城镇户口
本帖最后由 邓耘 于 2018-6-11 13:36 编辑城镇户口文/邓耘 曾记得我交了一个城里的女朋友她的父母很严肃很认真地询问我是不是城镇户口我以土地一般的诚实告诉他们我土生土长在山花灿漫的山沟沟就仅仅因为我是农民的儿子从此我就再也没牵住女友的手
不沾酒的父亲泥醉之后卖掉了家里那头曾立下过汗马功劳的牛搜罗了一生的积蓄让我吃上了每月定量供应的粮和油就这样一个泥水里滚大的山娃娃离家出走到如今我到底是城里人还是乡下人已无法追究尽管每年都要重复更换那个多余的粮油本我的名字早已在抽屉的某个角落生了锈
无法想象一纸迁移与我的命运有何缘由在城市喧嚣的街头我依然让赤脚亲吻着大地直立行走建筑工地的脚手架上和菜市场的瓜篓里奔放和盛装着我亲爱的乡音谦让着人和车的扁担草帽全是我可敬可爱的父老乡亲
尽管在城区派出所的电脑里有了我的名字但我依然会自豪地说我是农民的儿子钢筋水泥冻结了城市的每一个角落的生机却无法冻结我山一般的厚道水一般的朴实我那遗忘在城市虚伪和刻薄中的乳名依然在梦里被田野的煦风朗朗唤起
2000年10月于祁阳椒山公园作者注：九几年出现城镇户口买卖热潮，貌似城镇户口成了提升社会地位和身份的“法宝”，一时，少有积蓄的农村居民为了自己或孩子的“前途”和“发展”花大价钱争相购买城镇户口。而事实上城镇户口并没有象农民想象的那样带来美好，反倒让购买城镇户口的人们从此失去了赖以生存的土地。图片来自网络，如有侵权，请联系作者删除。
别让户口骗走农民土地
中国社科院农村问题研究中心主任------于建嵘
于建嵘认为，当前征地矛盾是农村最主要官民矛盾，而政治化推动城镇化让地方官员为政绩贸然取消户籍，更有征地藉口。
在舆论普遍声讨户籍制度，要求取消户籍，打破中国人身上的城乡枷锁时，研究者于建嵘收到的来信以及看到的情况，让他很想给热潮泼一杯冷水：“万万不可简单地取消户籍制度，而是要厘清户籍背后的利益关系，解决户籍背后的问题，否则反而是害了农民。”
于建嵘收到的来信来自甘肃省天水市麦积区：二零零二年当地政府“为了加快城镇建设步伐”，把十四万多农民的“农村户口”变更为“非农业户口”，但他们中的绝大多数人并没有脱离农业生产，也没有享受到城市居民的低保福利，却因此失去了农民原本享受的国家补贴政策。于建嵘说，这样的情况显然不是个案。
二零零四年取消农业税后，征地矛盾已经成了农村最主要的官民矛盾。群体性事件多发，上访多发。于建嵘担心的，正是在政治化推动的“城镇化”背景下，地方官员为了政绩贸然取消户籍，反而成了征地的藉口，让农民的处境雪上加霜。
以下是亚洲周刊对于建嵘做的专访摘要：
你提到过，如果仅仅把户籍改革简单化为农转非农户口，伴随而来的往往是更“顺理成章”的征地，把农民变为一个有城镇户口的失地农民。在其他条件并不配套的时候，怎样才能杜绝这一情况？如果不是这样，户籍改革又该如何进行呢？
户籍改革是一个非常复杂的问题，一定要看见背后许多利益博弈的问题，不能很理想主义地说就要取消户籍。把你变成城里人不叫改革户籍制度，户籍背后有很多利益，这不是叫不叫农民的问题，还有附带的养老保险、小孩上学，很多城里人，也没有享受这些东西。天水农民来上访，说把我们改成城里人了，我们什么都没有了。农民没了土地，成了种地的“城里人”，城里的福利得不到，农民的优惠得不到，搞政治的人笑了，有数字了，你看，我们有这么多人“城镇化”了。城乡二元结构，在中国有个特别的背景，在城镇化的过程里，二元化结构怎么破才是一个大问题，户籍改革只是其中一个方面，城里人内部还有流动问题，需要整体综合性来考量。
今年中央一号文件专门提到新生代农民工问题。你觉得是什么动因让中央政府开始注意到这个问题？在政府可能的计划中，是否能看到一个改革时间表？
农民工从农村往城市转移，城镇化是必然的问题，为什么在中国，现在变成了一个受关注的大问题，很重要一个背景，是新生代农民工的出现，以及这个群体对社会稳定的影响。第二代农民工，他们与第一代有区别，第一代农民工从田里出来，种过田，他们对农业、对农村是有理解的，他们还可以往回走，而且他们普遍忍耐力更好；第二代农民工很多是直接从学校进入城市打工，没有种过田，对农业没有感受，也没有想到回去，但他们又在城里扎不稳脚跟，他还会与城里人比较，忍受能力没有父母强。第二代农民工已经有七、八年的历史了，现在的确是时候提出问题了。你看，珠三角很多民工告诉我们，我不会回去，我们回去干什么？他们赚钱回老家建房，在老家讨老婆生孩子，马上又回到城市。他们已经构成了整个社会的漂移。
还有农民工二代，这是最早出来打工的一批人的孩子，这些孩子生长在城市里，他们根本就没有在农村呆过。问题越来越多，政府显然要从自己的稳定出发来考虑的。但那是政府的角度，我们应该看到整个社会为此付出的社会成本，从农民工本身的生存状态，从人性的角度来看这个问题，这种长期的大规模的家庭断裂，已经在形成综合性的社会问题了。至于说改革时间表，肯定没有时间表，拿不出来。我如果是深圳市市长，我怎么有动力去安置湖北的农民工？没有重大改革配合，比如土地制度，比如社会保险的保障制度，地方政府哪里来的动力？
你觉得有哪些方案是可以一步步剥离这些利益？
最重要的两个问题是社保和土地。其实，中央可以利用交换来激励地方政府。把土地变成农民的财产，保护土地产权，地方政府自然不敢乱来了。有了地才有资本来源，才有在城镇工作的第一桶金，没有那么多就为了喝酒就把土地卖了的农民，我们很多人不要假设农民是没有自己的利益计算的。不要说意识形态的东西，出发点其实就是保护农民权益。
户籍改革，不管你怎么改，不要用城里的户口把农民的土地骗走了；改革，是要增加他的利益，改来改去利益没有了，算什么改革？就算你是站在稳定的角度考虑问题，也要有个底线，要知道社会利益均衡，要警惕历史的教训。
（来源：东书房大讲堂）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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