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文化的恐慌与诗意的游移 ——序尹俊《欲辨已忘言》 马启代
很多有点作为、悟到些真谛的诗人往往在某一时段需要翻几个跟头，陷在精神和肉体亢奋状态逐步消退时的迷茫困惑当然也是心有不甘的抗争中。诗人易杉说“激情与血性的写作，永远追问着人类的诗性；经验与智慧的写作，不断地确立语言的诗性秩序”。尹俊从诗集《装在瓶子里的婚纱》到这本《欲辨已忘言》正是这一自我演化过程的证明。如果说他第一部具有明显现代意识的诗集具有人文和审美的某些纯粹品质，那么显然，这部诗集有着明显的文化恐慌与诗意游移的特征。“欲辨已忘言”所透露出的信息让我感到，这并非陶渊明《饮酒》（其五）所承载的全部精神内蕴，“此中真意”满含着一个现代人文知识分子的辛酸、彷徨甚至无可奈何的洁身自好。事实上，当下的人间已无自由结庐的南山，更无开满南山的野生菊花。恰如我之前说过的，“在这个泛诗的时代，我们眼前飞舞的和耳廓萦绕的往往都是塑料花和嘈杂声”，熙熙攘攘的都是名利客。也正如此，我愿再一次为尹俊这样的诗人的探索提笔壮行。 我想首先说说“状态主义”的问题，因为在我看来，尹俊就是从“状态主义”起步的，也正是因为触及了这个概念，我对他的诗歌发生了更多的兴趣。在上一本诗集的序言中，我曾对尹俊冠名“状态主义”写作的几组诗做过一些梳理和概括，但显然只是初步的思考。是的，“状态”的确可能是概括“知性（思想）”脉络的关键词。但我并没有在“状态”和“状态主义”作为诗学范畴的概念上做进一步的探究，只是囿于诗坛肤浅化、庸俗化的事实和他个人的文本实际，从“难度写作”的角度做了一点简单的归纳，特别对他体现出的以“反思”为主线的“知性书写”和直抵日常生活真相的批判思维给予了肯定。他“状态主义”的系列组诗，更接近沈苇的“无边现实主义”的特征。其文本所到达的美学和精神水准似乎尚处在懵懂的阶段，不过他指向人性复杂性和历史审判性的笔触还是让我有所感奋。因此我认为，在尹俊的诗中，“状态主义”也许就是现代的批判主义，是饱含理性精神的自我拯救和人性觉醒，他从现实生存图像直接刺向了生命幽暗的深处。但看到这部《欲辨已忘言》，我感觉到尹俊并没有按最初显示出的路数来走，这本诗集给我的整体感觉是精神和审美上有了一个大转向，究其原因，我想就是开篇我所指出的，诗人陷入文化恐慌和诗意游移的状态，这无疑来自精神和诗艺逐步成熟的诗人对生命和历史的深刻审视。现代文化本身具有的异质特性以及与传统文化之间形成的张力在尹俊身上促成了一定的悬浮感和无所皈依的孤独，也就是说以儒释道文化铸造的诗魂在面对新的现实语境时产生了相对的文化撕裂而非认同感。这一点只要我们看一下他以“帖”命名的大量诗歌就会清楚，而那些以成语命名的诗歌则进一步强化了我的这种感觉，诗人尹俊开始以现代人的意识洞悉自身的文化血脉，试图找到自我救赎甚至人类共同的灵魂安顿方式，尽管这一切尙没有答案。而此时的诗人则从另一个维度上逼近了中国抽象艺术的本质，接通了古老东方的美学源流。正如王端廷在《状态主义——中国抽象艺术的特征》一文中所说的：“中国抽象艺术来源于西方现代抽象艺术的启迪和引领，但中国抽象艺术始终不是西方抽象的复制和翻版，也就是说中国抽象艺术有着不同于西方抽象艺术的本体特性。”他认为：“中国抽象艺术呈现的既不是‘形’，也不是‘意’，而是‘态’。也就是说，中国抽象艺术呈现的既不是‘形象’，也不是‘意象’，而是‘态象’。”