不到黄河心不甘——“狂飙诗人”柯仲平的启示
吴思敬

【内容提要】被称为“狂飙诗人”的柯仲平是一位资深的**者，是党在文化战线上的一位忠诚战士。**者的身份和立场决定了柯仲平诗歌的思想内容和激情澎湃的艺术风格。柯仲平到达延安后，以“不到黄河心不甘”的精神，坚持不懈地走一条诗歌民族化与大众化的道路，创作了大量街头诗与《边区自卫军》《平汉路工人破坏大队》两部长诗，并全力推进诗歌朗诵活动，这种精神永远不会过时。柯仲平终其一生都对中国人民**事业坚贞不渝，对中国新诗民族化与大众化不懈追求，这是柯仲平留给我们的在为人与为诗上的双重启示。

【关 键 词】柯仲平；民族化；大众化；街头诗；朗诵诗

左边一条山，/右边一条山，/一条川在两条山间转；/川水喊着要到黄河去，/这里碰壁转一转，/那里碰壁弯一弯；/它的方向永不改，/不到黄河心不甘。[1]

这是柯仲平（1902—1964）长诗《边区自卫军》的开头。这个开头用生动形象的民歌语言，既显示了诗人坚定不移的**理想，也表明了诗人力图在新诗民族化与大众化道路上披荆斩棘、不断前行的决心。

柯仲平被称为“狂飙诗人”。这不仅由于他20世纪20年代曾在上海参加过“狂飙社”，更是由于他身上洋溢的火一般的**情怀。柯仲平的中学时代正逢五四运动爆发，他是昆明地区学生运动的参与者。20世纪20年代他前往北京求学，曾多次拜访鲁迅先生，受到鲁迅先生的亲切教诲。此后他来到上海，参加地下党领导组织的秘密活动。1930年，柯仲平加入中国**党，参加党领导的上海工人武装斗争，担任上海工人纠察队总部及上海总工会联合会纠察部秘书，曾被捕入狱，后经党组织营救出狱。1935年他只身赴日本留学，1937年8月秘密回到武汉，在董必武领导下积极从事抗日救亡活动。1937年11月，柯仲平经组织批准转到延安，受到了禁用词语同志的亲切接见。此后柯仲平一直在延安参加陕甘宁边区文化界救亡协会的领导工作。

从上述简历足以看出，柯仲平是一位资深的**者，是党在文化战线上的一位忠诚的战士。由此出发，才能深切理解“狂飙诗人”这一称呼的内涵。作为一位意志刚强的**者，他如同暴风雨来临前的海燕，抗争着、呼唤着，他的激情如烈火般熊熊燃烧，他的呐喊如惊雷般震天动地，他的精神世界是与“左联”烈士诗人殷夫、与抗战中拉响最后一颗手榴弹和敌人同归于尽的诗人陈辉联系在一起的。胡风说：“一个为人类的自由幸福的战斗者，一个为亿万生灵的灾难的苦行者，一个善良的心灵的所有者，即令他自己没有写过一行字，我们也能够毫不踌躇地称他为诗人。”[2]柯仲平就是胡风所高度赞扬的“第一义的诗人”，他首先是一个**者，一个“大写的人”，他把一生献给了中国人民的解放事业，他在诗歌中发出的“不到黄河心不甘”，是他献身**的誓言，也是他矢志不渝为民族解放事业奋斗终身的写照。

鲁迅先生说，从喷泉里流出来的都是水，从血管里流出来的都是血[3]。正是**者的身份和立场，决定了柯仲平诗歌的思想内容和激情澎湃的艺术风格，也解释了他何以要坚持不懈地去走一条诗歌民族化与大众化的道路。

一

1938年，陕甘宁边区文化界救亡协会成立了“战歌社”，把诗歌推向街头。战歌社由柯仲平任社长，成员包括田间、吕剑、公木、王平凡、戈壁舟、魏巍、朱子奇等。1938年8月7日，战歌社与西北战地服务团联合发表“街头诗运动宣言”，号召诗人利用墙头、岩壁等，创建抗战的、民族的、大众的诗歌。战歌社在旧时延安府衙门的高墙上办起了名为“战歌”的诗墙报，引起关注，延安街头诗运动就这样轰轰烈烈地开展起来了。据田间回忆：

