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新诗：一个伟大而粗糙的发明 ——新诗百年反思谈片 沈 奇
摘 要：新诗是一个伟大的发明，也是一个伟大而粗糙的发明。新诗新了快一百年，是否还可以像现在这样“新”下去，确实是一个该想一想的问题。本文以不失学理筑基和内在结构的断想谈片之现代诗话形式，从新诗发生、汉语诗性、古典与现代、诗心与诗体等多个层面，百年回首，对新诗之“新”重新发问。最终提示：新诗在未来的路程中，到底还能走多远，还能拓展开多大的格局，很大程度上将取决于，是否能自觉地将“移洋开新”的话语机制与“唯新是问”的写作机制，置于汉语源远流长的历史传统之源头活水中，并予以有机融会与再造。
诗，是辨认一个民族之精神、思想和语言的指纹。——诗性汉语，诗意中国，这是认识中国文化的根本点。 一个民族的文化根性，来自这个民族最初的语言；他们是怎样“命名”这个世界的，这个世界便怎样“命名”了他们。 诗的存在，就是不断重返并再度重铸这最初的语言、命名性的语言。 1 新诗是一个伟大的发明，也是一个伟大而粗糙的发明。新诗新了快一百年，是否还可以像现在这样“新”下去，确实是一个该想一想的问题。 新诗是移洋开新的产物，且一直张扬着不断革命的态势，至今没有一个基本稳定的诗美元素体系及竞写规则，变数太多而任运不拘。当年作为形容词的“新”（以区别于“旧体诗”），今天已成为动词的“新”，新个没完。
是以有关新诗的命名，也不断翻新，变来变去，以致边界迷失，中心空茫，标准无着，本质匮乏，唯观念欲望上的标新立异张扬浮躁——由清明的新，到混乱的新，由新之开启到新之阻滞，不得不百年回首，对“新”重新发问。
作为一次伟大的创生，不可否认，是新诗让中国现代、当代诗人找到了表现中国人自己的现代感的言说方式。作为敏锐、轻捷、灵动、有效的新文学品种，新诗已成为现代意识和现代审美情趣在现代中国传播与高扬的主要通道。一切有关现代文学与艺术的先锋性命题，无不率先以诗为载体而折射，并作超越性的实验和导引。这一先锋意识，已成为中国新诗发展中熠熠闪光的深度链条。但这种言说要成为一门成熟而精到的艺术，恐怕还得走很长一段路——太多的仿写与复制，以及工具化、庸俗化的背离，使新诗作为一门艺术的发展，始终失于自律与自足，难得有美学层面的成熟至臻。
关键在于，如何走出“他者”的投影，重新认领“自我”的根性，从而不再重复见到作品却品味不到诗的遗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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新诗是一个新的起始。是现代汉语造就了现代中国人，我们只能用它来言说我们的“现代”，舍此暂时无路可去。 问题是，这个“新的起始”是以断裂与革命的方式得来，而非以修正与改良的方式衍生，其立足处，是否就根基不稳？ 新诗之“新”，比之古典诗歌的“旧”，看起来是外在形式的区分，实际上是两种不同诗歌精神或者说两种“诗歌灵魂”的分道扬镳。
尽管，当年胡适先生确实是经由诗的语言形式方面为新诗的创生打开的突破口，但母庸讳言，包括新诗在内的所有新文学的发生，从一开始就是一个“借道而行”的产物，本意并不在美学意义上的语言、形式之“道”的探求与完善，而在借新的“思想灵魂”的诗化、文学化之“宣传”，来落实“思想启蒙”与“新民救国”之“行”的。 推动新诗发生与发展的内在心理机制之根本，是重在“思想灵魂”而非“艺术形式”，由此渐次形成的新诗接受与欣赏习惯，也多以能从中获取所谓“时代精神”的回应为标的。这也便是新诗百年，总是以内容的价值及其社会影响力作为主要价值取向，来界定诗歌是否优秀与重要的根本原因。
