城镇户口

文/邓耘

曾记得我交了一个城里的女朋友

她的父母很严肃很认真地询问我是不是城镇户口

我以土地一般的诚实告诉他们

我土生土长在山花灿漫的山沟沟

就仅仅因为我是农民的儿子

从此我就再也没牵住女友的手

不沾酒的父亲泥醉之后卖掉了家里那头

曾立下过汗马功劳的牛

搜罗了一生的积蓄让我吃上了每月定量供应的粮和油

就这样一个泥水里滚大的山娃娃离家出走

到如今我到底是城里人还是乡下人已无法追究

尽管每年都要重复更换那个多余的粮油本

我的名字早已在抽屉的某个角落生了锈

无法想象一纸迁移与我的命运有何缘由

在城市喧嚣的街头我依然让赤脚亲吻着大地直立行走

建筑工地的脚手架上和菜市场的瓜篓里

奔放和盛装着我亲爱的乡音

谦让着人和车的扁担草帽

全是我可敬可爱的父老乡亲

尽管在城区派出所的电脑里有了我的名字

但我依然会自豪地说我是农民的儿子

钢筋水泥冻结了城市的每一个角落的生机

却无法冻结我山一般的厚道水一般的朴实

我那遗忘在城市虚伪和刻薄中的乳名

依然在梦里被田野的煦风朗朗唤起

2000年10月于祁阳椒山公园

作者注：九几年出现城镇户口买卖热潮，貌似城镇户口成了提升社会地位和身份的“法宝”，一时，少有积蓄的农村居民为了自己或孩子的“前途”和“发展”花大价钱争相购买城镇户口。而事实上城镇户口并没有象农民想象的那样带来美好，反倒让购买城镇户口的人们从此失去了赖以生存的土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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别让户口骗走农民土地

中国社科院农村问题研究中心主任------于建嵘


于建嵘认为，当前征地矛盾是农村最主要官民矛盾，而政治化推动城镇化让地方官员为政绩贸然取消户籍，更有征地藉口。
　　在舆论普遍声讨户籍制度，要求取消户籍，打破中国人身上的城乡枷锁时，研究者于建嵘收到的来信以及看到的情况，让他很想给热潮泼一杯冷水：“万万不可简单地取消户籍制度，而是要厘清户籍背后的利益关系，解决户籍背后的问题，否则反而是害了农民。” 
　　于建嵘收到的来信来自甘肃省天水市麦积区：二零零二年当地政府“为了加快城镇建设步伐”，把十四万多农民的“农村户口”变更为“非农业户口”，但他们中的绝大多数人并没有脱离农业生产，也没有享受到城市居民的低保福利，却因此失去了农民原本享受的国家补贴政策。于建嵘说，这样的情况显然不是个案。 
　　二零零四年取消农业税后，征地矛盾已经成了农村最主要的官民矛盾。群体性事件多发，上访多发。于建嵘担心的，正是在政治化推动的“城镇化”背景下，地方官员为了政绩贸然取消户籍，反而成了征地的藉口，让农民的处境雪上加霜。 
　　以下是亚洲周刊对于建嵘做的专访摘要： 
　　你提到过，如果仅仅把户籍改革简单化为农转非农户口，伴随而来的往往是更“顺理成章”的征地，把农民变为一个有城镇户口的失地农民。在其他条件并不配套的时候，怎样才能杜绝这一情况？如果不是这样，户籍改革又该如何进行呢？ 
　　户籍改革是一个非常复杂的问题，一定要看见背后许多利益博弈的问题，不能很理想主义地说就要取消户籍。把你变成城里人不叫改革户籍制度，户籍背后有很多利益，这不是叫不叫农民的问题，还有附带的养老保险、小孩上学，很多城里人，也没有享受这些东西。天水农民来上访，说把我们改成城里人了，我们什么都没有了。农民没了土地，成了种地的“城里人”，城里的福利得不到，农民的优惠得不到，搞政治的人笑了，有数字了，你看，我们有这么多人“城镇化”了。城乡二元结构，在中国有个特别的背景，在城镇化的过程里，二元化结构怎么破才是一个大问题，户籍改革只是其中一个方面，城里人内部还有流动问题，需要整体综合性来考量。 
　　今年中央一号文件专门提到新生代农民工问题。你觉得是什么动因让中央政府开始注意到这个问题？在政府可能的计划中，是否能看到一个改革时间表？ 
　　农民工从农村往城市转移，城镇化是必然的问题，为什么在中国，现在变成了一个受关注的大问题，很重要一个背景，是新生代农民工的出现，以及这个群体对社会稳定的影响。第二代农民工，他们与第一代有区别，第一代农民工从田里出来，种过田，他们对农业、对农村是有理解的，他们还可以往回走，而且他们普遍忍耐力更好；第二代农民工很多是直接从学校进入城市打工，没有种过田，对农业没有感受，也没有想到回去，但他们又在城里扎不稳脚跟，他还会与城里人比较，忍受能力没有父母强。第二代农民工已经有七、八年的历史了，现在的确是时候提出问题了。你看，珠三角很多民工告诉我们，我不会回去，我们回去干什么？他们赚钱回老家建房，在老家讨老婆生孩子，马上又回到城市。他们已经构成了整个社会的漂移。 
　　还有农民工二代，这是最早出来打工的一批人的孩子，这些孩子生长在城市里，他们根本就没有在农村呆过。问题越来越多，政府显然要从自己的稳定出发来考虑的。但那是政府的角度，我们应该看到整个社会为此付出的社会成本，从农民工本身的生存状态，从人性的角度来看这个问题，这种长期的大规模的家庭断裂，已经在形成综合性的社会问题了。至于说改革时间表，肯定没有时间表，拿不出来。我如果是深圳市市长，我怎么有动力去安置湖北的农民工？没有重大改革配合，比如土地制度，比如社会保险的保障制度，地方政府哪里来的动力？ 
　　你觉得有哪些方案是可以一步步剥离这些利益？ 
　　最重要的两个问题是社保和土地。其实，中央可以利用交换来激励地方政府。把土地变成农民的财产，保护土地产权，地方政府自然不敢乱来了。有了地才有资本来源，才有在城镇工作的第一桶金，没有那么多就为了喝酒就把土地卖了的农民，我们很多人不要假设农民是没有自己的利益计算的。不要说意识形态的东西，出发点其实就是保护农民权益。 
　　户籍改革，不管你怎么改，不要用城里的户口把农民的土地骗走了；改革，是要增加他的利益，改来改去利益没有了，算什么改革？就算你是站在稳定的角度考虑问题，也要有个底线，要知道社会利益均衡，要警惕历史的教训。

 （来源：东书房大讲堂）