一天，我和柯老（柯仲平）相遇，谈起西战团在前方搞的戏剧改革，也谈起苏联马雅可夫斯基搞的“罗斯塔之窗”，还谈到中国过去民间的墙头诗。于是我们一致问道：目前，中国的新诗往何处去？怎样走出书斋，才能到广大群众中去，走出小天地，奔向大天地？我们又一致回答，必须民族化，必须大众化，要做一个大众的歌手。
柯老随即便这样高呼：
写吧，唱吧！唱吧，写吧！
是呵，新的“普罗米修士”就在延安，就在这个圣城。
于是1938年8月7日，延安的大街上，便高高悬起一幅长条的大红布，上面写了一行醒目的大字：
街头诗运动日
不久，几乎是片刻之间，城门楼旁、大街小巷，写满了街头诗，诗传单。我大致还记得的，有柯老的《告同志》，以及其它许多墙头诗作。我自己，由于是发起人之一，自然也义不容辞，即兴挥毫，写了不少的街头诗，诗传单，有的写在墙上，有的写在红绿纸上，贴在墙上，如《禁用词语同志》《假使我们不去打仗》《呵，游击司令》《义勇军》等——[4]

柯仲平的《告同志——庆祝党的六中全会》（现已收录在《中国新文学大系1937—1949》中，以下简称《告同志》）开头的两节是这样的：

啊同志们！战呵战！/战到黄昏后，/夜吗夜深沉，/西不见长庚，/东不见启明，/我们指着北斗星前进；/在那夜深沉的时候，/我们党中央是北斗星。//啊同志们！战呵战！/你好好掌舵，/我好好摇桨；/不怕暴风暴，/不怕狂浪狂；/我们中国**党，/越在危急的关头上，/越有坚定的方向。[5]

此诗用夜色深沉中不见长庚星与启明星，流露出对北斗星的深沉向往；用狂风暴雨中的掌舵和摇桨，讴歌了在民族危急关头挺立的中国**党。这短促如鼓点的诗行，诗意与激情融合在一起，焕发出催人奋起的力量。这是柯仲平街头诗的代表作，曾写在当时延安城内大礼堂对面的石灰墙上，后在1938年11月1日出版的《文艺突击》第1卷第2期上发表。

战歌社的成员，诗人朱子奇曾回忆过柯仲平的街头诗在延安受欢迎的盛况：“‘战歌社’是当时延安成立最早的一个诗歌爱好者的组织。它的主要负责人是诗人柯仲平。柯仲平的许多诗，特别是为庆祝党的六届六中全会写的《告同志》和长叙事诗《边区自卫军》，很受欢迎，很有影响。同志们把他的诗抄得大大的，贴在当时延安活动的一个中心——府衙门墙壁上。那里经常围着一大堆‘抗大’‘鲁艺’学生和延安各机关干部及过路的人。他们争着阅读，不少人把自己喜欢的诗句抄在小本本上。”[6]

街头诗出现以后，受到热烈的欢迎，也受过轻蔑的嘲笑。对此，诗人阿垅曾在1941年所写的《箭头指向——》中满怀热情地为街头诗辩护：

笑街头诗是诗底堕落，好的！
你尽把自己关锁在那个象牙塔里吧，吃在那里，喝在那里，拉在那里，死，——自然也在那里了。
……
我们底理解是：原来诗是人间底的。把金身送入了那个沉檀玲珑雕刻的神龛，把瓶里那束鲜花移种于那片春风万里的原野，正像把诗发展到街头，那是，还给它那个原来应有的地位。
……
****的日子，血肉相搏的战地，是没有喘息的余暇的，既不可能低徊咏叹，更不需要低徊咏叹。
不懂得街头诗，那是他不懂得战斗之故；不懂得街头诗人，那是他不是战士之故。[7]

二

柯仲平和战歌社的诗人们，除了把诗歌写到街头，还通过朗诵的方式扩大诗歌的影响。这是由于诗歌从诞生的那天起，便是同歌唱与朗诵交织在一起的。诗歌通过朗诵，如同插上声音的翅膀，直接飞向听众，在诗人和听众之间架起一座心灵的桥梁，形成心灵的共振。正如阿垅所言：“从来没有一首诗，——甚至一句诗是哑的。朗诵，是诗底动域，不是诗底形式。所以这一运动，与其说是增加诗底种类的，不如说是开拓诗底世界的。”[8]

