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新诗经》诗人系列访谈录之李成恩
记者：高世现
记者：近来我算是做专访做上了“瘾”，而您接受采访也不计其数，其实，这对我们这次采访双方都是一个“挑战”，于您，可能很多问题您都答过了，而我则要问出“新意”，避免问老问题，希望透过这次专访，认识一个“全新的李成恩”！ 今天我除了听一听您近年来创作的独特感悟与思考之外，还是更多的去交流吧，闯开话题，天马行空，把专访做成一次对话也不失为一件美事。先说说您的近况吧。或最近计划。
李成恩：春节以后我一直处于忙碌中，您的访谈我很难抽出完整的时间来回答，拖了这么久时间，谢谢您的耐心等待。昨天我才给中国作协的会员刊物《作家通讯》交完一篇约稿，题目《写作与阅读的良辰美景》，《作家通讯》也是要我谈近况与计划。我的近况：整理我的新诗集《胭脂传》，完成其中的两首长诗，修改我的长篇小说，同时整理我的评论与访谈集。
阅读也是我的一大任务，本月要读完厚重的《2666》，罗贝托．波拉尼奥这位革新了拉美小说的叙事艺术的智利天才作家，我必须读懂他。还有一直没有读完的五卷本《资中筠自选集》是去年的年度好书，一位令我尊敬的女性前辈，她的良知与美正是我人生的榜样。还有一本马尔克斯的新著《我不是来演讲的》，听老马谈他自己，谈《百年孤独》，谈我们生活的这个世界，是一种享受。另外，章诒和老师――我尊敬的另一位女性前辈，她继《刘氏女》之后的《杨氏女》，我仿佛陷入了她的历史言说中不能自拔。其它书有《置身于苦难与阳光之间》，加缪散文集，杜小真与顾嘉琛译的。还有美国新锐作家威尔斯．陶尔的《一切破碎，一切成灰》，也很吸引我。这是春天里韭菜一样疯长的阅读。
北京成恩影视文化传媒有限公司有很多事要做，最近主要是拍摄工作，还有几个合作项目正在紧张进行中。
记者：这一大摞日程，可见您博闻是建立在大量阅读上的，多气势磅礴的一个饕餮主义者啊。可见您平时把历史、哲学、艺术、生物、现代科技等的思索都融入一首诗中，而且在从容不迫、孜孜不倦的叙述中，转换成了超验。所以，这一切绝非是一个懒惰者可以做到的。近来，去您博客，看到您最近写的诗诸如《张爱玲传》、《鹅塘传》、《章子怡传》等等，都带有“xx传”， 发觉您已进入一个“诗传写作”（这个诗学新词姑且这样命名）的大架构里，在短短一首诗里您或为一个人或为一个地名、水果、动物、自然现象立传，我想知道您每写一篇“xx传”时，是怎么构思的？会为每篇“xx传”拟定特别的读书计划吗？
李成恩：去年我写了一年的“诗传”，收获颇多。我的构思来源于日常阅读与生活经验，并无特别的阅读，我不会为了写某首“诗传”而去读什么书，我读的书比较杂，但我的“诗传”却是有计划的，有写它的目标与意义，不得不写，不是随意打开电脑就敲。我企图通过“诗传”构筑我的诗歌体系。
当然我的阅读也会反过来促进我的系列诗歌创作。
记者：据知您现在在写长诗《胭脂传》，您怎么看近年的“长诗热”。
李成恩：“长诗热”我没有特别的关注，对现在进行时的写作我不想太多关注。长诗由来已久，但真正让我敬佩的作品并不多，大家都在投入精力写，说明长诗最能见证一个人的耐力与水平，如果一个诗人能留下革命性的长诗，那就能笑着离开人世了。
另外，我觉得这是一个能暴发出杰出长诗的时代，因为这个时代有太多的惊心动魄，有太多的荒唐与无耻，有太多的心灵的折磨，有太多的沉寂与浮躁，有太多的可以写成长诗的材料与情感。如果我们错过了时代的恩惠，那就把如此广阔与深邃的内容留给下一代人来写吧，我不会放过任何一次历史的机会，也不会错过时代把复杂的选择交给我。
写作是时代最好的出口，我写故我在，我思故我痛。
长诗，是相对于短诗的长跑，短跑天天有，长跑周周跑。累吧，但对诗人的身体与脑子有益。