而新诗的灵魂也确实因此得以迅速成熟和持续高扬，乃至常常要“灵魂出窍”，顾不得那个“肉身”的“居无定所”了。 先是要“启蒙”，要“新民”，要“配合中心任务”，要“反映时代精神”等等，继而要与“体制”抗衡，要与“国际”接轨，要与“网络时代”相协调等等，转来倒去，总有一个预设的“角色”与“姿态”在那里守候，总有一种“历史位格”与“主流方向”等非诗学的外部引力在那里牵扯，因而一路走来，多是以“道”求“势”，“势”成则“道”亡，循环往复，唯势昌焉。
受此影响，百年来每一时代之新诗发展，总是随潮流而动，借运动而生，导致诗人主体“自性”的模糊不清和诗歌艺术“自性”的飘忽不定，有心无斋，“与时俱进”，遂成时代的投影、时风的复制、时尚的附庸，乃至连“多元”也成了一个价值失范的借口。 沿以为习，大家都在“势”的层面踊跃而行，疏于“道”的层面潜沉修远，也便每每顾此失彼，或将“后浪推前浪”变成“后浪埋前浪”的“格式化”程序，唯“创新”为是，唯“先锋”为大，难得“传承有序”及“自得而适”了。 3
在“西学为体，中学为用”的现代汉语语境下谈“创新”，总体而言，是否基本上都只能是一种模仿性创新或创新性模仿？ 这样的大哉问，于现代汉语诗歌也不例外。 新诗及与其开启的新文学，自发轫之时便被“借道而行”所累，加之百年来新诗诗人所面临的现实问题确实太过纷繁与沉重，故唯现实主义和现代主义为首要取向，也是情理之中的事。但诗的存在，毕竟还有她非现实性的一面。古人谈论诗书画之雅俗问题，常常将过于切近现实之作归之为“俗”，即在强调艺术的审美功能和超现实性。百年新诗，人学大于诗学，观念胜于诗质；每重直言取道，疏于曲意洗心，一直是个悬而未决的大问题。
新诗移洋开新，本意在思想启蒙。前期多求时代之“真理”，当代多求日常之“真切”，唯以“情生文”为要，一直疏于对诗体之“文”、诗语之“雅”的商量培养。 要说真，人世间莫过于一个“死”字，人人明白的真，却依然人人都“伪”美着活下去——可见“真”不如“美”，虽是哄人的东西，却是实实在在陪着人“伪”活一世的东西。故许多“真理”都与时俱“退”、与时俱寂灭了，唯诗、唯艺术，万古不灭。
新诗的灵魂（诗心、诗性）已渐趋成熟，新诗的肉身（诗形、诗体）还处于生长发育阶段，远未成熟。 因此，就前者而言，可以说新诗已形成了自己的一些传统，自由、灵活、宽广，于求真求新之探索中不断发展的诗歌精神的传统。但就后者而言，新诗还无法证明自己有何可作为其标准与典律性的传统，而这，正是当下和未来的诗人们必须面对的历史使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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新诗的诗性，从一开始就完全不同于古典诗歌。 时至今日，诗是语言的艺术，语言是我们存在的家，“诗歌是语言的如何说的历史，而不是说什么的历史”（于坚语），几乎已成为一种常识为人们所普遍认同。但落实于具体的诗歌写作，在年少的新诗这里，却总是以“说什么的历史”带动或改变着“如何说的历史”，“灵魂”扯着“肉身”走，变动不居而无所不往。 这里的关键在于，百年新诗所处历史语境，实在是太多风云变化，所谓“时代精神”的激烈更迭，更是任何一个历史上的百年都无法比的，以至回首看去，百年新诗历程更像是一次“急行军”而难得沉着，更遑论“道成肉身”式的自我完善。
一百年间，新诗在社会价值、思想价值、生命价值及新的美学价值等方面，都不乏特殊而重要的贡献，唯独在“语言价值”方面乏善可陈。 换句话说，新诗百年的主要功用，在于经由现代意识的诗性（其实大多仅具“诗形”）传播，为现代中国人的思想解放和精神解放开辟了一条新的道路。但解放不等于再生，真正的再生，还得要回到语言的层面作更深入的探求。 新诗以胡适“诗体的大解放”为发端，且以“白话”继而以“现代汉语”为“基底”，以“启蒙”继而以“时代精神”之宣传布道为“激点”，“作诗如作文”，“作诗如说话”，只重“情生文”，无视“文生文”，一路走来，“与时俱进”，直至当代诗歌之“口语”与“叙事”的滥觞、“散文化”及“跨文体”的昌行，除了无限自由的分行，再无其他诗体属性可言。
