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严观长篇历史叙事诗《一带一路·华夏神州》之我见


一般说来，论诗，首先是诗人的事。臧克家先生说过：“以诗人之心论诗，自然知其意义与甘苦。”而我恰恰不是真正意义上的诗人；尤其不是“新诗”诗人。没有新诗创作的切身体验，而要对诗作发表即便是“隔靴搔痒”的诗学见解与评价，也是一件“拿鸭子上架”的事。以下，对严观先生的长诗《一带一路·华夏神州》说点外行话，算做学习体会吧。
中国是诗的国度，古典诗歌在几千年的历史演进中所生成丰厚的思想、文化、美学资源构成了中国文化的血脉。屈原、李白、杜甫、白居易、苏东坡、辛弃疾等成为中国诗歌天空的耀眼明星。“文章合为时而著，歌诗合为事而作。”从1917年胡适在《新青年》杂志上发表新诗开始，作为“适应中国新时代社会变革而产生的，从内容到形式都起了伟大变化的文学样式，中国新诗也走过了百余年的历程。在这一百多年的岁月中，从胡适、郭沫若、徐志摩、戴望舒 、何其芳、冯至、穆旦、朱英诞；到艾青、贺敬之、郭小川、邵燕祥、李瑛、公刘；再到舒婷、顾城、余光中、吉狄马加、梁小斌……他们共同书写了中国新诗的艰难探索的壮丽篇章。但是，新诗发展到今天，却出现了令人尴尬的境况。正如南鸥所评价的那样“……整个汉语诗歌现场，真正是有精神立场与人文品格的作品，真正与这个时代的存在图景、血肉相联的文本，真正获得一种刀锋般真切体验的作品真是凤毛麟角。”而正是在这个时候，我们却看到了严观先生，“一个有着深厚理想的，集现实主义和浪漫主义于一身，充满着强烈的社会责任感和爱国主义思想的诗人。”看到了《一带一路·华夏神州》为“我们徐徐展开的历史巨幅画卷”，听到了他“从容而坚定、智性而冷静”的“宏美的声音”。
这部3万字的宏篇巨制，是由《丝绸之路》七章和《郑和下西洋》八章两部分构成，堪称史诗性作品。
这是一部辐射着宏大信息量和厚重历史感的作品。
全诗从公元前221年，秦始皇统一六国开始，重点围绕影响和改变历史并促成人类文明史发生重大转折的重大历史事件——西汉丝绸之路的开凿和明郑和下西洋，向人们再现了汉武帝刘彻、张骞、卫青、霍去病、司马相如、司马迁和明成祖朱棣、郑和、王景弘等一系列历史人物和相关的历史事件。并通过历史的客观陈述、人物的主观独语和作者的二度创作，向世人展示了古代中国对外开放的渊源；人类征服海洋的壮举；中外各国间交流交往的历程。在严观的笔下，人们仿佛回到了“旗幡林立、泛白的照片般的远古”，看到了汉武帝“平定闽越、南越、卫氏朝鲜,开发西南夷,经营西域,开辟丝绸之路”的赫赫武功和雄才大略。在“暗淡了刀光剑影，远去了鼓角争鸣”的思绪中，眼前浮现出一串串熟悉的姓名。张骞的执着、坚忍、不辱使命：“未知多么凶险，未知如此迷人，拿着短刀，我敢于跳入蛟龙出没的深潭，插上翅膀，我不犹豫飞向虚渺的太空。敌人，我用豪勇制服，面对死亡，凛然不惧；承诺，就是玉律，守信，就是金科。马背上，尽情驰骋，步行中，一如骆驼。”“这个世界多么阔大、遥远, 似乎永远走不到尽头。 天气多么恶劣,前方如此险峻, 疲倦、干渴、饥饿, 豺狼、虎豹、毒蛇, 我一次一次战胜！”开凿西域的先行者栩栩如生，跃然纸上。其他如卫青英武骁勇，威震大漠；霍去病勇冠三军，封狼居胥；司马相如辞宗赋圣，绿绮求凰；司马迁忍辱负重，史书绝唱，都被诗人以动人的笔触，丰富的想象，浓墨重彩地呈现出来，恰如一部引人入胜的诗剧，在宏伟壮丽的历史背景下，展示出动人的风采。