记者：是啊，一首长诗结构宏大严谨，时空跨度长，形式新颖独特，变化多端，得善于叙述之笔，得集小说家与诗人集成之功，注入了诗人全部的思想、全部的心灵、全部的理想，探索世界万物的种种矛盾，您说没错，这个时代有太多的惊心动魄，有太多的荒唐与无耻，有太多的心灵的折磨，有太多的沉寂与浮躁，这个时代如此荒谬，这种现代性如此葱茏，长诗肯定会在某些准备充足的诗人让这个时代发生了巨大的痉挛。说回您吧，丁成说“李成恩似乎是刹那间蹦出来的。”，熊焱说“李成恩仿佛是横空出世的。”似乎您在一夜之间红遍中国诗坛，而且您还那么“高产”， 年纪轻轻就出版了三部个人诗集，说说您是什么时候开始写诗的？您觉得当下诗歌的真相是什么？
李成恩：朋友们看到的只是表面现象，其实他们错了，没有从石头里能蹦出来的悟空，没有天上掉陷饼的好事，我的写作之苦谁能知？我的写作的煎熬谁能懂？我写废过的稿纸有多少捆？我压箱底的诗稿有多少已经发黄？我知道写作这件事是多么的艰辛。
我从初中时就开始写诗，是那种天不怕地不怕，春夏秋冬，风花雪月，故乡人世，天文地理，我都写过，无知者无畏，年少的写作单纯而美好。直到2006年因要为教育台一个栏目拍关于诗人的纪录片，才与北京的诗人有一些接触。他们给我介绍几个不错的诗歌网络论坛，那时我才开始公开贴一些诗，没想到引起了关注。在我的原则里我认为写作永远是一个人的事，与他人无关，一个写作者只有不断写，最终留下不朽的作品才是最高的追求。
您问我“当下诗歌的真相”，我只能告诉你，我不关心“真相”，我认为当下诗歌还不到追问真假的时候，我最不愿意看到那些动不动就说谁是伪诗人，谁是真诗人，谁是天才，谁又是大师的论调，这些命题与指认本身就令人不舒服，充满了别有用心的伎俩。最令人恐怖的是一些老大不小者居然以真理在握、道德至上的君子自居，发布一些只能更加混乱与无聊的结论，好像其本人就是真理的化身，所有“真相”就在他（她）家里。其实，这里面充斥了谎言与臆想，大多是错误的。因为历史正在现实中行进，就诗歌文本而言，能留下来的诗歌只能在一百年后――我认为至少要用一百年的时间来检验才能分出什么是黄金，什么才是垃圾，什么是真相，什么才是假相。历史明白地告诉了我们，一百年前的诗歌留下的是哪些人，哪些作品。
我相信，历史不会放过任何一个天才，更不会记住任何一个蠢蛋。
记者：简单说说您的“胭脂主义”。我倒觉得，您作为女性诗人，展现出来的那种阳刚、坚硬、大气、豪爽的诗歌风格，给我留下了深刻印象，您的诗歌写作，有女性诗人难以到达的更为旷达和深邃的境界，其实我倒觉得你是女性中的须眉，并在诗中最终获得人性超越，仿佛有了神性的辨别力。您会不断修正自己的主义或颠覆自己的主义吗？主义又在诗歌中扮演了一个什么角色？
李成恩：记得刚在论坛上贴诗时，很多人认为我是男孩。我觉得这可能与性格有关，小学时像个男孩子一样坚硬，我是那种天不怕地不怕的孩子。我外表给人的感觉虽然清秀，但性格却像男孩子那样直爽与乐观。
童年经验决定了我的诗歌写作也是如此，坚硬而又一往直前。我的写作中有“秋瑾”一样的女侠情怀，我所提出的“胭脂主义”不会改变，也不需要什么修正，我坚信我提出的主张是经得住时间与历史的检验，我认为女性写作相对于这个脆弱的时代，必须要有一个诗歌的革命者带领我奔跑，我相信我的“胭指主义”就是那个诗歌的“秋瑾”，就是那个蒙面打马而过的诗歌革命者。我不会在意有多少追随者，我认为一个诗歌主张，是不需要多少追随者，要的是提出者本人的写作能不能形成一定的气象，能不能给时代证言，能不能代表一个前进的方向，能不能为历史留下作品，我认为我正在做这一切。
主义是我写作的灵魂，没有主义就像一个人没有了灵魂。
我贯穿始终的是我对女性诗歌的信仰的坚守，我没有后退过半步，哪怕是在最孤寂的写作中，或者是在最热闹的荣誉面前，我都坚守了自我。我的“胭脂主义”并不受人关注，这种状态是最好的，我最反感的就是过多过滥的谈论，过多的宣传与评价，一切还为时过早，谈的再多，还不如留下有说服力的文本，没有文本的主义才是苍白的，没有主张的诗人才是一具活尸。