故，新诗百年，虽有创世之功、造山之业，但具体到阅读，总是有诗多而好诗少的遗憾，读来有意思（意义、思想之意思）没味道，或者说是没了汉语诗质的味道，难以与民族心性相通合，这大概是大家公认的一个问题。
实际的情况我们也可以看到，有关历史的反思、思想的痛苦、真理的求索、现实的关切、良知的呼唤等等，在新诗的发展历程中并不缺乏，且一直是其精魂所在，甚至可以说无所不 在，但何以在国民的教化与人文修养方面收效甚微，乃至即或有问题，也反而常常要去古典诗歌中找答案、找慰藉呢？ 读古诗文，仅从语式语态而言，多是商量培养的感觉。而读现代汉语之诗之文，尽见真理在握而欲指点江山的戾气。 新诗大体是“时点（时代）记录”，读古典诗歌，到常常见得所谓“时空穿越”。
古诗中有千古，方能传千古，“与尔同消万古愁”；新诗多以活在当下，故总难免随时过境迁而失效、失忆、失传。 新诗之大弊，在“道”有余而“味”不足——“味”淡了，那“道”之质，也就日渐淡薄不存了。 常听诗歌爱好者说新诗有意思没味道，其根本原因，概源于此。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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诚然，现代中国人已经被现代汉语所造就，我们再也难以重握“那只唐代的手”，但身处今日时代语境下，在现代性的诉求与传统诗歌血缘的传承与发扬之间，能否寻找一些相切点，以提供新的语言体验与生命体验之表现的可能性，以再造一个与我们文化本源相契合的“精神家园”呢？ 语言是存在的家。我们照“他者”的图纸造了“自我”的家，住了一百年，似乎已住惯了。无传统成了最大的传统，无风格成为最后的风格，再经由教育注塑、驯养对位，早就“反认他乡作故乡”了。 只是独静处时，总有词不达意、言不由衷、“生活在别处”的憾意。 有如成长的法则不能替代成熟的法则，年少的新诗之过渡性的唯新是问，也不能因此就“过渡”个没完。 新诗无体而有体：各个有体，具体之体；汇通无体，本体之体；本体不存，具体安得久存？ 这是新诗一直以来的隐忧。
百年中国新诗，要说有问题，最大的问题就在于丢失了汉字与汉诗语言的某些根本特性，造成有意义而少意味、有诗形而乏诗性的缺憾，读来读去，比之古典诗歌，总觉少了那么一点什么味道，难以与民族心性通合。 由此形成了三度背离或转型（相对于汉诗语言的根性和古典诗质而言）：
其一，对字、词之汉诗诗性思维基点的背离，由汉诗传统中以字构（炼字、炼词）、句构（炼句）为重转为以篇构为重，忽略字斟句酌之功，缺乏“诗眼”的朗照，以至脸大眼小，面目模糊，难得眉清目秀之美； 其二，对汉诗语言造型性审美风范的背离，唯言志载道是问，重意义而轻审美，导致普遍的粗鄙化和愈演愈烈的散文化； 其三，对“天人合一”的背离，重于时代／社会之维而轻于岁月／自然之维，变“家园”的追寻为“漂泊”的认领，虽影响于当下，却难潜沉于未来。 汉语文学自古便离不开文字，离开字词思维，就没有了根本意义上的文学思维。也就是说，汉语是包括发声的“言”和书写的“文”原道共融、和谐而生的诗性话语，文字是其根本、其灵魂。故汉语诗学向来就有“情生文”与“文生文”两说。
新诗引进西语之逻辑语法、文法，过于讲求因承结构，不得已而先求篇构，再求词构、字构，只要谋篇有成，谋不谋词、谋不谋字便成次要。今日又迫于求更新的“新”，复引进所谓“叙事性”、“口语化”、“小说企图”、“戏剧因素”等等，实则都在谋篇上下工夫，以补因字（词）构、句构的缺乏所导致的文采之不足。如此，看似扩展了新诗的表现域度，但却再度将语词深陷于结构的拘役，不得自洽自明自雅致，是以滞而板、呆而木、繁冗而散漫，愈来愈背离了汉诗之美的本质属性。 汉字书法，“以形载象，以象载意，以意载韵，以韵载道”（雷铎：《饶宗颐书法展》序中语），方得以“一笔细含大千”。 此中的关键在“以韵载道”，即载“道”之“形”之“象”的“韵味”如何？书法如此，汉诗亦如此。
