任颐（1840-约1896），初名润，字小楼，后改字伯年，浙江山阴（今绍兴）人。擅画人物肖像。所画肖像，细部毫发毕现。曾为虚谷、吴昌硕、高邕之等挚友画像。书法参用画意，法度严谨之外别有巧趣。其在江南一带影响甚大，为海上画派中的佼佼者。
　　任颐的《芭蕉红叶图》（见左下图），纸本，设色，纵179.2厘米，横46.6厘米，现藏于辽宁省博物馆。画面用恣意豪放的线勾勒出芭蕉，罩以极淡的花青色，占到画面的三分之二；以朱砂阔笔抹出红叶，白粉提醒蕉花。上端一片空白，下实上虚，虚实相映，可谓妙趣无穷。红叶躲在蕉叶后面的空隙中，所占空间只是很小的一部分。在这里，任颐用对比的手法巧妙地突出两者，如芭蕉和红叶的空间对比，大面积的线描和阔笔块面的对比，极淡的花青和妍丽的朱砂的对比，饱满、白嫩的蕉花和劲挺、赭黑的枝条的对比。红叶是整幅画中的点睛之笔，不仅点到主题，还带动一切，使画面浑然一体。任颐在构图方面堪称高手。他脱离前人窠臼，不受成法拘束，非常注意主从、疏密、虚实的关系。他不但在整个布局中把握住了重点，而且在各个局部中也分出主次，使画面给人一种空灵、明快的感觉。他从不满足于一个僵硬、固定的模式，总是层出不穷地探索创新，创造出多变的构图。在《芭蕉红叶图》中，他将纵、横、斜、曲的线条巧妙地组织在一起。一抹朱红，出奇制胜。关于他的构图，书画家蔡若虹这样评价：“如果说任伯年的花鸟创作的意境是诗，那么他的构图就是音乐。”
　　任颐是运用色彩的大师。王雪涛先生评价说，任颐用色，近百年来没有一个人及得上他。任颐在花鸟画中的用色是突破前人的。他在恽南田“没骨法”的基础上采用红绿对比的手法，设色增多，却无红绿“火气”，把复杂的颜色统一起来，优美活泼。任颐善于用水、用粉。他的淡色没骨花卉画淡而有神。如画桃花、水禽、荷叶等，用水、用粉功力独到——趁色彩未干之际，以水或粉再作勾写点染，因而色彩淡雅明洁，画面显得珠圆玉润。这种画法的用笔、用色中就掺和了西洋水彩画法，格调新鲜别致，颇有新意，特别能表现瞬息多变的色感，使其用色更具逼真的表现力和天然的韵味。所以，任颐晚年的许多没骨花卉颇似水彩，用色轻倩明丽。
　　与任颐用色流丽多彩、类似水彩的众多花鸟画作品不同，《芭蕉红叶图》的用色显得简约大气，颇有惜色如金的意味。美国艺术理论家阿恩海姆在《艺术与视知觉》中说：“当某件艺术品被誉为具有简化性时，人们总是指这件作品把丰富的意义和多样化的形式组织在一个统一结构中。”在《芭蕉红叶图》中，芭蕉的外部表象——色彩，全都被抛弃了，物体的形态、空间全都以线条来描绘。一种如此清新的趣味，一种意到笔随的手法，并且只用很简单的组合，就从容地表现了许多的事物。如此，就使简化性达到了更高的程度。一组行云流水般的线条、一抹看似随意却形态讲究的朱红色，营造出了“万绿丛中一点红”的美妙氛围。
　　《芭蕉红叶图》是任颐41岁画风开始转变时期的作品。他早年的用笔是典型的“钉头描”，强调线的波折和流畅变化，强健而有弹性。中年后，他汲取八大山人的长处，“钉头”渐收，笔势趋于奔放，完成向“游丝描”的过渡，并且脱略任熊、任薰的笔意。他根据物象特性配以相适宜的笔法。花的娇嫩、鸟的轻盈、枝叶的飘逸、禽毛的蓬松、树干的挺拔……在他笔下被描绘得生动而真实。他笔法多变。《芭蕉红叶图》中侧锋、藏锋、细笔、阔笔交相融合，挥洒自如，因而画面生动而富有神韵，产生出或清丽、或凌峭的韵味。清末花鸟画家虚谷评论任颐的绘画艺术说：“笔无常法，别出新机，君艺称极也。”这话并不过誉。
　　任颐是大众画家。虽然他曾跟随文人画家学画，但却有丰富的现实生活做根基。他从现实生活中选取题材，加入民间绘画的自由活泼和生活气息。他创作的花卉题材作品已经突破传统的藩篱，不再仅仅是孤傲绝俗、自命清高的君子画，而是更多地描绘日常习见的各种花木，将生活中的美通过典型的艺术形象表现出来。所以，任颐的花鸟画雅俗共赏，无论是劳动者、文人雅士，还是商贾之人，都喜欢他的画。他这种兼工带写、明快温馨的风格开辟了花鸟画的新天地，对近现代的花鸟画产生了巨大的影响。