记者：当一个新人提出和坚持一个新的主义,之不见容于保守的思想者,是必然的。所以,诗人只能建立一个人的王朝。众声喧哗的场面构成了一种诗歌生态，但诗人的影响与价值则取决于他在这片生态中独立的位置。他的孤独是伟大的。尝试也是先锋，我们不能忽视我们的孤独，就像闪电，就像一个神的诞生，每一行的存在都是光的消失，所擦伤留下的伤疤——就像郭沫若能写出《女神》，徐志摩能写出《再别康桥》，和他独特的个性，也不无关系。并不是每一个人都能成为诗人，如果他的内心不带点疯狂劲，他的灵魂不蠢蠢欲动，甚至他的性格没有一丁点神经质。试想，一个不狂的诗仙，怎会吟出“天生我才必有用”，没有豪肠阔肚，又怎大呼“唯有饮者留其名”。而一个成功的现代诗人则他至少要具有深刻的反思性，严峻的批判性，成熟的怀疑主义。而我似乎也可看出“那个蒙面打马而过的诗歌革命者”，在未来岁月中一骑绝尘。嗯。汉语是用来招魂的，语义暧昧，有韵律感，但在今天，您觉得丧失音乐性的现代诗歌又用什么去补救呢？现代诗歌的灵魂在哪呢？
李成恩：音乐性其实是诗歌最早的属性，我喜欢诗歌的音乐性。
但是，音乐性不是诗歌的全部。自五四白话文运动、辛亥革命、解放战争诗歌、朦胧诗歌、第三代诗歌运动，直至当下的网络诗歌。这一路走来，现代诗歌的合法性问题得以解决，但诗人们越来越找不到北，这不是一个诗歌的音乐性的丧失的问题。其实，音乐性没有那么重要，古诗是可以用来谱曲唱的，方文山与周云鹏的诗（词）可以用来唱的，但他们离现代诗很远。
您提到“现代诗歌的灵魂”，这当然是一个“语义暧昧”的提法，但您的意思我明白。您是指现代诗的真正的现代性是什么？也就是“灵魂”是什么？我一度认为是人的超验性在诗歌中的体现，这包括我们的情感的超验性，我们在现代诗歌的写作中所积累或不断在突破的语言的后现代性，但我又不能完全确定就是这些，我冥冥中感受到个人的写作会改变一个时代的诗歌，但这“个人”在哪里呢？是谁呢？或许这样的人不存在。
记者：哈哈，五四运动以后，白话诗推行将近百年，白话诗最大的惊喜就好像有个陌生人站在我们面前，从内到外都可以让我们有无限暇想。这行将近百年的中国白话诗有哪些诗人给您留下了比较深的印象？新诗现在尚在探尚在实验，您觉得写好新诗的难度在哪？
李成恩：李金发爷爷，朱湘爷爷，胡适爷爷这类先行者。他们死得早，很遗憾我不能与他们共朝共代。他们是那个时代的精英，他们的一言一行，一诗一句随时可以复活他们的生命。我愿意做他们那样的诗人。他们的个性与追求太有风度了，我们现在怎么就变得那么的了无生机了呢？
我喜欢他们的长衫与胡子，喜欢他们一阵风一样的诗歌人生。
同时，我要告诉高先生，他们不是我的陌生人，他们如果现在突然站到我面前，我不会有丝毫的陌生感。因为我们的血脉里流淌着他们的诗歌血液。他们的气质虽然失传，他们的风度虽然我们可望而不可及，但我一直在默默学习他们的美德与那一颗颗虽死犹生的诗心。
关于“新诗的难度”，我想打一个比喻，诗人如同关在笼子里的鸟，有的关死了，有的胸怀蓝天，不是被关着就失去了歌唱的本事，我们的喉咙里能否发出歌声是检验我们是死是活的标志。
写好诗首先在于你是否有身在笼中而胸怀蓝天的境界，其次在于你的喉咙是用什么做的，如果你的喉咙是破铜烂铁，如果你的喉咙里塞满了泥沙，那你就不可能发出歌声，在这样的境界或写作条件下，是不可能写出好诗的。写作的难度也正在于此，首先我们要把关在笼子里的身与心分开，要把心放出牢笼，而身尽可以留在笼中。其次，我们要审视我们有什么样的喉咙，如果你是烂喉咙、泥巴嘴，那就改喉换嘴吧，别无他法，一个整天自我感觉良好的家伙，但他所受的诗歌教育只是网络兴趣的引导，只是中小学课本的统领，只是某利益集团的颂歌式的需求，我想他（她）彻底废了，不可能逾越诗歌难度而轻松抵达诗歌的最佳境界。
记者：在现代，诗歌从来没有真正主流过，不管是上世纪的八十年代还是五四时候。它就像金字塔的塔尖一样，是精神高端，您觉得做一个诗人孤独吗？您觉得汉语诗人的困境与出路在哪？您觉得汉语诗歌的困境与出路又在哪？
