对当代诗歌的现实低评价


一直以来，人们对当代诗词的整体成就的评价是偏低的，人们普遍认为相对唐诗宋词的高峰而言当代诗词差不少，因而忽视当代诗词的价值。如果作为一种鞭策来看，谦虚和批评是必要的；但如果评价过低，对当代诗人们来说，就是极度不公平的。
当代中国诗人们为中国文化做出了远比社会所评价的要高得多大得多的贡献，我们当然不能让这种全新的贡献埋没。鞭策是要有的，但肯定也应该有。没有鞭策，就缺少前进的动力；而没有肯定，就会失去自信。
当代诗人和当代诗歌的艺术成就，被严重低估了。对当代中国诗歌整体的艺术成就进行准确的、公平的评价和定位，对当代诗人、整个诗歌界都是极其重要的，对当下的文学尤其是诗歌以及文化工作也是极其重要的。
客观正确地评价一个文学性的事物，从来就不是一件容易的事，而评价一个时代整体的成就会更难一些，而现在，我们终于有了经过现实的检验而成功了的方法。
为什么会出现对当代诗歌评价过低的现象？原因肯定有多方面，而我们只讲其中一个主要方面，那就是当代诗歌长久以来无法说服为数众多的将唐诗宋词汉文章视为不可逾越之高峰的亿万大众。
当大众主观上认为，唐诗宋词是不可复制的高峰，那你想要讲当代的我们所创作的诗词很在成就，无疑是要被群嘲的，人们读唐诗宋词就够了，哪有功夫理会现代诗词？而如果亿万大众都认为唐诗宋词虽是高峰，但可以被超越，那当代诗词的境况就会好很多。当代诗歌只要能做到一点，那么对当代诗歌评价过低的各方面原因都会瞬间消弥，那就是能够说服大众。
如果社会面于内用唐诗宋词来非理性地压制当代诗人们，于外用诺贝尔奖来压制当代诗人们，一说起当代诗歌来就被鄙视而又无力打破这种错误的鄙视，当代诗歌又如何能走出诗歌平台？而包括诗学界自身，对当代诗歌的评价，以前一直都是不敢与唐诗宋词比的，大家评价起当代诗歌的时候总是说数量已不少，但质量还有待提高，还没有出现重量级作品。偏见一旦形成，想要改变就会极其困难。几年前，即便是偶尔地小心翼翼地跟唐诗的少量名篇比一比，也会引起很多反弹和嘲讽，直到喻诗学的理论出世后，《龙山》一诗超33维的诗境被解构出来，这种情况才得以改变，即便是在管理不严的私媒上，连为反对而反对的嘲讽也不再出现了。当代诗歌中的作品跟盛唐名作相比，慢慢地变得可以被诗坛之外的读者接受了，这种情况只要一直延续下去，当代诗词就会变成像唐诗宋词一样被整个社会面认可并传诵。
早在2014年的时候，人民网采访王子居，那时候他就说中国当代诗歌不逊色于宋元明清。那个时候虽然喻诗学的维度理论没有出世，但王子居判断诗歌的艺术成就时还是有维度的直觉的，诗人的本能直觉让他如此认为。事实上，他凭着直觉早就做出当代诗人的作品不逊色于盛唐的判断了，但他还是低调地仅说中国当代诗歌不逊色于宋元明清，因为没有喻诗学的概念的时候，他也一样无法让别人信服，说当代诗歌超越唐朝只会引发群嘲。
这个问题困扰了当代诗人们很多年，而子居也一样被困扰了多年，但有意思的是，喻诗学的概念并不是从诗歌中得出的，子居是在创作中医学著作的时候，得出了喻学的概念，然后在将喻学运用到各个领域并出版数部著作后，才创立了喻诗学的概念。其实在《古诗小论》中提出喻诗概念时，子居之所以称中国诗歌为喻诗，是因为整体的诗歌可以像局、琴等演学一样，可以称为诗演，那个时候的喻诗概念，并不是现在喻诗学的概念，喻诗学的概念是在解构《龙山》的过程中才提出来的。我们对诗学的认真而深入地思考，其实都太少了，正是因为我们写诗的时间花得多，思考诗学的时间花得少，导致一直没有诗学理论的突破性创新，当代诗歌才会陷入一种困境。