故，新诗比之古诗的根本落差，既在“道”之浅近深永，更在“韵味”之多与寡。
明人画家有一言：不懂诗人，不能写画。 此言作当下解有二：其一是说中国画是“写”不是画，区别于西方意义上的“绘事”；其二是说中国古典诗歌处处是“带着画的”（饶宗颐语）。此第二点借来反思新诗，实在是点明了新诗的“软肋”：有理趣而无画意，也就很难说什么微妙高华的意境了。 诗的发生，多起于诗兴。 古诗起兴，既生于“情”（“情生文”），亦生于“文”（“文生文”）；心动（缘情言志）而发为“词”动，落于文本，由字构而词构而句构而篇构；先由妙词佳句起兴，再牵引相互字句生妙意成奇境，发为新的生命，所谓 “语不惊人死不休”。 新诗起兴，多以“心”动为止（且是已被“现代汉语化”了的“心”），由情感而观念而主题，重在“情生文”，疏于“文生文”。落于具体写作，重篇构、重意义，而少佳句、弱意境。
新诗以无限可能的自由分行为唯一文体属性，其根由源于失去汉语字思维、词思维之诗性基本元素的约束，过于信任和单纯依赖现代汉语之“通用语言机制”而放任不拘。 如此看似自由，其实反而是不自由——写来写去，分（行）来分（行）去，只是一点点“同一性差异”；从分行等外在形式层面看去似乎千姿百态、千差万别，实则其内在语感、语态、语序之理路与品质并无多大差异——无数的诗人所作的无数诗作，都像是同一首诗的复制，或同一首诗的局部亦或分延，结果难免“彼此淹没”。所谓“人各为容，庸音杂体”，而“独观谓为警策，众睹终沦平钝”。（钟嵘·《诗品序》）
失去汉语诗性修为与文采美感追求能力的当代诗人们，遂二返西方现代“翻译诗歌”的借鉴，拿来小说、戏剧、散文及随笔的情节、人物、戏剧性、理性论述等“他者”元素，来“开疆拓土”以求新的“新”。而问题是，如此拿“他者”彩头充门面的事，是否到了只能是更加“降解”了自身的本质属性而导致诗体边界的更加模糊？ 在新诗一路走来的各个阶段，从创作到理论，始终没忘记强调“两源潜沉”，但实际的情况却总是偏重于西方一源，或者说是由翻译诗歌主导的发展模式。
故，只要新诗还以“新”为使命，只要新诗还依然过于信任并一味依赖现代汉语式的写作，而忽略对汉语本根之字词思维亦即汉字的元素参照，就永远处于被“危机”的追问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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百年新诗，轰轰烈烈，但到今日读“旧诗”写“旧诗”的仍大有人在，甚至不少于新诗人众。不是人家老旧腐朽，是留恋那一种与民族心性通合的味道。新诗没少求真理、启蒙昧、发理想、抒豪情、掘人性、展生命以及今日将诗拿来见什么说什么，但说到底，比之古典汉诗，总是少了一点什么味道，以致只有自己做的饭自己吃，难以作心意去招待人。或时而产生一些“直言取道”的精神感召和思想震动，却也与世道人心的根本改变无多大作用。 新诗以“启蒙”为己任，其整体视角长期以来，是以代言人之主体位格向外看的，可谓一个单向度的小传统。
其实人（个人及族群）不论在任何时代、任何地缘，都存在不以外在为转移的本苦本乐、本忧本喜、本空本惑，这是诗歌及一切艺术的发生学之本根，一个向内看的大传统。新诗百年，基本走的是舍大传统而热衷其小传统的路径，是以只活在所谓的“时代精神”中，一旦“时过境迁”（包括“心境”和“语境”之迁），大多数作品即黯然失色，或不复存在。这是新诗至今没有解决好的另一个根本问题。
一人，一族，一国，一时要发愤图强，必是于斯时斯地先堵了一口气、进而再赌了一口气起而行之的。如此，生志气，生意气，生豪气，也必不可免携带生出些“戾气”来。此一“戾气”，可谓百年中国之时代“暗伤”与国族“隐疾”，发展到今天，无须讳言，从庙堂到民间，教养的问题已上升到第一义的问题——此一要害问题解决不好，必然是谁也过不好，也必然难得长久之好。