李成恩：这要看“主流”到底以什么为标准。
我，就是我的“主流”。诗歌是我的“主流，”永远是我的“主流”。所以，我从不孤独。如果一个诗人深陷于孤独中，我则认为他（她）的写作出了大问题。尤其在近年，我写作的孤独感似乎没有了，我觉得我与一流写作者可以对话，他们的书，他们的言论我可以随时读到，我可以把他们从书房里请出来，与他们交谈与讨论写作与思想上的问题，或者归于寂静中，独自思索，一本书，一壶茶，可以把我带入充沛的时光中，享受阅读与交流的快乐。
有一句歌唱的很妙，孤独的人是可耻的，在我眼里孤独的诗人是可怜的。
一个诗人不应该孤独，因为诗歌的世界最为富足。如果我们不能从诗歌中得到人生的乐趣，那么这个诗人就该真的孤独而死了。因为他不知诗为何物。诗歌的妙处，对于一个孤独者来说只能形同陌路。不是一条道上的人，怎能走一条诗路呢？我劝其早就逃跑吧。
“汉语诗人的困境”在于个体的封闭与个体的无知。一个关了肉身就关了喉咙的诗人，他（她）当然是死于笼中。不知打开诗歌灵魂的诗人，是还没有开窍的诗人，他（她）的可怜需要启蒙，需要点拨。“出路”无数，不一定要帮他打开笼子，有的人你给他（她）打开了笼子，但他（她）还愿意呆在笼中等待喂食，否则飞出笼子会被饿死。“出路”永远在自己的心里，写诗如参禅悟道，要悟。
记者：在2008年3月您《汴河，汴河》的诗集，获得中国诗界一片喝采。单从附录在诗集中就有十二位名家的评论，可见其受注重的程度。诗集中的作品把整个汴河活化成蓬勃的生命，光从作品的目录看，那里面有父亲、新娘、弟弟、姊姊、水鬼、木匠、渔夫、小学老师……. 等等，满满地装满了成长过程的美好回忆，说说您的汴河吧。也说说您的高楼镇。
李成恩：他人的赞美或批判其实都不是最重要的。重要的是你是否有感知世界在生命中流动的能力。
汴河，是我童年的河流。在诗里，它是我的诗歌审美指向，是我的文化寄托，是我的真实的历史与现实。
汴河与高楼镇都是真实存在的，并且通过我的写作而更加具有生命感。每一个人都有活生生的故乡，都有一条河流在你的诗里流淌，只是你没有让它发出声响，而我让它发出了声响，并且把它推到了我一个时期的写作的主流中。
写诗就是写你的灵魂里的响动，就是与你的过去、现在对话。如果你找不到情感表达的突破口，我劝其重新考察个体的灵魂，你的灵魂在哪里？你的爱在哪里？你的表达有没有审美的依托？这是写作的方法论。
我故乡的朋友们常议论，她怎么就写出了这样成体系的作品，而我们怎么就不能呢？因为我与他们共有一条河。但我要说的是，每个人都不是拥有同一个故乡、同一条河流。
说到底，我写的只能是我一个人的汴河，一个人的高楼镇。
写作无法复制，更无法传递什么成功的经验。写作是手工作坊里的劳作，属于个体的细微的差别。只有有差别的写作才是有价值的写作。
我无法向您清楚地描述汴河与高楼镇。因为我所写的从本质上是我想像的汴河与高楼镇。如果说汴河长多少，宽多少，岸边种了多少树，有多少田野，那其实不是我要写的汴河，我所写的是我灵魂里的一条河。
我更无法向您描述高楼镇是多么的人文化，多么的诗意，其实高楼镇在我的故乡有一个，在我来到北方后又遇到一个，我写的更多的是中国北方的高楼镇，因为我身在其中，它离我写作现场更近，但它依然不是现实生活的高楼镇。所以，我认为写作真的不是汴河边或高楼镇上的照相馆。
当然，我可以换一种说法，写作是我灵魂的照相馆。
记者：“灵魂”在这次对话中出现的频率之高，可见您始终恪守着一种较为鲜明的个人立场，“从俗世中来，到灵魂中去”，谢有顺做过的一个题，是的，在众声喧哗、失去尺度的时代，做一个诗人很容易，但做一个好的诗人似乎越来越难，难就难在他能不能特立独行、能不能从容大度、能不能沉静矜持，在文学“向自我、个人和内心的不断后撤或退缩”的时代，就看他的灵魂敢不敢从黑暗中突围而出，敢不敢向大时代的锋刃迎上去。也只有灵魂才能证明了这个诗人有没有拥有驾驭、言说重大社会与历史事件的能力。是了，您的作品包括了五花八门的经验和形式。您认为诗人最伟大的特质是什么？是形式上的呢？还是思考上的？