在2021年喻诗学出版之前，子居也不敢高度评价当代中国诗歌。喻诗学是一门新创立的诗学，尚处在发展阶段，但仅就目前所发现并运用的维度，已经足以证明当代诗歌的整体成就已不弱于唐朝。何况喻诗学的理论和当代诗歌都是在前进发展的，是正在完善和壮大中的，而唐诗则是已固定的。一个不断增长的变量超越一个定量很多，是一件完全可期的事情。
用一个坚固的、无可反驳的、可量化比较的客观而逻辑的基础理论，完全可以解决当代诗歌所面临的过低评价的问题。
当一个基础理论足够坚固，它才能够不被推翻，当它无法用逻辑手段来反驳，它才具有说服力，当它可量化比较，它才能论断优劣高下从而进行排名。
喻诗学做到了这三点，所以我们才能尝试为当代诗人的诗词作品所取得的成就进行正名。目前看来，这似乎是唯一成功了的方法，即便是在充满争吵的私媒上，它也获得了无人置疑的成功。

事实上，子居对逻辑的严密性、理论的坚固性的追求，是超出我们想象的，他的著作中，对逻辑的一句话的论断，就曾流览数百万字的关于逻辑的论述，而仅仅是得出了一句话的论断。当我们认为我们在《喻诗浅论》《龙山》两书中数十万字的例证足以证明喻诗学的坚固性时，子居还是对从《诗经》到唐诗的各类喻诗进行了充分的比较，证实历史中尤其是唐朝名篇佳作的艺术成就和其维度大体成正比，然后才放心。
子居对唐诗的维度分析让我们看到，中国诗歌史尤其是唐诗中的诸多名篇，绝大多数都能解构出喻诗学的维度，王子居在《古诗小论》系列里讲了这一点，而在喻诗学创作出来之前，他选编的《唐诗小赏》，是通读900卷《全唐诗》选出来的，其中排在前面序列中的，亦都有更多的喻诗学维度。喻诗学对中国诗歌理论的最显著贡献就在于，它很方便于我们判断一首诗歌的艺术成就和价值。诗歌是感性的艺术，不免有人喜欢就有人不喜欢，有人喜欢杜甫的沉郁就有人喜欢李白的飞扬，在诗歌见解上，也往往公说公有理婆说婆有理。
喻诗学的维度的特点是维度的数量是数学的一种体现，两维往往胜一维，三维往往胜两维，虽然不能说绝对如此，但大体如此。
在喻诗学六部曲里，尤其对于唐诗七律第一、五律第一、五绝第一等公认或入选诗篇的解构，其实都证明了越是传唱广泛、被更多人推举的诗作，其维度就越多越高。古代喻诗中维度和艺术成就基本是成正比的。
古人没有喻诗维度的概念，但经历千年时间，他们所共同推举的名作，都是唐朝维度最高的诗作。
喻诗学用维度来解构诗歌的作法，是由千年历史的经验证实的，当然，它本身的逻辑也是严密可靠的。

另外，要强调一点，对于诗歌的艺术比较，并不是只有喻诗的维度数量，子居在《唐诗小赏》里，对于五绝列出的20个序列，也是一种层次、风格、特质的比较，量化比较并不局限于喻诗维度。

评价体系的现实重要性


中华文明在数千年的农耕文明时代，一直处于领先的地位，表现在文化上，就是非常自信，百家著书，基本上只讲论断，不做论证，因而就缺少基础理论。而现代社会经历了工业文明时代、信息文明时代，缺少基础理论因而也缺少评价体系的弊端就显现出来了。
很多领域内都存在评价体系，无论是管理学中的业绩考核，还是科技运用中的评价体系。近现代的评价体系大约是从科学和商业中发展来的，比如一个产品获得各种质量认证，这种认证就是某种评价体系认可的表现。