“戾气”何以消解？唯有以“雅气”化之。而这“雅气”，从古至今，汉语文化中，总是要诗文来负一点责任的。 众所周知，古今汉字文化圈，连一片茶叶，也可由“药用”而“食用”而“心用”，终而达至“茶道”之境，洗心度人，功莫大焉。 反观烈烈新诗，却由最初的“药用”（启蒙）到后来的“时用”（反映“时代精神”），便一直停留在与“时”俱进之“势”的层面，难以达至“雅化”之道的境界，显然，其内在语言机制和心理机制是大有问题可究的。
好在“汉字”还在，不管承载汉字的“介质”如何变化，只要是汉字的“运行”，其“同源基因”的存在可能，就不会完全消解。关键是，如何在极言现代的喧嚣中，静下心来去认领这样的“同源基因”，以此为现代汉语的“思”与“诗”，拓殖新的“增长点”，以及新的运行格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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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国有句老话叫“安身立命”；身即形，无定形则无以立命。 新诗百年，至今看去，仍像个游魂似的，没个定准，关键是没有“安身”；只见探索，不见守护，只求变革，不求整合，任运不拘，居无定所，只有幽灵般地“自由”着。 如此“自由”的结果，一方面，造成天才与好事者“同台出位”的混乱局面，一方面，是量的堆积而致品质的稀释。
表面看去，新诗至今已空前普及空前繁荣，实则内里早已经被淘空了。
只见诗人不见诗，到处是诗没好诗，已成一个时代的困窘。有如我们身处的文化背景，看似时空扩展而丰富了，实际是虚拟的所在，真正导致的却是时间的平面化、空间的狭小化，以及想象力的弱化、历史感的淡化、生命体验的碎片化、艺术感受的时尚化…… 风潮所致，诗也难免“在劫难逃”，何况本来就“身”无定所而“道”无以沉着。
或许当下时代的现代汉语诗歌，依然还是更趋向于多样性而不求典律性之至臻完美，需要更长的时间来实现自己的潜能，甚而还包含着更多的没有开发的可能性。但必须同时提醒的是，在它具有最强的变化能力的同时，更需要保持一种自我的存在——本质性的存在。 新诗的变革空间，是否永无边界可言？在意欲穷尽一切可能的背后，是否从一开始起，就潜藏着一种“江山代有人才出”，不变不新便不足以立身入史的心理机制的病变在作怪，以致猴子掰玉米似的，总是只剩下当下手边的一点“新”，而完全失去了对典律之形成的培养与守护？ 现代诗本质上是“自由诗”。自由则生变，不变何来自由？但这种自由也许在某种有限度的约束下才会生发更有价值的成就，亦即只有具有一定约束能力的诗人，才有权并更有效地行使这种自由。
新诗毕竟还年少，该给他一个伸胳膊伸腿自由成长的时期，过早的局限或修正，难免会遏止其多样的可能性。不管其艺术形式上有多少缺陷，新诗还是负载了百年现代中国人，尤其是中国知识分子最真实的言说和最自由的呼吸，当然，也同时埋伏了背离汉语诗性本根和民族审美特性的危机。 问题是，我们该在何种时空和语境下，来指认与解决这种危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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经由百年来覆盖式的现代化注塑之后，我们陷入了双重的现代性焦虑：既怕失去世界，又怕失去自己——失去世界的自己是孤弱的，失去自己的世界是迷惘的。 当此关口，我们必须重新认识世界，我们必须重新找回自己。 使一切发生混乱的根本原因在于语言。 于是我们回到汉字来重新思考世界，思考诗，以此来改变我们的处境——不是改回去，也不是改到别处、他者那里去，而是改归汉字的、汉语的、中国的，超越了传统、现代以及未来而将其整合为一的。 诗的本质是对世界的改写——经由语言的改写，逃离普遍化词语的追赶，跳脱体制化语境的拘押，在时尚的背面，在公共的缝隙，写一行黑头发的中国诗，索回向来的灵魂、本来的自我!