李成恩：对不起高先生，我觉得“伟大”一词太吓人，并且容易让人联想到一些“政治化”倾向的场面。我只有绕开“伟大”，而向您谈论我的平凡。
我认为，诗人最平凡的莫过于她（他）拥有一颗诗心。在平凡的生活中发现诗歌的特质，而不是我们自身一定要拥有过人的特质，一个写作者并不比一个躬身于土地上的农夫要高明，我也从不认为诗人就会比他人要高一等，诗人的本质就是记录，记录你所能感受到的爱，感受到的这个世界的微妙的变化，这样的“特质”一个哑巴、一个肓人比我们都要敏锐，或者反过来说，一个诗人如果既能开口说话，又能眼观八方，我倒觉得必须要向哑巴与肓者学习，学习他们对世界的敏锐，学习他们的手语与肢体动作，而现实是我们往往比他们还要迟钝。
这么多年的写作告诉我，一个幸福得对世界失去了痛感的人，一个失去了对事物的本质进行深度思考的人，他的写作要么滑向技术主义的深渊，要么停留于个人的小世界里固步自封，这样失败的写作还少吗？
形式的创新是自然而然的，写作中没有对形式或者技术的创造，那么这种写作就失去了不少乐趣，有的人写得很老实，比如老一辈诗人食指先生，他从一开始写诗就如同何其芳他们那一批人一样，坚持压韵，保持诗的音乐性，这固然可敬可爱，但新诗是要创造的，世界是要创造的，我从第三代诗人中看到了最有活力的形式的创造，把现代诗歌的形式主义革命推向了一个高度。现在轮到我们往前冲了。
思考是一个诗人必不可少的，当然没有思考的诗人也许会活得如鱼得水，因为时代不需要有思想的诗人，有思想的诗人在诗坛格格不入，并且会被一批“犬儒主义”者当作怪物与异端而加以防范。思想是艺术最锋利的武器，也是最能打破时代僵局的武器，所以思考是写作者的常态，谁不思考，谁就是一具木乃伊。
至于我的作品形式与经验繁复，这是我必经之路，这是我不想固步自封的表现。保持创作的活力，保持战斗力，是一个诗人的天职，我们往往看到一个诗人保持一种写作方式很多年，甚至一辈子，他（她）或许有他（她）的道理，但我趁青春年少，应该享受变化的快乐，我现在只是一个角斗士，我必须迎向复杂的写作角斗场，我现在只是一个拳击手，我站在舞台上，我的对手是我自己，我必须不断弹跳，不断出击，以便能准确地击倒我自己。
记者：能用一两个词来点明您的诗歌的核心的东西吗？请问李成恩，您觉得您作品中和时代氛围的距离又来自哪里？
李成恩：我诗歌的核心：爱大地，爱人类，对未知的探求，对创造的迷恋，表达女性主义的立场，思想的诗化与理想主义的狂欢。
核心就是力量，我的力量或许微弱，但它毕竟是我这个个体发出来的。我企图通过诗歌传达我对大地与天空，对这个世界的爱，而不是恨，我找不到恨的个体的理由，并且我认为恨是最低级的一种令人生厌的情绪，只有人类在疯狂中才会发动战争，才会出现人与人之间的利益之争，才会相互攻击与侮辱，才会产生恨，我的诗不必为恨而生，而是为爱而生，我的《汴河，汴河》，我的《春风中有良知》，我的《高楼镇》，还有我即将出版的《胭脂传》，无不是表达爱的审美。
我对未知世界有充分的兴趣，我想以诗向未知探求。
我对创造有天然的迷恋。创造是一个诗人的天性，我的诗不管做到了多少创新，但我有创新的意识。
女性主义的立场，正是我所提出的“胭脂主义”的出发点，一个女诗人不可能真正超越性别，或者说不可能无视性别而彻底置于男性话语世界中。女性主义的立场是宽阔的，是坚实的，是拯救性的，是温暖而具有生命力的。
诗人是思想的化身，情感只是外在的，内在的力量惟有思想。哲学还有诗化的哲学呢，诗人怎么就不能思想呢？
理想主义还存在吗？还在，至少我的诗歌无不体现出理想主义的倾向，宇宙洪荒，天地大美，理想的诗意永不灭，我为理想主义守夜，哪怕只留下最后一点星火，我也要坐守至天明。