过去几十年中，中国的产品都要努力获取欧美的认证，因为获取认证意味着打开了国际市场，而要想获取认证，就必须以认证方的标准为标准，从而整个产品的各个环节，从科学研发到产品指标，全部要符合认证方的认证体系，从而产品的全环节，也都进入了认证方的认证体系之内，也就是说，我们的生产不是以我们的意志为转移，而是成为了认证方的评价体系内的一部分。而在市场竞争中，认证方的认证，某种程度上是能决定一个产品甚至公司的命运的。
人类对一个事物认知的规模大了、量多了，就会形成一个认知领域，而评价体系是这个认知领域发展到一定程度后才可能出现的，评价体系通常是一个认知领域发展到一定高度和广度后才产生的对本领域实现正确认知和评价的认知中的认知。评价体系是从某个事物的不断认知中产生的，但反过来，评价体系在很大程度上又决定了一个事物在诸多事物中的命运，尤其是它在历史中的传承，评价体系甚至能决定一个事物在历史中的消亡或延续。
中国是诗的国度，数千年来诗歌一直是中国最主要的文学形式，除了因为《诗经》是最早结集的诗集外，还有舜歌南风、汉高祖大风歌、汉武帝唐太宗等帝王主要创作的文学形式也是诗歌，这是一种无形的评价选择，当然最重要的，除了诗歌在古代就形成了《诗品》等较简单的评价体系外，最主要的是孔子对诗歌的评价，“小子何莫学夫诗！诗，可以兴，可以观，可以群，可以怨：迩之事父，远之事君，多识于鸟兽草木之名。”其中“迩之事父，远之事君”的社会功用的定性，更是诗歌地位的决定性定义，虽然孔子对诗歌社会功用的评价远没有形成一个理论体系，但由于儒学是汉武帝时期就确定的中国古代整个国家的主要学说，孔子仅仅几句话就足以成为两千年最权威的评价。而前面几十年，诗歌尤其是古诗词遭遇广泛的甚至带有恶意的贬低，恰恰是因为失去有力的评价体系的支持。
而中国的其他文学形式，无论是散文、传奇小说、戏剧，似乎都没有形成像《诗品》那样的哪怕较简单的没有基础理论做支撑的文学评价理论。至近现代中国文学开始出现文学评论，而近现代中国的评价体系，其实都是以西方的评价体系为蓝本的，即便是产生评价体系的事物本身，如小说、白话诗、戏剧等，基本上也是参考、学习西方文学的，也就是说，除了古诗词一直坚守中国自古以来的传统外，其他文学、艺术形式不但需要以西方的评价体系为标准，就连文学形式本身，其在灵魂的本质上也是西方的文学形式……
即便是古诗词的赏析评价领域，我们从《诗品》等古代诗学评价著作中发展出的新内容也很少，当代一些论者对古诗词的理论和评价，成规模的反而都是以西方现代文学的基础理论为蓝本进行的理论创新和评价，而西方现代文学的基础理论对中国古诗词其实是并不能很好地兼容的。
当然，不排除我们创作的质跟量都超过发端者，从而反客为主的可能性。
我们现在的文学在创作西方文学评价体系标准下的内容，跟唐朝人晁衡写唐诗是一个道理，掌握话语权的直接表现就是掌握评价体系，而反过来一样，掌握着强大的评价体系，也就掌握了话语权。强大的评价体系可以让其他人主动加入这个体系，成为体系的一部分。
中国自近代史以来，由于没有跟上世界科技、文化的步伐，在各个方面都有一些缺失，文化、文学领域，更是缺少自己的评价体系尤其是理论性的评价体系和标准。而在古代，因为缺失基础理论，自然也就缺失评价体系。
中国文化需要以东西方合璧的形式，建立新的理论评价体系，否则在文化、文学、艺术层面，就只能永远跟着西方走，在认证方的评价体系内创作。而只有建立自己的新的理论评价体系，目前的诸多文学形式，才能成为中国自己的文学形式。
