豪餐
作者：丁连如
1974年的春节过后，我们三人又来到山湖水库来做工，每天的运输工作很繁重，加之生活中的清汤寡水，我们的肚子里实在没有油水了。
一日下雨，地方老百姓将自家饲养的猪偷偷地杀掉了。（此时的政策仍然是统购统销，鸡，鸭等畜产品严格管制）推销猪肉，价格同国家市场价格一样，每斤0.73元。那时的猪肉不肥，你想人的一日三餐都吃不饱，哪还有粮食来喂猪，少许的糠加野菜那就是猪的主食。
此时的我已经26岁了，姜邦礼学长比我小一岁，张师傅37岁都是身强力壮。每次运送的一板车石头，都在1800斤到2000斤不等。如此的付出只是为了那么一点的收入。此中的辛酸苦辣，没有经历过的人，是无法知晓的。
我和姜邦礼学长都想买肉，不知买多少。碍于张师傅的面子——他像老大哥那样的关照过我们，我二人只有干等着。
张师傅见此情况，他说，“我知道二位兄弟的心思，都想慰劳一下自己，你们看买多少？”我二人一听雀跃起来，同声说；“我们听师傅的。”我们三人都知道，无论何种花费，都是“蜻蜓吃尾巴——自己吃自己的”。
张师傅沉思了一下，随手拿起一块肉，计重7.2斤。他说；“人生难得有缘同睡稻草铺，今天就来个你我兄弟三人大吃一顿，改创一个世界纪录。”于是乎，我烧火，姜邦礼学长去买酒。
当满满地一大盆红烧肉放在桌子上，各人将二斤白酒平分了。大家就开始边吃肉边喝酒。这一顿美餐确实是我们这些人的一大享受。
当三人酒酣耳热时，张凯师傅说：“天下没有不散的宴席”，我们兄弟三人的缘分已经尽了。他已经接到生产队王宏山队长的来信，让他回去开十二马力的柴油机了。我和姜邦礼学长闻听此言，心中好一阵伤感，毕竟我们在外相处得很好，此次豪餐由我二人负担，作为给他的饯行。他是坚决不同意。
在不知不觉的闲谈中，7斤多的红烧猪肉（舀了少许的肉给房东）和二斤白酒就被我们三个人全部地吃进“五脏庙”了。
在张师傅走后，姜邦礼也走了。就剩下我一人在此，随同滨海县八滩公社的十几个人继续拖石头，干苦活。
备注：此篇文章摘录于<脊梁骨>第二册