我不觉得我的作品与时代的距离有多远，如果在您读来与时代的距离很远，那就是我的失败。我不想与时代的距离拉开，我想看透这个复杂的时代。哪怕我写的是正在消失的故乡，那也是在写我们母体的消失。哪怕我在写春风中一缕良知，那也是在批判为什么良知在风中飘散。哪怕我在写一个胭脂的传记，也是在向这个时代强行表达我的女性主义的立场。
时代是什么？时代是与我诗意的世界对抗的一面墙，是我在黑夜里疾行时的一个危险的沼泽，我一脚踩下去，踩到的是一滩时代的烂泥，是一堆臭不可闻的垃圾，我一头撞过去，迎面而来的是一面黑暗的墙，我会被撞得满面灰尘，甚至鲜血淋漓，这就是我与时代的关系，而不是赞美的关系，更不是田园牧歌的关系，我见过一生都在甜美的修辞中度过的诗人，我只能说这样的诗人麻木了，活得如一张甜饼，我祝贺甜饼快乐如甜饼。
记者：您怎么看“80后”诗人，想给您个难题，想请您列举10个“80后”代表诗人，新世纪十年韶华流逝，您们“这一代诗人”廓清了哪些最基本的问题？您们“这一代诗人” 反映了一个什么样的中国社会图像？
李成恩：这个问题不少人问过我，其实我对80后诗人的作品阅读的并不多，那我就列举几个平时交流比较多的，如丁成、肖水、杨庆祥、罗铖、熊焱、彭敏、郑小琼、周琦等等，我在主编台湾《紫丁香诗刊》80后大陆卷时发觉80后和85后的作品上还是有些区别，80后成熟稳健，85后的作品大多简单明快。85后只有少数人开始有诗的自觉性。80后老一辈诗人长跑运动后基本能分出谁的体能有多好了，有句话说的好，是骡子是马拉出来溜溜，马儿们都出来溜了，本来面目都看得出来了。
我们能廓清什么基本问题呢？我不能硬说我们是革命的一代，其实我倒觉得我们与上一辈人没有本质的区别，我们还没有贡献出什么，我们只是写作，如果谁说自己写出了独特的文本，那只能是笑话，连上一辈诗人都无限的平庸，我们怎么可能就超越他们呢？不是我悲观，而是时代的巨大幕墙还如此沉重，所有的写作者如果没有特别的强攻的策略与穿墙术，那必定在墙根下徘徊。
再说，所有的问题是一代代往下传递，谁能说胡适他们那一代解决了新诗的所有问题，当然胡适他们开辟了白话新诗运动的战场，艾青他们解决了个体与时代的融合关系，北岛他们释放了“四人帮”之后人民的怨恨，获得了合理的反抗，以及正义的诗人地位的确立。西川、伊沙他们这一代实现了语言的革命。
我们这一代做了什么？我们是“后一代”，后来者应该收拾残局，但收拾残局一代人可能还做不到，并且，80后与85后，出现了两个代际，不在同一个战壕，前者与60后、70后两代人区别不大，继承的东西多些，后者还小，如一群闯入者，吵闹的声响都不敢闹的太大，基本功都看不出来，还谈什么贡献，不捣乱就算不错了。
我们惟一可以说的是参与了网络诗歌的狂欢。这场类似于红卫兵运动的诗歌“文革”，出现的问题不比前几代人简单。诗歌民主或许推进了一大步，但这不完全是80后的功劳，这与上两代人的“苦攻”分不开，没有前两代人当带头大哥在网络上打江山，要靠80后可能还是一片迷茫。网络诗歌的贡献是中青年诗人的集体贡献。如果要分出功劳大小，以伊沙、沈浩波这两代诗人的功劳应更大些。我们只是后来者，这中间我们女诗人更是胆小者，男诗人才是主流。
中国当下社会在我们这一拨诗人身上得到了真实的反映。我们是快速混合的一代，甚至是拔苗助长的一代。我们的反叛与冲锋，无不体现了时代的巨变，无不体现了焦虑与失落深深地阻击了我们的成长。所以郑小琼的底层经验写作直接迎向了时代撞过来的墙。而我避而不写底层经验，我写的是内心的风暴，是失去文明之后的痛楚，是一个在我看来更加紧迫的时代命题，我们这一代人感受到了失去的东西再也回不来了。所以才有我三本诗集的主题鲜明的挽歌式的写作。中国社会的当下图景无不在其中显现。
记者：您怎么看文学与生活的关系。能简单说说您诗以外的私生活吗？作为生活着的李成恩和作为诗人的李成恩，这两个李成恩又有什么不同？
李成恩：文学与生活的关系当然很紧密。只有不负责任的写作者才会觉得生活与写作可以分离。