老诗人萧三说过，延安诗歌运动最初和最有力的发起人要算柯仲平，他是朗诵诗“放头炮”的呐喊人。柯仲平不仅热心写街头诗，而且喜欢朗诵、善于朗诵，希望通过朗诵扩大诗歌的影响。柯仲平自称，他的那首《告同志》，在干部集会时，他曾“朗诵过很多次”[9]。柯仲平的朗诵水平很高，热情澎湃，极富感染力。诗人朱子奇回忆过柯仲平朗诵《告同志》时的情景：“柯仲平同志的朗诵诗也是很有名的。他的奔腾的激情，火一般的诗句，与时代相合拍，与党的政策紧相联，情绪饱满，斗志昂扬，很鼓舞人心。”[10]诗人柯蓝则用生动的语言，再现了柯仲平朗诵的神态：“只见他把大胡子一捋，把手向空中一举，接着又把身子微微向前倾斜，马上用他略略有些沙哑，但却十分洪亮的声音，不停地朗诵起来。他根本不是用我们常见的那种朗诵方法，用平静的声调，一句一句地念着诗句。他，几乎是像一堆燃烧的烈火，用硝烟，用爆炸，从内心深处倾诉着，呼喊出他炽热的诗句。他这种独特、奇异的真正朗诵，不仅使我大受感动，而且马上使全场的人震惊起来。这时，诗人柯仲平带着满身的风、雷、雨、电，亲切地走到了我们中间。他马上成了我们群众中的一员，而且是很熟悉的一员。他很快就抓住了全场听众的心灵，人们不由自主地和他共鸣起来，会场上不时地发出一阵阵善意的笑声。”[11]

三

在热心于街头诗与诗歌朗诵活动的同时，柯仲平也在酝酿着长诗的写作。我们注意到，中国新诗史上产生于抗日根据地和解放区的几首著名的长诗，如李季的《王贵与李香香》、阮章竞的《漳河水》、张志民的《王九诉苦》等，均是在禁用词语同志《在延安文艺座谈会上的讲话》发表之后出现的，但柯仲平的两首著名长诗《边区自卫军》和《平汉路工人破坏大队》却是在《在延安文艺座谈会上的讲话》发表之前就已经出现了，这是由于他有写长诗的经验。1924年，柯仲平在北京上大学期间，就写成了他的第一部长篇抒情诗《海夜歌声》；1928年冬，又以大**时代为背景，创作了反映工农武装斗争的长篇诗剧《风火山》。这标志着二十多岁的柯仲平已具有驾驭鸿篇巨制的能力。而在延安的工作与经历，又为他实现创作长诗的想法提供了机遇与可能。是延安给了他高屋建瓴、总揽全局的视点，是抗日战争期间中华儿女可歌可泣的英勇事迹为他提供了创作的源泉。

柯仲平注意到，抗战时期边区人民为保卫家乡、保卫边区，在边区政府领导之下，组织了半军事性的抗日自卫军，其基本任务是警戒、放哨、盘查，配合边区政府或单独进行清除边区土匪、特务、汉奸等防卫工作，有力地保护了边区人民的生命财产安全，维护了边区社会的治安稳定。柯仲平为边区自卫军的英雄事迹所感动，于1938年“五一”前夜完成了《边区自卫军》，首次用叙事长诗的形式为边区自卫军打造了一座闪光的纪念碑。这**诗，以雄浑的气魄、奔放的热情，描写了边区自卫军英勇无畏的精神面貌。诗中，作者精心塑造了李排长和韩娃这两位自卫军代表人物，表现了他们的献身精神和英雄气概。原诗还有一个前言：“这是在边区工人第一次代表大会上听来的故事，后来，把这故事详细告诉我的，是工人代表林光辉同志。这诗写后，曾得到一位同志的最崇高的鼓励。我除深致感谢外，以后必然是更加努力的。我们的文艺方向是抗战的、民族的、大众的。这方向统一着我们文艺作品的内容与形式。我们正往这方向前进。这诗，可以用民间歌调唱。我愿将此诗献给我们边区的自卫军，同时也愿献给各地自卫军。”[12]

柯仲平还注意到，平汉铁路是当时重要的国有铁路之一，跨越河北、河南、湖北三省。抗战爆发以后，平汉铁路的工人建立了平汉铁路工人破坏大队，简称“平汉铁破队”，任务是破坏敌人的通信联络和铁路交通，以配合抗日。他们的英勇斗争给日本侵略者沉重的打击，对抗日军民则是重大的鼓舞。柯仲平的另一部长篇叙事诗《平汉路工人破坏大队》，便取材于平汉铁路工人的抗日斗争。1939年2月16日和3月16日，延安的《文艺战线》分两次发表了柯仲平的这部长诗，后由重庆读书生活出版社印成单行本。在再版序言中，柯仲平提到，他是把《平汉路工人破坏大队》的人与事当作中国工人阶级在反动势力压迫下英勇斗争的人与事来写的，即作为某种情况下的典型来写的[13]。这部作品是中国现代诗歌史上描写工人阶级战斗的最早的也最有分量的长诗之一。诗中描写**党员李阿根遵照党的教导，组成一支坚强的队伍，与敌人巧妙周旋，最终打败日本侵略者的战斗过程，让读者如临其境，深受鼓舞。

