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读蔡旭《家乡味》的别韵美感
　　                                                                    文/彭林家
　　散文诗是一种文字精美的哲思体裁，在内部韵律的跳跃与穿行中，伴随着字符音韵的波浪节奏，逐渐让诗的情绪幻想和诗意的散文性细节，在心魂情魄的融合中，不断地释放着社会影像的映现。蔡旭的《家乡味》（组章）（原载《海诗刊》2016年10月17日），就是一组题材丰富，形式短小灵活的散文诗。如《咸咸的乡愁》的起笔：“从小在海边长大，吃着鱼长大。”首先交代主题背景下的语言环境，如同一曲旋律的前奏，接着以“海”为切入点，便开始具体而深入地完成意境的塑造：“当然是最贱价的鱼，比如“狗母”，面目狰狞，混身是刺。当然是醃的，新鲜的吃不到，也吃不起。之后几十年一直在外地晃荡。远离大海的城市，吃鱼是遥远的挂念。”
　　毋庸赘言，诗家注重思维嫁接的联想，用“狗母”的物质载体作为乡愁的神似象征，尔后，以“自我”的思维定势作为通感的手法，表达自我主体“超我”的思想情感，使文章蕴涵“挂念”的哲理，充满着十足的人性尘情，给人以“本我”的甜美向往，悠然地，感染着人之常情的真挚高度。由此精练的思维走向，必然引起诗人的心理回声：“每次返回家乡，母亲总说我脸黄肌瘦，一定是缺少鱼腥。吃了几天海鱼，面孔果然就圆润起来。好在后来我又在海边的城市生活，也告别了穷酸，鲜鱼成了餐桌的必备。”文本中的“黄”、“瘦”、“润”的因果关系的转折，并用“也告别了穷酸”的潜意识对话，加深了时空变化的主体效果。然而，作者的魄情余味不尽，便在心魂的引领下继续色散思维的七彩光线：“可是鱼档里很难找到“狗母”了，价钱太贱，摊主都不愿进货。更难见到这种咸鱼，据说也很少人醃制了。只能把它寄存在我的挂念里。寄存在远方的故乡，及更远的童年里。”显然，一个个意象在诗家的眼里，昔日的“狗母”已经跟不上时代的潮流，那么，这种心理的落差不仅仅是先入味为主的故土情怀，或者说是一种根性的原始情节，在意念的衍射中，不停地抖落着诗文的心情神意，从而，由一个时代进步所跌落的情感反思，导致作者在“气力之本，善恶之习”的根性上，悄悄的拨动现代意识的心弦。“有一次，好不容易才买到这种鱼，让我吃得兴高采烈。儿子却不小心遭到鱼刺攻击，由此坚决不再伸出筷子。有什么办法呢？”那么，这种使人如临其境的意象层面上，通过“儿子”的具体生动的形象，从侧面的描写里，抓住事物的特点和本质内涵，也是散文诗忌讳表面、正面、全面的切入角度。由此开头决定的节奏，一读就懂，越想越深，引起结尾的无限遐想，果不其然，在诗人简洁、准确、生动的文字下，再现蔡旭先生“第一句定位，最后一句出彩”的风格主张，创造一个出其不意的意境营造。“外地出生的人，我很难把他带回故乡。更做不到，带到我的50年前。”由此而凸显环境的客体与心灵主体的矛盾对垒，联袂着人性与诗道的对立统一。
　　事实上，人人的“自我”意识就像一座冰山，肉眼所看到的只是表面很少的一部分言行举动，而更大的内心领域却藏着更深层次的无形运动之中，如行为、感受、观点、期待、渴望、自我、应对方式七个层次。假如用萨提亚家庭治疗中的“冰山理论”，来揭示文本的隐喻。那么，诗家以栖息水域很深的“狗母”来隐喻，在时间挪移的背景下，先从最贱价的语气入手，进行各种形象的换喻，来窥视“冰山”中隐喻的乡愁，实现意象与意象合成的主体意境之道。