私生活无非就是梳妆打扮、油盐酱醋茶的生活，稍有尊严的人可能都反对私生活公开展示，为什么说是“私生活”呢？“私”就是个人的，不可共享的，否则就只能叫“公共生活”了。
如果一个人喜欢暴露其个人生活，比如现在疯狂的微博中的大部分小资人士，基本上属于无聊之人了，没有正经事可干，以此打发时光，引起围观，在我看来没有多大的意思。
生活着的我与诗人的我，不可能是两个我。在诗中我没有摆出一幅苦大仇深或情深似海的面孔，生活中的我也普普通通，从不刻意让自己变成一个愤青或时尚先锋，活得真实与活得自在是最基本的。
记者：欧阳江河直到2010年才获得他国内第一个奖：华语文学传媒大奖“2010年度诗人”，您觉得奖对于一个诗人的意义在哪？而他获奖的也是长诗，《泰姬陵之泪》，您怎么看长诗被肯定，您觉得这会影响诗人未来几年的热度吗？您关注过华语文学传媒大奖吗，怎么看这个奖？
李成恩：奖是一个组织或团体给一个诗人的某种肯定，大部分的获奖值得祝贺，但不值得追求。奖项的标准的设定，以及评奖的规则与评委的好坏，比得奖本身更重要。这是我这几年在诗界所见奖项的感想。
长诗被肯定不一定就意味着长诗会影响未来。欧阳先生的那首长诗我当时就读到了，是很好，但不是他写得最好的，也并不长。不过，他总有新的创造，必读。
华语文学传媒大奖是南方报系的大奖，值得关注。首先南方报系有独立的新闻品格与人文追求，这在复杂的中国媒体界令人敬佩，以陈朝华先生与谢有顺先生为创始人的这个奖，在国内坚守了文学独立的思想品格，就如同诺贝尔奖，它为什么能立得住，因为坚守了其价值倾向与审美立场。华语文学传媒大奖在一定的体制规则下，能做得这样独立，与中国文学现场保持了同一呼息，难能可贵，我还没有发现有什么问题。
记者：历来都有人认为，中国诗人只要在政治上有异见，就能得到西方的关注，甚至获奖，您怎么看这个问题？从审美角度来看，您认为西方读者能欣赏中国文学特色吗？诺贝尔文学奖适合中国诗人吗？
李成恩：文学里的政治异见是最浅层次的文学。文学不是政治。政治更不是文学。
那些打政治牌的文学人士请不要把文学与政治见解混为一谈。文学里可以有政治，但不是全部，尤其是通过文学来表达异见，就比较单纯了。文学是人学，是要触及到人的灵魂。而政治如果离开了公平与正义、道义与良心，就变成了利益集团之争了，而人民的情感与正义的诉求就被盗用了。
我现在一不小心读到某些带有强烈的政治立场或维护政治利益集团的文学作品，我就要表示怀疑，因为不对人类的终极命题发言，而围绕某些政治主张而写的作品，我实在是看不下去。
过去很多年，某些诺奖作品并不见得就是当年最好的作品，文学不应去政治化，但政治异见只是一个很小的方面，不足以支撑起人类的文学天空。
西方对中国文学的认识，首先在于对中国社会与历史的认识，认识太浅，中国文学就不可能获得西方的认可。
中国活着的诗人中没有学贯中西、纵横古今的大家，有的只是单独的文本，并且数量有限，中国诗人有的活了一辈子能拿得出手的作品并不多，不论是从诗歌技术创新上还是独立思想上都较为单薄。
如果诺贝尔奖把政治异见当作第一标准或第一审视条件，那获奖与不获奖意义都不大，如果我们没有自己真正的文学，我们民族与国家还有什么希望呢？中国文学是中国人心灵的文学，诺贝尔奖评委如何看待中国心灵，就会有什么样的结果。
但中国诗人谁人能说他（她）的作品完整地反映了中国人的心灵呢？
记者：2011举办了一场“溢美之瓷”的诗歌朗诵会，去了不少微博网友，您如何看待当下微博成为诗歌传播新方式的现象？
李成恩：微博改变了博客的功能，变得更快更尖锐更有现场感，拉近了人与人之间的距离，成为全球化的最具威力的工具，甚至超越了手机、电话等通讯产品。
微博不可避免地成为了传播诗歌最快的方式。我们都在享受它带来的好处。
但微博与诗歌的关系，还处于传播学层面，没有深入到诗歌内部，比如诗歌这一牢不可破的文体如何通过微博得到革新？如何把大众情绪与社会真相及时表达出来？还没有诗人能抓住这一点进行内容与形式的突破，值得尝试与期待。