四

柯仲平在延安创作“街头诗”与《边区自卫军》《平汉路工人破坏大队》两部长诗时，有一个贯穿始终的指导思想，那就是对诗歌民族化与大众化的追求。

柯仲平延安时代的好友、作曲家张寒晖（谱写过著名歌曲《松花江上》《军民大生产》，广为流行）不幸在延安英年早逝时，柯仲平写了一首《追悼人民艺术家张寒晖同志》，发表在1946年3月24日《解放日报》上。这是一首用民歌手法所写的悼亡诗。诗前有个小序：“寒晖！《磨炒面》是你从城壕村学来的一首民歌。你顶爱这民歌的曲调。你教我们唱，还曾提炼她，用她来配你《打开脑筋》一剧里《军民合作》歌。今天，追悼你我也要用《磨炒面》，你顶爱的这曲调先为你唱一曲悼歌！”

文化山头葬寒晖，/一把土来一把泪！//你在这里开过荒，/这里把你来安葬！//含泪的黄土垒成堆，/哀悼的诗歌刻成碑。//一块碑，立延安；/一块碑要立在那——/哗啦啦啦，哗啦啦啦，/长流不息的——松花江畔！//你的歌：“松花江上”，/动员了我们——/成千成万，成千成万，/勇敢的人民——去抗战！/还有碑，纪念碑，/立在人民的心坎内。[14]

这首诗用作曲家最喜欢的民歌体作悼诗，凸显作曲家代表作的影响力，既是对作曲家的深切怀念，也表明了作者对民歌的热爱，体现的是诗人与作曲家共同的审美理想。

《边区自卫军》和《平汉路工人破坏大队》是叙事诗，叙事性强的诗如果控制不当，难免会产生散文化的倾向。由于柯仲平是用民歌手法写叙事诗，寓抒情于叙事之中，所以读起来仍然语调和谐，朗朗上口。像《边区自卫军》第三章对自卫军战士韩娃的描写：

韩娃为人强似钢：/打起来，/当当响；/用起来，/硬梆梆。//韩娃钢中也有铅：/铅性软，/打不断；/铅性有如相思调，/相思调子好缠绵。[15]

诗人用短促、简洁的句子，写出了韩娃集刚强与柔和于一身的性格，那就是对敌狠、对己和，从而彰显了韩娃丰富美好的内心世界与坚毅勇敢的英雄气质。

1938年10月，柯仲平的诗集《边区自卫军》由战时知识社出版。冯雪峰在署名孟辛的评论中指出柯仲平以更统一和更清新的诗的形式，在具现着中国大众的新生的生命和精神。他认为柯仲平是一个真实的大众的诗人，《边区自卫军》一诗，在全体的、基本的构成和谐上说，几乎是一篇民众自己天然地产生的民歌了[16]。1941年9月2日，朱自清在给牧野的信中说，柯仲平的《平汉路工人破坏大队》，有歌谣的明快，却不单调；并且用白话的音节，所以能够严肃[17]。臧克家在为《中国新文学大系1937—1949》（第十四集·诗卷）所写的序言中也说：“老诗人柯仲平到延安较早。一九三八年创作的《边区自卫军》和《平汉路工人破坏大队》（第一章）两首叙事长诗，歌颂了工农的英勇斗争，在表现形式上，吸收了民间歌谣的长处，是他的代表作。”[18]冯雪峰、朱自清和臧克家的话，表明了理论界与诗歌界对柯仲平坚持走诗歌创作民族化与大众化道路的充分肯定。

不只是在延安时期，柯仲平在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后还继续沿着诗歌民族化与大众化的道路前进。他热心学习民歌，意识到在诸多艺术形式中，民歌与音乐是最为接近的。所以他一直不断从民歌、从音乐中汲取营养。晚年的柯仲平写诗时有一个习惯，即怀抱一把月琴，一边唱一边弹，待找准了曲调节奏才在纸上记下来。这种颇有个性的创作习惯，体现的依然是那种“不到黄河心不甘”的精神，这种精神永远不会过时。毕生对中国人民**事业坚贞不渝，毕生对中国新诗民族化与大众化不懈追求，正是“狂飙诗人”柯仲平在为人与为诗上留给我们的双重启示。