事实上，尹俊也许对抽象主义在诗学上的实践没有专门的研究，但其由内而外的感受方式、注重生命体验的观念和对新诗表现形式的注重又将西方抽象艺术的“形式主义”和东方抽象艺术的“状态主义”（或叫态式主义——王端廷语）用汉语诗性语言统一了起来。 由此我们便不难理解诗人尹俊为什么要执意推出这样一部“八行诗”专集了。关于内容与形式的辩证关系也许是一个永远没有答案的问题，因为只有最伟大的经典才能将他们完整的统一起来，尽管那样的经典也必然带有历时性的缺憾。从诗歌发展史来看，体式标准的确立往往是文体成熟的重要标志，尽管以“自由”为魂的新诗至今-——也许永远不会有一种或几种基本固定的格式，但自新诗诞生之日起新诗人们对新诗格律的追求就从没有间断，闻一多及其后继者们的努力并非无的放矢，这脉精神实质上作为一种制衡的力量在矫正着新诗的步履，当下的新诗正是自由和格律交错对峙互相渗透的结果，它从另一个方面也为一代代处于同样文化恐慌和诗意游移状态的诗人提供了某种支撑。我这样说，是想强调“文化恐慌和诗意游移”不仅是诗人个体的必然阶段，也是新诗文体不断重临的起点。因为文化恐慌和诗意游移只可能发生在那些经受过西方现代化精神洗礼、本身又处在汉语诗学文化强烈吸附力的诗人身上，这一方面印证着他们自身素养的深厚，另一方面又凸显着一代人精神变化的艰难。这一深入骨髓的纠结又往往导向两个方向：汲取本土文化精神滋养和挣脱本土文化羁绊。而新诗形式的实验既是创新能力不足的表现也是创新能力积蓄力量的开始。当下“三行诗”“截句”“十四行”等的实验风潮不一而足，各领风骚，比起1986年诗歌大展时期各种流派的文体实践体量更为庞大——但因自媒体的便捷，其精神动能显然匮乏。由此我想到了原野牧夫所写的“二十四行新汉诗”，想起沈苇仿写的“柔巴依”。可以说，无论是英语世界的“十四行”和“柔巴依”的四行格式，都是一个时代一群人所形成的诗写习惯。沈苇在《波斯柔巴依与维吾尔柔巴依》中说“每一个当代的舌头都是接替古典的舌头而歌唱的。”波斯诗歌与我们源于六朝乐府和民谣的四行绝句此后的演化发展一样，我们曾有古绝、律绝、词曲等丰富的形式，波斯诗歌也曾有包含53种韵声和82种节奏的17种韵体。仅就尹俊的这本“八行诗”而言，其排列组合也有数十种不同的样式，每一种是否都与所有表达的内容水乳交融、浑然一体当然很难。但其潜隐在词语中的“意态”所呈现出的时空可能性应当受到支持。事实上，现代性从某种意义上说就像古典性一样也不过是一种现在时的形式，它既是过去时的状态，也预示了未来时的面目，更重要的在于，它与语言的同质关系决定了它可以具有的自由、开阔和包容的特性，它超越于技术之上的仪式感和气脉场域构成了对一个时代的诠释、成为留存于历史馆藏中的精神文化活化石，从而让人类幽微精妙的情感鲜活于时间本身可以与后来者对话。因此，尹俊对“八行诗”的专注写作，一定有着自己的想象和雄心。 是的，一个诗人从自由到自觉，再到自在，不仅是一个诗艺递进的过程，也是精神升华的过程，而承载这一切的毕竟还是“形式”——这一与语言同在的精神图案，只有它才具备了导引我们穿越古今、沟通人神的可能，而它是隐秘的、不可言说的，我们只能永远行进在路上，不断追寻那最完美的一种。但愿尹俊在这条路上不仅成为“独行侠”，也成为引领者。 不知所言是否得当。权为序！ 2018年初冬 明夷斋 （马启代，诗人，诗评家，“为良心写作”的倡导者，现为中国诗歌在线总编辑，“长河文丛”《长河》《山东诗人》主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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