治学的楷模，人生的导师——洪子诚先生的学术人格

文 · 吴思敬
我与洪子诚先生是20世纪80年代相识的，至今已有40余年了。接触较多、联系较为密切，则是到了21世纪之后。21世纪之初，首都师范大学中国诗歌研究中心获批为教育部人文社科重点研究基地，需要在全国同行专家中聘请学术委员会成员。洪子诚先生便是诗歌研究中心所聘请的首届学术委员会成员。自此，洪子诚先生多次莅临首都师范大学诗歌中心指导工作，我与他接触的机会就多了。此时北京大学成立了中国新诗研究所，谢冕先生任所长，洪子诚先生则负责学术工作。我当时担任首都师范大学诗歌研究中心副主任，分工新诗研究这一块。后来北京市教委又安排北京大学中文系与首都师范大学文学院的学术共建活动，于是首都师范大学诗歌中心与北京大学中国新诗研究所的合作就更为名正言顺了。正是在首都师范大学诗歌中心与北京大学新诗研究所（后来是北京大学诗歌研究院）的长期合作中，我与洪子诚先生有了较为密切的联系，从世纪初到当下，我与洪子诚先生的往来的电子邮件不完全统计就达230余封，约3.7万多字。正是在与洪子诚先生的密切交往过程中，我对他在学术上的贡献和为人有了进一步的了解。