　　从艺术审美的角度而言，境由情生，情由境设，是一种相由心生，心由相设的理论来源；但是，要达到境与情生，相与心的统一，则是意与象交融之后的暗流花朵，好比水乳交融是一种空与色的合一。如果仅仅是靠“自我”的技巧来推动潜意识的“本我”潜行，是无法抵达审美“超我”意识的高度和宽度。所以，奉读《海诗刊》第427期【名家诗作】蔡旭先生的《家乡味》，不仅有着緑沁沁的自然情怀，召唤着生命的回归，而且也在社会属性的影像里，品味着人性情节的品德芳香。试读《虾皮情结》：“虾皮不是虾的皮，它就是虾，毛虾。海边长大的我，从小就知道，小小虾皮也是肉。那年月买不起虾，虾皮就成了家常美味。抓小把煮青菜，就有了荤素搭配。撒一撮进酱油汤，咸味立即变得鲜美。”这，一行行爽朗的文字排列在审美视野里，文字的气流走势于行云流水，是笔端流露出的元神精华，意味着“精”的搏击与“气”的流畅，也是意象与意境的锻造，像文本中的“虾皮”就是这一思维的反应。由此，洋溢出“抓”与“撒”的灵动气场，让思想情感转变成笔底藏峰，形成潜意识的意象反刍，抵达一种境界的高度审美，从而才会有一串串精彩的句子，灵显出诗人固有的诗魂情魄：“我也是吃海鲜长大的。——因了它，我才有了说话的底气……”无论是理、意、想、自然的四种高妙上，还是语言的缝隙和段落的衔接下，行文如高山流水，自然流畅。兼之散文诗是接近诗歌的抒情，作者又采用白描手法刻画“虾皮”的本相，因此，三言两语就能依风景或环境，间接揭示出事物的外貌、神态和“自我”的心理活动，使读者如见其人。因此，诗文中的尾句便有精彩的回味：“也许，是喜欢童年的滋味。也许，是喜欢有滋有味的童年。”读着读着，不经意之间，一种词性倒装的情绪回旋，又让绕梁三日的情节空间，穿梭在时光的连续轴上，更使情结的“自主性”在某种幻象的表现里，无意地完成文字与人性的灵性辐射。
　　从心法的诗道来说，观照万法可以任运自在，创作方法同样可以任性地驰骋。所谓文无定法，也就是不能像物质产品生产时要求那样，一切用按规定的图纸去制造，用规定的尺寸来量。反而言之，艺术的创造力就是需要在遵循“有章可循”的规律基础上，善于从条条框框束缚中挣脱出来，形成自我个性化的语言风格。蔡旭的散文诗就为我们后来者提供了一个思想轨迹的典范。你看《红心鸭蛋》的落笔：“外来者的天空，认不出哪一片是故乡的云。”细细品味，一个“外”字就便在陌生的田埂上，烙下语言反常强暴的印痕，甚至“还亮出了红心鸭蛋”。一个“亮”字又闪现目光惊讶的瞳孔，就不用说作者善于抓住通感的脉络：把视觉、听觉、味觉、触觉的表现手法和技巧，进行心理感受的互相沟通，一起合作来描绘事物的点点滴滴，惹来一串串诗意的句型，微妙地排列成一行行心灵的飞鸿，目送读者一个个审美的峰峦背影。所以，每每读到这样的精神象征符号：“怎样日积月累，才酝酿成一颗硕大的红润……也会有那颗红润的心愿。”我们就会情不自禁地为那“酝酿”、“硕大”、“红润”而惊叹欢呼，也就不会探究、思索、反问作者的功底渊源，究竟是什么内力的合成化成禅性合一的心法，蠕动笔头语言的呢喃：“不用讨价还价，它的诚实与我的欲望都不会打折。”那么，这些含情含道的句子，站立在主题的语境里，不仅是“神”的光芒点亮日子的平淡，而且也是诗家的采集、凝聚和酝酿，不断地糅合着意识与潜意识的意象，渐渐地形成的诗文化笔。故此，那么，这种心藏“神”的禅性，时而吻合着情绪的衍射，时而驱赶着情感的延伸，即便像风一样无形，也不是没有声音，犹如作者所说的：“即使像云一样在外面飘荡，也不是没有故乡的人。”
　　情悠悠，韵悠悠。悠悠的笔杆流动的风韵情致，在心理柔柔的流动中，诗人必然要以主客体的虚实契合，不断地揉动着时空的光亮，左右逢源，为读者表达一个由浅入深的哲理反射。例如，《故乡的味道》里的文笔：“让我平静的心湖，溅起一个叹号，又跌落一个问号”，试想，能够把心与标点符号联系起来的想象，一定就是某种精神进入一种无欲、无碍、无功利的平静状态下，越过“色”的鸿沟，进入“空”的原野；那么，这样的心境，事物的一切淳美和丰富性就会一一展现在眼前，也就是心理审美活动时的“虚静”状态。虽然万物的生命都是由“无”到“有”，由“有”再到“无”的演变，最后总会回复到根源的驿站家园，而根源则是最“虚静”的雪山莲花，也就是文本中的本质原型情节。自然而然，作者笔下的“水东芥菜的名声”就会在一种“虚静”的蕴藏中，灵显“故乡的味道”，尽管“明知它不是真的，毕竟它总算近似”。这，一真一近便是靠近“道”的本相运行。也只有诗家具有这种排除一切杂念，让心灵虚空并保持内心的宁静和澄明，才能以更明了的目光去观察污染的大千世界。
