那户人家。他的屠格洛夫，莱蒙托夫，还有夹在笔记本里面苏联的土地姑娘，他抄的普希金哦，那个小日本造的锅炉应该能安全地销毁它们。那个铁家伙不会听声，眨眼睛，告密，喊话，它一张嘴，它们和他就都平安无事了。所以，天一冷他就想去烧锅炉，那儿是一块他能知道的最安全的墓地。

有点遗憾，年轻的锅炉工没能亲自给它们送行，看见那家人的慌张害怕，他明白他很安全。管它谁动的手，谁的手不是手，哪根火柴划着了不是火苗。那四角铸着铁花瓣的可爱的小锅炉。

这一家人还是小心翼翼地生活着，连最小的孩子也会打开炉门添煤了。

女孩在饭桌上问她母亲：那个烧锅炉的叔叔不来了吗？

父亲和母亲一起说：不来了，不来了，不来了。

这一年的大人们必须用全部时间想他们自己的事情，只要没挨饿受冻，他们根本顾不上孩子们。就像在一只铁锅里炒花生仁儿，他们把自己的前半生翻来复去地在灼热里滚，看着它们变黑变苦，变成焦炭。

终于有一个晚上，有人敲门了，也不是很凶猛。一些人冲进来，他们翻走了一些日用品，甚至搬走了旧式梳妆台。

他们的头目说：你们家里这么“干净”，一定事先都处理掉了。

父亲说：处理什么呢，本来就没什么，本来什么都没有。

他们走到锅炉房，马上说：看这小鬼子留下的锅炉，就是藏一把枪，这炉子也能把它烧化了，老实交待吧，都烧了什么！

父亲说：烧什么，烧的是最差的煤面子，今冬连成块的煤都不供应。

那些人都爬上卡车走了。

后来，女孩一直想在人群里再碰见那个烧锅炉的年轻人，可是他彻底消失了。她没有任何根据地想象，那些诗，也许就是他写给她的。他给她写了诗，之后就很不好意思，就躲起来不敢见人了。

就是这么回事，好像一个童话，一个小女孩以为她在1966那一年遇上了一个写诗的王子。后来他无缘无故消失了，好像和一个叫普丝巾的有关系，谁知道后面的这个又是谁呢。

1966年的这个家庭，男人38岁，女人36岁。他们的男孩子14岁，女孩12岁，另外两个10岁和8岁。烧锅炉的年轻人21岁。

不错！