谢冕读《谢冕画传》感言——

昨日黄花

文/谢冕

   这里讲的是都是些昨日的故事。昨日于我已是过去，留下的是欲说还休的无奈。都说往事如烟，丝丝缕缕，却似一堆乱麻，理不清，不如缄默。又都说老人喜欢怀旧，但我此刻总想忘却。话说一个刊物，还有一堆朋友，或是同辈，或是后学，一时兴起，做了这个专辑，加上一个别册，替我讲述过去的故事，想拦都拦不住。这是壮举，更是义举，于我，仿佛更是多余之举。话说这三晋大地，一边是太行，一边是吕梁，汾水缓缓流过这片多情的地面。有歌邀请我们阳春三月去那里看杏花。眼下三月已过，杏花已谢，看不成了，有些惆怅。好在那里的人深情厚谊，坚持要向不知不觉消失的春天留下这记忆。知道我的，知道我不看重昨日。我的昨日甚是庸常。对比而言，我更看重今天。今天是可以把握的。例如此刻，朋友惦记，这就是今天的幸福。时届己亥、庚子之交，一场瘟疫凶猛而至，举国为之震簌。万千志士，驰赴国难。江城封鈅，黄鹤绝踪，万民禁足。九省通衢，顿成锁国。正是此际，朋友从旧书堆里捧出了这一堆旧日黄花，也许是在慰我此刻的伤怀与寂寥？而我牵萦的唯有今日！今日何日？何日如歌中唱的，五月杏儿熟了，九月谷穗长得像狼尾巴？何日把酒牧童遥指的杏花村！2020年4月1日凌晨（编者按：当为3月31日），读《名作欣赏》张玲玲发来王珂所编影集，附笔。此时京城仍在严格管控之中。
  另附《画传》组稿人王珂3月5日给张玲玲主编的微信留言：
  苦战数日，昨前晚都干到晨三点！实际是从去年八月就领的任务，一直在干。今天终于将《新诗园丁：谢冕画传》的图片工作做完。此活确实太费工了，通过私人、网络等渠道大海捞针找图片，找到后确定版权和肖像权，再确定拍摄时间地点和相片上的人物姓名……好在混迹诗坛数十年，人脉广，仅在今天，就得到高平、孙晓娅、潞潞、王幅明、高昌、李浔、安琪、王若冰、冯娜、马启代、彭金山、徐兆寿、顾北等二十多位诗人的支持！整个过程“打扰”百人以上！如多次通过我东大同事、现代汉诗研究所副所长范雪博士，去问她的北京大学老师姜涛等，确定相片上的人名。今天，首都师范大学中国诗歌研究中心副主任孙晓娅教授还为我确定了一位学者的肖像权。诗人诗论家们支持我的原因是谢冕先生”德高望重”，我今天突然想到用”新诗园丁”作为”谢冕画传”题名。他确实一生都在新诗园地辛勤耕耘！file:///C:\DOCUME~1\ADMINI~1\LOCALS~1\Temp\msohtml1\01\clip_image001.gif

编辑手记——给我一个“拒稿”的理由

   文/得一

    作为编辑，有一项比约稿、组稿难度更大的工作——拒稿，以及给出一个不伤人、站得住的理由。这可能因人而异，但在我的确为难。去年，微信公号上开过一个栏目，意在为达不到刊物发表要求但潜力很大的稿件提供展示平台和机会，很多年轻学人投来稿件。其中一位多次来稿，因为她的确写得不错且勤奋，因此就给她多次刊登。有次，她写来诚恳的信件，希望这次有机会见刊，我答应先看看稿件再说。打开看过，我经过一番心理斗争后回复她，大意是你的评论写得不错，但你评论的对象（文学文本）不好，它配不上你的赞美。我给她这样的拒稿理由，并不仅仅是为了拒稿，而且也想提醒她，不要把自己的才华浪费在这样的评论对象上。这样的情况，前段时间又遇到过一次。

    “中国文学批评也喜欢‘寻章摘句’，也喜欢‘披文入情’，所谓‘寻枝振叶，沿波讨源’，强调从字里行间悟入，文本分析的传统在中国古代文论史上一直都很自觉。别的不说，古人在语言文字上几乎都有洁癖，像今天许多批评界同行捂着鼻子，对许多语文基本功都没过关的恶劣文本分析来分析去，力图越过语言文字，发掘背后的微言大义，这在古人看来，也许是不可思议的恶趣味吧。”郜老师批评的被批评文本是“语文基本功都没过关的恶劣文本”，而我拒绝的这些评论中的被批评文本，至少“语言基本功”是过关的（从转述或直接引用中可以看出），但从其他方面看，它们都不是值得“分析来分析去”的文本，何况当前的批评风气是只说好不说坏（即使说坏，也是在文末三言两语一笔带过），因此这样的分析文本或批评文本的存在价值就值得怀疑了。 这两次相似的拒稿后，我就在想我的这个理由是不是站不住脚，只是投稿人出于礼貌或在不对称的编辑作者关系中没有反抗罢了。今天读到郜元宝老师的一段话，让我不再“自责”或“怀疑自我”了。郜老师在他发表于《中华读书报》的《时文琐谈》中说：

    于是，我进一步想，那些普通的或处于成长中的文本难道就没有被批评或分析研究的必要吗？当然有，但如果是文学批评，那就是：“说坏”为主，“说好”为辅。如果你把一个普通的文学文本夸得像传世经典一样优秀，那这个作者还能成长？

   而在我，如果以后再遇上这样的来稿，就不用做心理斗争了，因为我已把自己说服了。

不错！