　　所以，初读先生的大作，就需要穿透生活的对话，拎起一篮子的亲情；再读就犹如捧起日子的阳光，闪射太阳照耀不到的月色，更何况这种接近于叙事体、情节体的散文诗，无论是在选材的人物、动物、植物，还是直抒胸怀、议论风生的写法上，都是在一种灵活的意识层面上，有条有理的挖掘潜意识的原始情结。也正因为大家是名家的理由，名家是大家的根源，就是善于把生活本体的白光，或者熟悉的视点白描成七彩的光影，即便你手里的光栅旋转任何一个角度，都将成为我们力所不能及的视野高度，有意无意，引起我们走进对影成三人的意识流程。如《炒米饼》：“60年过去，至今嘴边还挂着童年的味道。”先撇开炒米饼的制作、味道和历程不说，单单就是它的自我意义和历史的芳香就足以展开诗文的想象，阐述了炒米饼与故土的裙带溯源，所以，“友人从家乡寄来一箱炒米饼，唤醒了我的乡愁”。一个“唤醒”二字的韵味便是一种平常人觉醒的呼唤，折射出真善美的隐藏灵光。倘若从散文诗篇幅短小、浓郁的诗意、形象生动又有哲理的三个特点来说，那么，诗人在每一章的蕴涵就是无声地机锋语或禅话的神交，痒痒地挠着人与人之间的性情距离，需要固守自我的纯真，防御着外界的恶性感染。同时，也启示着我们不管用什么样的艺术手法，文字的本身没有意义，一旦融进了诗人的性灵变化，任何淡、浓、高、低的艺术手段，必须要合适地对接着时空的彩虹，把情绪的笔触盛开在情感的百花园，一朵朵地甄别其本身的秉性。由此红娘的细微、洞察和牵线而产生的敬畏和醒悟，我虔诚地捧起诗家一样的心境品读：“舍不得一下子吃完，每天都可以回到故乡”。
　　那样的舍不得，那样的渴望故土，便是一种真性的诗人所感染的大善和厚德，这样的美感也许是广义的审美意识，但是，狭义的审美感受，即审美主体对美的一种综合的感知、理解、想像、情感等因素的心理现象。如文本中的结尾：“从我的儿时算起，已保质了60年。从冼夫人算起，已保质1400多年了。”冼夫人(522—602) 是古代杰出的政治家和军事家，文武双全，韬略高超，是梁、陈、隋三朝时期岭南部落首领，被奉为“岭南人的神——冼太圣母”，周恩来称赞她为中国古代“巾帼英雄第一人”。那么，这种借助某种具体事物来体现某种抽象思维情感的象征媒介，强调用有质感的形象和暗示、烘托、对比、联想的方法，侧重于音乐性和韵律感，建立起与浪漫主义诗歌不同的象征主义诗歌美学。像文本的末尾构成审美意识的核心部分，便是这位史称“谯国夫人”的文本原型症结。虽然她因时代的阶级性、民族的个性、修养的嗜好，为我们形成不同的审美差异，但同样以共同的物质依据、心理需要、生理机能的共同特性，悄然地化成情感愉悦的契约，获得人审美活动的一致喝彩。这，便是一篇散文诗的社会意义的审美大视野。
　　无疑，伏读任何大诗人的至美文章，任何一朵艳丽的白云、花朵和野草，都是诗人揉捏的星辰弧光和个性化的家乡味，平静地，映照我们人之初的最美故乡。也正因为蟾镜的乡愁，时刻敲醒着我们，一旦进入色界平衡的现实矛盾，就要窥视一缕无色界的空灵曙光，也就是象征主义者所要抵达的“彼岸”真相。或者说，神望心中艺术的战利品，必然离不开无欲则刚的禅性心法，如同不退休的散文诗人蔡旭先生那样，旷达心德，淡泊名利，不断地进行生活的修炼和思维探幽的冒险，才能“动静二相，了然不生”，得以灵魂的藏性审视多彩的人生，骄傲地成为这个时代的精神代言。

　　                                                       （2016年10月19-21日江西万年）