在当今，我们应该充分认识到评价体系的重要性。
评价体系虽不是事物本身，但却能决定事物的命运。
如果我们要讲中国古代的评价体系，那么学术性的评价体系几乎是空白的，中国历史上比较知名的评价体系，都是非学术的，而与实际运用有关，比如战国时期秦国建立了军功评价体系，隋唐时期建立了科举制度，到了宋明时期，评价体系偏向于科举，于是军功评价体系就成为次要的评价体系，军队出身的地位就远不如军功评价体系占主要地位的时候。
秦汉唐时代，由于政府重视开边，军功评价体系就占优。于是在初盛唐时期，在文学上就出现了边塞诗。杨炯在诗中说：“宁为百夫长，胜作一书生。”就是初盛唐时期军功评价体系占主导地位时才有的军功建业比读书要快的思想意识的体现。宋朝重文抑武，就没有成规模边塞诗的出现。
决定武和文地位的，并不是军人和文人本身，而是采用的评价体系。而由于中国古代文化传统不重理论论证，所以事实上很难评定一个评价体系的优劣。
在文学中也是一样的，采用什么样的评价体系，也决定着一种文学形式甚至一个国家的文学的地位，也自然决定着一个国家的文化能否走出去。
以诗词而言，这种文学形式是其他字母语言所不能共有的，当然不会去理解它，也自然不会为之建立相应的评价体系。这种情况下，中国的诗词就会始终游离在当今世界主流的文学评价体系之外。
诗词自身已建立起来的评价体系，如《诗品》等，虽亦有其独特的价值，但却不是一个完美的博大的评价体系。中国古代文化传统重经验，不重逻辑、原理和论证，同样的道理，《文心雕龙》也未能建立一个逻辑关系、逻辑架构紧密圆满的体系，尤其是与西方语境未能共通。
如果中国的文学想要提升与之匹配的地位，就需要建立自己的理论评价体系，这个体系不可能由别人完成，只能由中国学界自己建立。而只要是按照别的理论评价体系来评价我们的作品，就注定会只能处于从属地位。
如果中国的文学评价体系想要与西方主流的文学评价体系接轨，就必须运用逻辑论证。
而中国古代在漫长的农耕文明时期，一直处于领先的地位，文化也非常明显的先进与不同，这种领先地位决定了，中国传统文化是强势的文化，不需要解释、论证，因而就形成了只讲论点，不重论据，更不论证（因而缺少逻辑）的传统。但在工业文明时代、信息文明时代，中国文化就失去了天然的说服力，缺失基础理论乃至评价体系，与西方庞大的基础理论和评价体系相比，显得十分薄弱和脆弱，就形成了当代中国文化和文学的困境。
很显然，中国文化十分迫切地需要融合东西方的基础理论、评价体系，建立更好的、实用性更强的基础理论和评价体系，而喻学是其中的一个有效的尝试，它从贯通古中国中医学、诗学、易学及诸多演学的象学中抽象出喻的概念，除了在医学层面成功地实现了对中西医的整体贯通融合外，其在诗学层面则建立了多维贯通的诗学体系，从而实现了客观准确地对中国诗歌与世界诗歌的比较评价，因而能够成为一个目前来看极为有效的、易于运用的诗学评价体系。
现在看来，除了诗歌本身的艺术成就达到了一个高度外，当代诗歌在诗学评价体系方面，也走在了中国诸多文学、艺术形式的前面，再一次成为了一个时代文化、文学的领跑者。对于文化复兴来说，领跑者会得到更多的重视，发挥更大的作用，做出更大的贡献，以此而言，当代诗歌界还需要付出更多的努力，做出更多的工作。反过来讲，这对中国诗歌也是一个很好的发展的机会。