洪子诚：《中国当代文学史》，北京大学出版社，2023
关于洪子诚的《中国当代文学史》作为中国当代文学史的奠基之作，以及洪子诚作为中国当代文学学科的领军人物所取得的成就，已有许多专家做出了充分的论证，下面我想侧重谈谈洪子诚对中国现当代诗歌研究所做出的贡献。
洪子诚对中国现当代诗歌的研究可溯源到1959年应《诗刊》社之约与谢冕、孙玉石、孙绍振、刘登翰等所做的《新诗发展概况》的编写。尽管如洪子诚所说，“《概况》本身可能没有什么学术价值，编写者后来的诗歌观念和对新诗史的看法也已发生很大变化”①，但“概况”的写作却注定了洪子诚一生与新诗发展的密切关系。1980年4月，洪子诚与谢冕、孙绍振一起在南宁出席由中国当代文学研究会等单位主办的全国当代诗歌讨论会，会上围绕年轻诗人一些探索性的诗作发生了激烈的论争。洪子诚虽未与谢冕、孙绍振一起公开表示对青年诗人探索的支持，但他在发言中对老诗人田间20世纪50年代后所创作的长诗《赶车传》提出了尖锐的批评。从而从侧方面印证了谢冕所说的，“我们的新诗，六十年来不是走着越来越宽广的道路，而是走着越来越窄狭的道路”②。
洪子诚对青年诗人诗歌创作的支持，突出表现在《中国当代新诗史》的撰写上。《中国当代新诗史》初版本1988年完成，1993年出版，为“崛起的诗群”设了专章，为“围绕《今天》的集结”设了专节。这是朦胧诗人的名字首次进入诗歌史。
当朦胧诗运动退潮，“第三代”或“新生代”诗人以集群的形式出现在诗坛的时候，不只是那些一向恪守传统诗学观念的评论家看不惯，就连一贯支持朦胧诗的评论家也对“诗坛的败家子”提出了警告，或者发出“有些诗正在离我们远去”的感叹的时候，洪子诚却提出，为什么我们不可以换位思考一下，“我们正在离有些诗远去呢？”洪子诚以一个文学史家的眼光，洞彻纷繁复杂的诗坛乱象，意识到“第三代”或“新生代”诗人的作品不仅进一步荡涤了那些功利的、教条的、非艺术的泥沙，而且也对他们的直接启蒙者构成了强大的挑战。正是出于这样的原因，洪子诚对朦胧诗之后的“第三代”或“新生代”诗人表达了深切的理解与宽容，毫不犹豫地把“第三代”诗群中的“非非”“莽汉”“他们”“海上”等写进了诗歌史。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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洪子诚、刘登翰：《中国当代新诗史》，北京大学出版社，2010
修史，尤其是修当代诗歌史，许多诗人以及他们的家属还健在，面对他们的入史情结与入史期待，洪子诚秉持自己的学术良心，坚持自己的学术标准，不唯上，不唯亲，不从众，乾纲独断，不徇私情，体现了他刚正不阿的学术品格。
另一方面，洪子诚又是谦虚的，乐于接受来自各方面的批评。1993年《中国当代新诗史》的初版本，在“‘复出’的诗人”一章中，是按照“七月”诗人群、“中国新诗”诗人群的顺序展开论述的。该书出版后不久，在文采阁举行了出版座谈会。老诗人牛汉出席了，在对这部诗歌史充分肯定的前提下，也对该书的叙述方式提出了意见。牛汉特别把对他列入“七月”诗人群表示不满，在他看来，“七月派”只是20世纪40年代的一个流派概念，到新时期以后早就不存在了，怎能还把他列入“七月派”中呢。面对牛汉的质疑，洪子诚一方面耐心地予以解释，文学史把经历、风格近似的诗人放到一起是为了方便叙述；另一方面，洪子诚认真考虑了牛汉意见的合理内涵，在2005年北京大学出版社推出的修订版中，另设“确认已凋谢的流派”一章，把“七月派”诗人作为历史上曾经存在，但后来已完成使命的一群来论述，这样就合理多了。对牛汉的论述侧重谈的是“**”期间写于湖北咸宁“五七干校”的《华南虎》《半棵树》《我悼念一棵枫树》等作品，并做出“在中国现代诗人中，牛汉属于那种坚持诗和人生一体的诗人”的判断。
2005年《中国当代新诗史》修订本出版后，青年学者霍俊明曾把修订本与1993年的初版本相比对，写出一篇评论。洪子诚读完后，给霍俊明写了一封信：
你写的评论《当代诗歌史》的文章读过。谢谢你花了这么多时间，对两个版本进行比较，特别赞赏你在学术的层面，对其中的问题、矛盾所做的分析。文章写得不错。这部修订的诗史，我自己很不满意。一直到最后，都找不到处理80—90年代诗歌的较合适的方法。另外，在文学史观，在诗歌观念，对新诗的想象上，也一直处在摇摆不定，充满矛盾的过程中，现在还是这样。所以，在这本书出版后，我已下定决心离开诗歌研究，诗只作为个人的某种爱好。我觉得许多问题，与小说、散文等文类是不同的。现在也才多少明白一点，本雅明为什么把诗歌划分开来的原因。所以，这部诗史中的自相矛盾，缺乏内在逻辑一致性，可以说是比比皆是。真正好的诗史，要由你们来做。祝好！
洪子诚 2005年7月10日
由这封信可以看出洪子诚对普通青年学者的关心和爱护，他虚怀若谷，耐心倾听年轻人的声音，并对自己的写作做出反思，结尾更是诚恳地表达了对年轻人殷切的期许。
洪子诚对中国当代诗歌研究的贡献除去表现在《中国当代新诗史》的写作和大量关于中国现当代诗歌的论文上，还体现在他对当代诗歌研究活动的组织与策划所做的工作方面。21世纪以来，北京大学新诗研究所、北京大学诗歌研究院与首都师范大学中国诗歌研究中心在香山、卧佛寺等地组织了一系列的诗歌理论的研讨会。如“新诗与浪漫主义学术研讨会”“新诗研究的问题与方法研讨会”“如何现代，怎样新诗——中国诗歌现代性问题学术研讨会”“诗歌批评与细读学术研讨会”“《中国新诗总论》学术研讨会”“新诗形式建设学术研讨会”“新诗与外国诗歌译介学术研讨会”“中国新诗百年纪念大会学术论坛”“《诗探索》创刊40周年纪念暨学术研讨会”等。这一系列的研讨会，有些就是根据洪子诚的建议召开的。至于进入到每次会议的筹备过程，他更是亲力亲为，无论是会议标题的设计，还是子议题的拟定，均融入了他的心血与思考。2018年9月，北京大学诗歌研究院与首都师范大学中国诗歌研究中心在香山饭店举行“中国新诗百年纪念大会”，四月份开始筹备。在筹备过程中，谢冕先生写了一篇激情洋溢的对新诗百年的“致敬词”，同时大致划定了一个研讨范围。我把谢先生的意见转给洪子诚后，他给我回了一封信：
思敬：
看了谢老师的题目，很宽泛，所以也就没有主题。虽然是“学术”会议，但因为是百年纪念性质，也无法具体限定。有两种方案，一是就是泛泛讨论百年新诗涉及的一些比较重要问题。另一是聚焦于目前新诗的状况。你看怎样好？当然也可以结合起来。我拟了一个很粗的想法，供你参考：新诗走过百年光荣，但也曲折的路程。在这个时候，犹如诗人所说，“我们一定要安详地/对心爱的谈起爱/我们一定要从容地/向光荣者说到光荣”。这次纪念大会的学术会议，主题是，在新的历史视野上对百年新诗的重要问题回顾的基础上，着重讨论现阶段新诗发生的思想艺术变革和发展前景。为了使议题较为集中，特拟出下列问题供参考：1.白话诗、新诗、现代诗、现代汉诗和华文新诗；2.新诗语境下的古体诗词写作；3.传统现代转化的探索；4.新诗功能、诗人身份、写作方式、传播媒介的变化；5.“当代诗”的概念——90年代以来新诗的形态；6.新诗典律生成的问题；7.外国诗的翻译和接受。这些问题也都是泛泛的，但好像也没有办法很集中。你修改补充调整吧。其实，以后要是有类似的学术会议，建议聚焦于90年代以来，特别是新世纪以来的“新变”上。这十几二十多年来的诗歌问题，已经是过去的那些所难以涵盖的。看明年有可能再展开这个议题吧。洪子诚 2018年4月20日
洪子诚的这封信，从文学史家的高度为百年新诗学案确立了研讨的总主题和子议题，并对如何开好类似的研讨会提出了希望。从中可以看出洪子诚严谨、求实的学风。最后的正式邀请函，就是据洪子诚所提供的文本的基础上加以调整而发出的。

谢冕 总主编《中国新诗总系》，人民文学出版社，2010
多年来，我与洪子诚有过不少次一起外出开会的机会。印象最深的是2008年4月《中国新诗总系》课题组在杭州西湖开定稿会。会议结束的那天，谢冕先生决定要实现他围西湖跑一圈的夙愿。我和洪子诚佩服谢先生的雄心，但没有谢先生的体魄与长跑习惯，便决定绕西湖走一圈。由我们所住的柳浪闻莺往西，经雷峰夕照、花港观鱼，再向北经苏堤、岳坟，到了楼外楼附近，接到电话，说是要吃饭了。此时谢先生已完成了围西湖跑一圈的计划，而我和洪子诚围着西湖只走了半圈。虽是在西湖景区，洪子诚走起路来，目不斜视，从容不迫，步子不紧不慢，其专注的神态令我至今难忘。如今我患腰椎病多年，想完成围西湖走一圈的梦想已不现实，只能在回忆中重温追随谢冕和洪子诚的足迹不断前行的那段难得的体验了。◎
2024年6月5日
✦ 吴思敬，首都师范大学中国诗歌研究中心