总之，任何新形式与新工具的出现，都应该接纳，而不是排斥。诗歌是敞开的世界，所有创新的形式都来吧，诗歌的世界没有禁区。
记者：我与您结识也是在腾讯微博，您来微博也有半年多时间了，您觉得微博对诗歌的传播能起作用吗？微博又对诗歌的受众有何意义？毫不忌讳提及我的《新诗经》，想您谈谈《新诗经》给您印象吗？
李成恩：对普通大众的传播能起到作用。
如果是不痛不痒的诗歌，普通大众不会感兴趣，要么是很甜的诗歌，要么是很愤青的诗歌，在大众中才有市场。这要分析微博的受众主要是哪些人群，如果是一般的上班族，年龄在20－25岁左右的小资青年，那些爱呀爱的小情诗可能比有思想深度的诗要受欢迎，还有一类读者，受到正统的学院教育，可能会喜好有修辞功力的有古典诗歌传统的作品，还有就是汪国真那样的浅显直白的励志诗歌，在普通大众中应有大量知音。包括于丹那样的电视古诗词解读节目，能成为大众紧张生活的精神调剂品。在微博上基本上是这几类功能的诗歌，诗歌不是社会文化生活的主流作品了，也不是大众网络的主流内容。这没有什么不好，相反这是最正常的了。因为诗歌是小众读物，不是大众文化读物。不是读的人多，就一定是好东西。
《新诗经》在腾讯微博能打下一片天地，可喜可贺。
相对于伊沙在网易上的新世纪诗典，你的来得要晚，伊沙是名人，他十多年来在大众文化界与中国文学界的影响力较大，有他的个人品牌就能支撑起一个活动，加上他选的多数是有成就的诗人作品，所以影响很大。
你的《新诗经》时间还太短，还要一定的时间来赛跑。不过《新诗经》的气象出来了，我看你的《新诗经》，最想读的还是你的评论，你的评论短小中见你的功底，关键是你有自己独到的见解，把一个诗人的优势几句话就点出来了，并且角度大多很新颖，我客观地说你的评论比某些诗更耐看。
《新诗经》的设计很漂亮，有创新点。更有创意的是你还配有新锐诗人推荐，这很重要。但问题是优秀诗人读者比普通读者少，普通读者固然重要，但诗歌专业人士还是主流读者。
记者：您觉得“《新诗经》诗人系列访谈录”做下去有意义吗，您直说！包括《新诗经》做下去有意义吗？
李成恩：一定要坚持做下去。意义很大。这是微博时代的诗歌战场，为什么不坚守呢？我支持你，我相信众多微博网友与诗人们都会支持你做下去。你是一个有想法的诗人，又有实干精神，必须要坚持，只有坚持才有希望。
《新诗经》如果能坚持两三年，我想中国优秀诗人就一网打尽了，这是一个需要耐力的长期工作，你可以更加的轻松与随意，或者找朋友一起做，否则你一个人太累了。
我期待你们在微博上的诗歌系统工程能在一定程度上改变中国新诗的大众环境，也给大众与诗人们更多的信心，现实压力太大，所幸我们还有诗歌，还有微博诗歌这一阵地。
记者：创作与拍纪录片，是您成就的两翼。拍纪录片是您生活不可或缺的一部分？能说说您拍了哪些比较难忘的纪录片吗？
李成恩：《汴河，汴河》、《父母不在身边的日子》、《三轮车夫》、《最后一个摆渡老人》等一系“底层关怀”的纪录片。现在我在做另一个系列纪录片，做得比较慢。
我希望能够拍出纪录片的精品，精品我是指像康健宁先生的《阴阳》、王兵先生的《和凤鸣》那样的作品，哪怕不能播出，我也要拍的那一类直指人心或直接表达当下中国的纪录片。
同时，我还在《深圳特区报》上开有“谈影记录”的纪录片专栏，每周有一篇谈经典纪录片的文章，我计划把中外最好的纪录片做一次完整的梳理与总结，谈我对优秀纪录片的看法。
记者：好诗是未知的，就像从未一见的灵魂，我还想强调再多问一次您相信灵魂吗？最后我仍想请您透露一点自己的诗歌“野心”。
李成恩：我相信灵魂，但不信鬼魂。
灵魂是人的气息，鬼魂就是鬼魂，不值一见。
我的野心就是没有野心，让个体彻底消失在茫茫人世。
诗歌是人的气息，是活在人世的气息。而野心就是鬼魂，不值得相信的邪恶的东西。
写出人的气息，留下带有灵魂的作品是我的追求。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