第二部《郑和下西洋》，以郑和和虚构的明成祖朱棣“海上之旅”为叙事线索展开。格调庄重凝练，结构紧凑有序。既注重人物内心世界的刻画和揭示，又与写实叙事的基调相融和。严观用诗人的笔触，展示了明代前期大明帝国的政治军事优势和开放的对外政策。尤其是郑和作为和平使者，他的七下西洋壮举，开拓了海外贸易，加强了中外文化、艺术、经济等各方面的交流，开阔了国人的眼界。诗中对上述方面的描写，曲折、细腻、形象、逼真。让人有置身其境的感觉；而且就文本而言，也具有历史、自然、地理、文化、科技教科书的作用。
这是一部智性与感性相结合的作品。
诗歌创作最难的是如何协调理性和感性这对立的两极，实现人生经验诗情化和诗情哲理化的统一。穆旦在抗日战争时期曾提倡一种“新的抒情”，即“有理性地鼓舞着人们去争取那个光明的东西。”虽然，他是以“有理性”的标准，去批评一些诗歌以“过多的热情的诗行，在理智深处没有任何基点。”同时也批评少了激荡的情绪，理性过多的诗作。在我看来，严观在这个问题上是做了认真的探索，并付诸了实践。他的诗具有智性。这来源于他自身的生活感受和人生经验，但也并不满足于这些生活感受和人生经验的获得；他更不愿意以直白的方式去表现这些感受和经验，而是将这些感受和经验加以提炼，并通过想象逻辑将其升华为理性，于是使作品获得了智性与感性的有机结合。严观的诗作中，理性和哲思时有闪现。他的诗作大多具有客观与冷静的知性维度，并由此呈现出“智性”的语言特色。“时代转眼就到了当今，也有人曾经尝试把握某一种存在，也有人毫不眷恋，革新与保守，各以自己的方式啜饮过去之水，回忆定格，是那么确定无疑。而羁旅中的行者，还在抚摸驼峰上的珠宝、搭袋里的美人，那远去的城垛,宫阶上的饮宴，犹如沙滩上的弃舟，仗剑侠士的茫然四顾……”诗人在这里十分冷静地用夜郎王牂江边的独语来烘托斜晖中的夜郎国废墟。在冷眼旁观中审视历史的必然；而诗人的情感在这种间接的描述中呈现出智性，感受升华为理性。
这是一部尝试诗体解放的有益实践。
“诗体解放”的口号始于胡适。它源于梁启超1900年首倡“诗界革命”，更早当追溯黄遵宪所倡导的“我手写我口”，“言文一致”说。胡适在《谈新诗》中说道：“中国近年的新诗运动可称得是一种‘诗体大解放’。因为有了这一层诗体的解放，所以丰富的材料、精密的观察，高深的理想，复杂的感情，方才能跑到诗里去。”诗体的解放正是20世纪中国新诗理论的滥觞。虽然胡适的“诗体大解放”在中国新诗发展史上具有奠基作用，是当时时代精神的体现。但他的偏颇之处在于，“解放”仅仅是从语言文字的层面来理解这一文学革命。却忽视或丧失了诗人的主体性与艺术想象力。“而‘用朴实无华的白描’等写诗之法又极易将诗变成对生活的机械复制。”在这方面，郭沫若、宗白华等诗人都从各个角度论述诗体解放和诗体变革的可能性。但是，诗体的解放与变革必须伴随着新诗的发展逐步实现。而在诗的观念变化，诗的艺术审美本质，诗歌把握世界的独特方式，诗人的艺术思维特征，诗歌的艺术语言等多个层面上，这一任务还远未完成。严观显然是注意到了这个问题。在他的诗歌创新中已开始进行了有益的尝试。特别是注重了主体性的强化。