“回家”是必须的，我们已离家出走得太久，以至于已认可这种“出走”为新的生存居所而不再有乡愁的烦恼，以至于让我们感到所谓“回家”竟有点“出家”的味道——而对大多数中国人而言，或者就整个当代中国文化境遇而言，与现代化以及全球一体化的“热恋”，似乎才刚刚“入境”，又何谈“出家”呢？
最终，静下心来深入考察，当代中国新诗整体而言到底缺了什么？ 一是缺乏更高远的理想情怀； 二是缺乏更深广的文化内涵； 三是缺乏更精微的诗体意识。
缺了这三样，再大的热闹也只是热闹，无实质性进步可言。
百年新诗的发展中，一直起重要影响和制约性作用的，有两个基本方面：一是文化形态，二是心理机制。包括对创作和研究两方面的影响。 也就是说，新诗在其发展中所不断出现的各种问题，有其先天性的“负面基因”所致，但更多则是后天的、外部的一些东西在起作用。前者尚可在发展中自我调节，后者则常常不易纠正。换句话说，新诗的语言问题，既是先天“仿生”性之内在发生机制遗传所致，也是后天“功利”性之外在发生机制影响所致。 其实对这一问题的认识，一直以来大家都是明确的，只是新诗似乎太年轻，有太多的青春元素、激情力量和现实诉求蓄势待发，难以在“道”的层面潜沉以求，只能随时代变化而潮起潮落。
与此同时，也为那些真正优秀的诗人和优秀的诗歌写作，提供了“反常合道”以求本体显明和自性所在的空间，有志者自会上下求索而潜行修远。 我们经历了一个普遍放任的时代，因而，控制、提高和浓缩，便成为必然的重涉——对经典的重涉，对传统的再造：创造一种新的规则，并拥有号召力，而不是任何他者（西方的或我们前人）的投影或复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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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这个一切都走向“不归路的时代”（海德格尔语），语言上升为中心问题：于现代哲学如此，于现代诗学亦然。 现代汉诗的危机来自现代汉语的危机：以信息传递为主要功能的现代汉语，在本质上形成对汉字及汉语“诗意运思”（李泽厚语）的一种考验。而现代汉语诗人们也不可能转过身去，重返古典汉语的感知方式与表意方式，由此，如何在新的语言困境中确立新的语言立场与语言向度，遂成为一种挑战。
语言是存在的家。所有有关“文化身份”、“文化乡愁”及“精神家园”之类所谓“现代性”的问题，其实都是语言的问题。 但语言毕竟不是铁板一块，而是一个不断变化和生成发展中的活生命体。有如我们人的生命历程，既有先天“基因编码”之规定性所限，也有后天“养以移性”之创造性所变。诗及一切文学艺术的终极价值所在，正是在语言的规定性和发展性之间，起着保养、更新、去蔽、增殖而重新改写世界的作用。
故，新诗在未来的路程中，到底还能走多远，还能拓展开多大的格局，很大程度上将取决于，是否能自觉地将“移洋开新”的话语机制和“唯新是问”的写作机制，置于汉语源远流长的历史传统之源头活水中，并予以有机的融会与再造。 2015年7月改定于西安大雁塔印若居
【原载《文艺争鸣》2015年第8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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