作为认识者的主体，是肉体、精神与社会性的三位一体，但“诗的创作主体，不是一般人，而是具有系统审美观的诗人。”正如黑格尔所说的“诗的想象，作为诗创作的活动，不同于造型艺术的想象……在诗中起主导作用的是这种精神活动的主体性。”但丁说的更形象：“我是这样一个诗人，当爱情激动我的时候，我按照它从内心发出的命令，写成诗句。”当然，强调诗歌的主体性，并不意味着诗人的不同层次的情感都值得入诗。在黑格尔看来，诗歌以表现主体的情感为主，但主体的情感不应是褊狭、妄诞的，不应与民族精神脱离，而要经过理智的思考。一如普希金所坦言，“我的永远正直的声意，是俄罗斯人民的回声。”正如吴思敬先生所说：“一个真正的诗人必须自觉地把自己与人民与时代融合在一起，让自己的胸膛中流着民族的热血，让自己的脉搏和着时代的脉搏而跳动。这样，他的诗歌越是个性的，越是主观的，就越有普遍的价值。”严观的《一带一路·华夏神州》，正是在中国面临百年之未有之大变局，在习近平总书记提出“一带一路”的战略方针和“人类命运共同体”的命题之际，而奉献的一部气魄雄健，生力弥满，感觉新鲜的力作。作品既是诗人的个人情感倾诉，同时也包含着超越诗人个人的，具有时代特色、反映民族和人民心声的呐喊。
严观诗歌创作的主体性，首先表现在对传统诗歌模式的创新。这里的“传统诗歌模式”既是指几千年来的传统诗歌写作模式，也包括迄今为止的百年新诗曾出现过的写作模式。在西方浪漫主义和现代主义诗歌的影响下，“他将浪漫主义表现手法和抒情方式，迁移其作品中，拓宽了诗歌的内容与表达方式。”虽然如此，在他的写作中，仍习惯用简明的方式表达内容 ，不太习惯用繁复的解释和意象去阐明所谓的主题，这在《一带一路·华夏神州》中俯拾即是。有时又特别追求语言的朴实和形式上的简约。如司马迁的低语：“心之力即是宇宙之力, 恒永在, 变通也永在。 规律而成律法, 约束而有自由。 律法即道。 以强力和愚鲁破坏道的, 必被另一种强力所制。 设身处地,广被恩泽。节制、公允、慈善、和美。”又如郑和低语：“欣赏锋刃，势如破竹的完美；欣赏雷霆, 万钧之力的爆燃; 欣赏星辰, 不费燃油地长明夜空。 像风一样, 恒久吹拂山川林木; 像春雨, 甘霖遍撒植物的须根……”。严观诗歌创作的主体性还表现在对艺术特色的追求上。有评论家说：“‘神性’是严诗最具有魅力的特点。”他的这种 “神性”主要表现在强调自然的神性；更多的是描绘人与自然的关系。这在严观的其他诗歌作品中表现的更为突出和明显。
当然，作为非职业诗人的严观，他虽然在几十年的创作之旅中取得另人赞叹的成就。但就《一带一路•华夏神州》而言，也有值得商榷之处：如诗歌的整体风格似应更加一致；“诗家语”的锤炼运作似应进一步推敲；在结构上，第七节掠过西欧（演义）部分中的英法之战与主题关联不大，似应一带而过。不知严君以为然否。
“林外观林”之言，实属皮毛之见。但愿不致唐突上品，误导受众。庶几，心下稍安。


                                       郭兴文
                                 2020年12月26日


郭兴文,号枕石斋主。1952年生于辽宁盘锦。中国书法家协会会员，辽宁省文联名誉主席。当过知青，从过军，1976年复员后长期从事地方工作，历任县委书记、市委常委 宣传部长、市委副书记、省委宣传部副部长、省新闻出版局局长、省文化厅厅长、省文联主席等。幼时受父亲熏陶，喜读文史。工作后，坚持习书作诗，读帖研字，几十年临池不辍。曾应邀参加中国书协“著名书法家新疆采风团”。作品参加“海南建省30周年全国书画名家邀请展”和第1-7届《辽河情》书画展。《中国书法报》以《深耕文化传统，引领社会风尚》为题对其进行报道，并被中国书法报社聘为学术顾问。 出版有《往识集》(上下卷)。